前幾天，霍太太收拾書房裡的文件櫃，在亂得像碎紙機一般柜子里居然找出來霍先生的初中畢業證書。上面寫著：「學生霍XX於一九六六年七月在本校初中三年級學習期滿准予畢業。北京第四中學革命委員會」落款的時間卻是「一九六八年八月一日」。
扉頁上赫然印著當年人人耳熟能詳的諄諄教導：「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就將一事無成。革命的不革命的或者反革命的知識份子的最後的分界，就是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與工農民眾相結合。」
霍太太說：「說話就是三十年了。你到底是革命的，不革命的，還是反革命的知識份子呢？」
霍先生聽著太太的調侃，嘴上支應著：「這還真不好說」，可心裡頭封塵日久的記憶慢慢地就翻騰起來了。
霍先生從小就膽子小。霍先生的媽媽老說，霍先生考小學那會兒，考了實驗二小怕取不上，又去考了實驗一小。後來都考上了，不過想著實驗二小離家近，於是就去了實驗二小。多少年之後，霍先生娶的太太就是實驗二小的同班同學。霍先生後來都有了孩子，到外國也讀了書，搞了研究，他媽還是把這樁事說個沒完，霍太太就笑話他沒出息。霍先生也不惱，對他太太說，要不是當初膽子小，哪兒來的這個太太哇。
霍先生後來上了中學，學校還湊合，可他老嫌人家不教他喜歡的東西，成天在家鼓搗無線電。從皇城根廢品站買回一大堆電子管，可也沒見他裝出個像樣的東西來。到了文化革命，他索性也不去學校，還是拆了這個裝那個。他父親一倒霉，造反派衝進來抄家，看到這些玩意兒，高興得了不得，說這回可算找著特務往國外發情報的地方了。
分配他去山西插隊，他也不去，說是要把美蔣特務的疑問搞清楚。可人家正查著，他又轉身和兩個朋友自個兒去了山西，說是得親自瞧瞧。雁北是個窮地方，村子裡的人上工前要先往地頭上的笸籮里丟二分錢。上工沒有工分，秋後也沒錢分，這二分錢是用來買救濟糧的。所以來這裡插隊無非就是多分一份口糧。可那兒的農民待人真好，死乞白賴非要他們來，說：「來吧，沒啥，反正都是吃國家的哩。」同來的朋友都不樂意，他也就跟著回了北京。可心裡留著個心眼兒，一路上沒少瞧見新鮮事兒。
好些年之後，大導演吳天明在雁北拍了部電影叫《老井》。有些人說那是胡說八道，解放都好幾十年了，我們的生活比蜜還甜，說著說著就要罵街。當初的好些事兒就是那樣，凡是說生活不比蜜甜就容易有麻煩。攝製組後來只好說了實話：電影裡張藝謀玩了半天命打出的那眼井是假的。在外景地的農村，其實到電影拍完也沒錢打出一眼出水的井。後來還是《老井》得了獎，攝製組捐出點兒錢給當地農民，這才動手買機器準備打深井。
霍先生是個事後諸葛亮。他扯著大家說，他喝過雁北好幾個村的井水，都是苦的。有個村的同學，用北京帶來的富強粉掛麵給他做的麵條咽都咽不下去。所以當初他就不信能打出那麼好的井。
後來他又跟著人去了內蒙。澆了幾回地，蓋了幾回房。不出幾個月，原來細皮嫩肉的肩膀上也長起來兩塊疙瘩肉，一層老繭。看著鍛鍊得差不多了，正想把戶口正經八百地遷過來，有個原本也要來插隊的同學從北京來了封信，說還是到雲南農場好，有吃有喝，每月還能發錢。那個同學說他改主意要去雲南了。還說，要是霍先生他們也想去，什麼都包在他身上。就這麼一句話，霍先生又跟著大伙兒奔了雲南。
這回霍先生可是動真格的了，為了表示破釜沉舟，不但人走，北京戶口也銷了。原先住在城裡的人，只有家裡死了人才不得不註銷戶口。有個戶口，別的不說，單就是一個月定量的三十斤糧食，半斤花生油，一兩芝麻醬，就不知道折倒多少英雄好漢。霍先生還說他這回是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別瞧他小時候膽子小，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又在農村鍛鍊了這麼兩回，大伙兒一聽，還都真信。
他去的是雲南的西雙版納。五天火車晝夜兼程，又搭上四天汽車晝行夜伏，一路上鬧鬧哄哄的。到了農場，領導上自是早就叫人給他們搭好了竹笆床，還貼出來歡迎的大標語。又聽說每月能再發二十多塊錢，他一聽，更高興了。這和在北京受人白眼，簡直好得太多了。
在雲南一住就是幾年，幹活累得賊死自不必細說。伙食里沒有油水，有時候餓得連個小坡也爬不上去。到衛生所去檢查，大夫說，沒什麼毛病，叫你北京的爹媽寄點豬油來，保管吃了就好。可他北京的家沒了，都上了幹校，沒人給寄。後來，北京還有家的同學就叫家裡人寄過兩回豬油，封在鐵餅乾桶裡頭，再用錫把鐵蓋焊上。人家給他吃過兩口，他吃了之後說，豬油還真管用，吃完站起來就走，精神頭可大了。有時候，老職工用獵槍打馬鹿，煮好了之後，看見霍先生在旁邊站了半天，也分給他一口吃，跟他說，這東西火大，不能多吃。他聽了將信將疑。後來有一回，一塊兒從內蒙來雲南插隊的鐘先生趁人家不注意多舀了兩勺，吃了之後混身熱得發燒，繞著場部來回跑。這回霍先生害怕了，再也不敢多要了。
慢慢的，他也學會了怎麼偷吃種子花生，怎麼割死馬肉，怎麼到路邊的酸角樹去打酸角。反正插隊該學的，他都學會了，除了抽菸。別人跟他說，這回再有什麼饑荒也餓不死你了。他一個勁兒地點頭。
後來霍先生跟著大伙兒一窩蜂又回了北京。戶口是落上了，糧票、油票、肉票都發了，可成天沒事兒干。無線電是不敢再玩了，雖說後來查出來，他裝的那個信號發生器頂多就能發射五十米，但是霍先生還算個明白人，不能再給政府找麻煩。於是就學外文，三下兩下，據他自己說，還真學出個子丑寅卯來了。
再後來，霍先生看人家搞對象，他也搞對象。大伙兒都在各處插過隊，有了點兒體會都互相告訴，誰有了對象也不瞞著誰。會拉提琴的孫先生就有一點兒心得：「我看還是咱們學文藝的好，找個女朋友有的說。什麼大衛·奧依斯特拉赫，莫泊桑，畢卡索，兩句話就保管能鎮住。我姐姐搞對象那會兒，我姐夫見了我姐的面，半天也想不起個話來。他學的是船舶製造。」
霍先生把這句話記得特真。後來結了婚，把孫先生的話不小心當做玩笑說給太太聽，霍太太說：「好哇！敢情都是糊弄我哪！」
霍太太其實根本不當個事兒，她知道霍先生本來就不是個搞文藝的料。她喜歡的是他那付傻樣，神神叨叨的。
霍先生插過三回隊，長了不少見識。國家一改革開放，他還出過兩回國。
他頭回出國是到西德，那是八三年的事。現在人家兩個德國走在咱們頭裡先合併了，咱們就管人家叫德國。
剛到德國，他先到哥德學院學德文。「巴伐利亞州阿爾卑斯山腳下的小鎮風光旖麗。」這是他寫給霍太太的頭一封信上的頭一句話。鎮上圖書館的安德烈太太，真不愧是馬克思的故鄉人，馬列主義一流。一見霍先生這個中國人，希罕得了不得，張口就來：「嗨，中國和德國誰家沒有個愁事兒。你們呢，是愁東西買不著；我們呢，是愁東西賣不出去。」她指著身後的一位太太，那位太太的水果店打不過超級市場，馬上就要關門了。霍先生出國之前參加過政治學習，一聽這話好像不怎麼好聽，立刻就要跟人家起急。安德烈太太一看這人不太懂得幽默，馬上轉了話頭打個圓場：「其實咱們共同實現了馬克思的理想，各自一半。你們呢，實現了覺悟的極大提高；我們呢，實現了物質的極大豐富。」他聽了這話，弄不清人家這是誇他呢，還是損他呢。回到自己屋子裡，思來想去搞不通。其實這些理論的事最讓他頭疼，想了半天也想不透。於是他就不願意多想。
這樣莫明其妙的事兒，他在德國碰上好幾回。有一回還是他到科隆大學的研究所之後，和幾個德國教授一塊到中國餐館吃午飯。臨吃完了，大家都說中國飯好吃。霍先生雖然不怎麼會做飯，但也覺著臉上有光。人家夸一句，他點一回頭，就跟人家誇他似的。這時候有個教授吃得酒飽飯足，就想說笑話。他說德國人認為世上有四大幸福：吃著中國人的飯；住著英國人的房；掙著美國人的錢；娶個日本太太。其實這個教授說到這兒就適可為止了，可他不干，又接著說，世上還有四大不幸：吃著英國人的飯；住著日本人的房；掙著中國人的錢；娶個美國太太。霍先生聽了臉上有點掛不住，美國太太他沒見著過，怎麼中國人掙的錢少了？有個教授看出點兒苗頭來了，就悄聲對他說，這說的都是過去。現在中國人掙的錢也不能算太少了，慢慢的，就會越掙越多，千萬別著急。他一想，這是好話，也有道理，就沖那個教授一樂，不言語了。
霍先生聽話聽不出音來，幹活可真不惜力，德國人干不過他。霍先生清楚自己，初中算不算畢業還得兩說著，高中沒上過，大學沒上過。那年恢復高考，霍太太跟他商量一塊兒考大學，霍先生說正跟文物專家王老先生學明清家俱呢，另外找了歷史博物館的沈老先生兩回，打聽了中國古代的漆器，正想寫本書說說這事，沒有工夫考試，在故宮看個大門就知足。王老先生聽了挺贊成，說古代這還有個官名，叫司閽。霍太太是個好性子，也不勉強他，由著他去，可別人看著都著急。後來霍太太考上大學了，而且聽說今後像他們這麼大歲數的，大學不再要了。霍先生知道之後也無所謂。再後來，不知道怎麼又冒出來個什麼研究生的說法，說是也讓考。禁不住朋友又是激又是勸，霍太太也說，不然就先試試，別讓人家說咱不敢考。一來二去他就糊裡糊塗地考進了考古研究所。後來見了王老先生還挺不好意思，王老先生也很不以為然：「就跟著夏先生他們挖瓦片子哇？」話里話外透著不樂意。所以這回到了德國，不管怎麼說也要混出個人樣兒回去。
霍先生想出人頭地，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就是不想讓人背後說他是個窩囊廢。尤其是和霍太太站在一塊兒，別讓人說他配不上他太太。他說他不想當官，覺得受不了那份罪。這話他說過好幾回，大家也都信。有回他讀了周信芳的閨女寫的回憶錄，說是她父親當年到鄉下演戲，地方上當個大事，找了幾個警察扛著槍護送他，顯著威風。周先生老大不自在，回頭對家裡人說，當時心裡覺著就像是綁赴刑場。霍先生看了大笑，跟霍太太學說了好幾回，連說就是這種感覺。霍太太也笑，可是說，你還沒人扛槍護送呢。等你有人扛槍護送，你再感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