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川普兩任內閣，可稱美國政治史上對中共認知的登峰造極，上一任國務卿蓬佩奧，特意挑選尼克森圖書館發表宣言，號召世界和中國人民改變中共這個制度；這一任國務卿盧比奧，這麼清醒，實在少之又少，這跟他是共產國家古巴移民之子有關嗎？他的深刻，是指出「資本主義沒有改變中國，而中國改變了資本主義！全球化生成了上癮的美國，沉迷依賴中國廉價商品與供應鏈，從食物到藥品，再到先進技術！中國近乎是我們所有行業的競爭對手！」這個變種資本主義（權貴主義）中國，今天用「鴉片」倒灌美國，並令其上癮，欲罷不能，這鴉片不是別的，就是廉價勞力，諷刺的是，當年英國用鴉片敲開清朝的大門，今天則是「鴉片」來自東方，情何以堪！而中共即便為了勞動力價格不升，也必須維持專制集權，否則它不能生存；廉價勞力形同奴工，所以中國億萬農民工和青年，即便為了不當奴隸，也必須推翻這個制度。這個的邏輯，是一個美國議員解構出來，並告訴中國人的。余茂春就更是美國政府中的頂尖中國通，他應答主持人關於中共強硬對峙川普關稅，說道：這是一個很大的衝擊。就經濟和貿易政策而言，這可能是21世紀最大的衝擊。他們改變了模式，還改變了全球體系。關稅與理想世界是對立的，我們不是生活在一個理想的世界裡，我們生活在現實世界中。2001年，世界接受了一個新的經濟體，那就是中國。全球體系，自由貿易體系，被中國的經濟和貿易政策所破壞。所以現在，我們正面臨這種情況，我們必須採取行動，這就是對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和全球貿易體系的現實回應，川普所說的或所做的一切都是對中國的回應，這幾乎就像一個自衛系統，一種回應。】
中國變成資本主義，且在一個馬列政黨的封閉控制下高速增長，便預示了全球資本主義自誕生以來尚未出現過的一個新種。這是資本主義或曰市場經濟，與權力、廉價、貪瀆等等的一次可恥的媾合。這次運作的操作者，應以西方財團（助以西方民選政府）為主，而附以窮途末路的中共體制，由此製造了一次犧牲中國所有資源的高增長，也以低價劣質產品以及沃爾瑪（Walmart）方式，餵養了西方普羅大眾，並連同餵養了他們封閉自私的全球意識，這無疑是西方舊有消費文化的又一次沉淪，日用消耗的"海外製造"依賴，消解了六十年代以來形成的民權價值觀的普世性，而犧牲全球消費者的利益，也戕害市場本身，只是肥了國際跨國公司，這個新種，就叫"全球化"。明眼人一望而知，"全球化"的本質，或者簡略版，其實就是美國加中國而已。
一、全球化就是「中國崛起」
世界暴力在1990年左右達到頂峰之後，便暴跌至歷史最低點。蓬勃的發展和繁榮已蔓延到開發中國家。中國離棄"蘇聯模式"後，經濟每八年翻一番；印度則依然在混亂、效率低下的民主制中，也同樣繁榮昌盛，並將維持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到2040年。過去五百年全球有兩次權力大轉變，第一次是西方世界的興起，第二次是美國的崛起，現在第三次大轉變來臨，就是"群雄崛起"，一個"後美國世界"出現了——這是"全球化"的經典定義，來自法理德•札卡瑞亞（Fareed Zakaria），CNN節目主持人、《新聞周刊》國際版主編、國際知名政論家，其新作《後美國世界》（The Post-American World）稱，世界新的組織原則是反美主義或泛美主義；對美國而言，隨著伊拉克的混亂和中國的崛起，後冷戰時代的更大故事是：我們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世界越來越非美國。在這個非美國的世界裡，恢復美國的領導地位可能為時已晚。這是個最壞的年代，也是最好的年代。
康乃爾大學法學院出身的章家敦（Gordon G. Chang），過去二十年居住上海，在一家著名的美國律師事務所做事，同時又常為《遠東經濟評論》、《國際前鋒論壇報》、《亞洲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撰寫中國評論，他得以親身在現場從內部觀察中國的各種"貓兒膩"，尖銳地指出，中國內在的各種問題和疑難雜症，將在獲准進入世界貿易組織ＷＴＯ五年後，像山洪暴發一樣潰決，完全不可收拾，而使中共像中國歷史上的每一個朝代，終趨瓦解。
ＷＴＯ就是一個"打開潘朵拉的盒子"。章氏的《中國即將崩潰》(2001)，其預言短期之內並未應驗，卻揭開了一個重大問題：中共在入世以後，是如何規避和違反ＷＴＯ規則，自身既從經濟災難中逃脫，又坑害了全世界，這引發了日後的中美貿易戰。2006年那瓦羅（Pater Navarro）的《即將到來的中國戰爭》出版，更系統地作出結論，中美貿易的巨大逆差，根源在於兩國貿易規則的不對稱性，中國以違反ＷＴＯ規則之術，吸引美國企業遷廠至中國，造成美國自身製造業"空心化"；與此同時，中國又"竊取"美國技術，實現產業升級和出口替代，再將"中國製造"的產品返銷美國。
八十年代我們在"黃土地"上嚮往"藍色文明"的時候，何曾想像到這樣的未來？
二、找一個落後集權買單
美國經濟衰退了，不是說明西方這個制度也是病入膏肓了嗎？西方極樂世界會跟著東方的專制一道完蛋嗎？
眼下這種金融危機，假若不向中國或其他地方轉嫁危機的話，美國自己渡得過去嗎？美國財長保爾森一次次跑北京，逼迫中南海買單，而他知道這個共產黨政府，其實就是一個"洋人的買辦"而已，無論怎樣它都會俯首帖耳的，它買"穩定"所花的錢，恰好是華爾街胡鬧捅出的窟窿，而你讓它當了這樣的冤大頭，又怎能不讓它縱容中國人鬧一鬧"仇外"呢？可憐只在於，洋人得了實惠，而中國人只圖了一時的痛快——發泄、出氣、過把癮，都是用外貿去支付的"精神勝利"藥丸。
上個世紀末中國的"愛國主義"迷狂，實在不需做更多的"思想史"剖析，它也就那麼一點點歷史淵源可以說道：近代中國的恥辱，就是源於"鴉片"那麼一種"不平等貿易"，而今日中國委實不再是"東亞病夫"了，因為終於辦了奧運會，卻是由一個縱容"愛國主義"的、跟西方有極好默契的買辦政府舉辦的，它的意識形態底線，是必須把批判"西化"放在第一位，再把"尊孔"放在第二位，體育則是一個笑話。
三、「民族國家」導向霸權
這樣的意識形態於是便會孕育在野的、草根的"左傾"平均主義和民粹主義，去把近現代中國思想史再演義一遍。由此看來，這個世界，尤其是西方跟中國的關係，跟一百多年前相比並無太大的改變，那些所謂"進步"，諸如資本主義處理勞資矛盾、福利主義、新價值觀（民權意識等）的覺醒、南北（貧富、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緩和等等，在中國的國際範疇內效用微弱，中國人依然面對著一個並不仁慈、甚至是貪婪冷酷的西方，則中國的土壤，對於皇權或強人政治，便一點也不貧脊；精英對權力、政府的不妥協，也找不到著力點；權利意識遠遠沒有諸如國家意識、平等欲望來得實際和有效。
這是共產主義解體之後中國所遭遇的世道，它怎麼會不讓鄧小平式的實用主義大行其道呢？中國的主題依然是如何應對西方，不論是抵抗、反擊，還是貿易、贖買，不論是槍炮還是貨櫃，總之不是中國自己說了算，而是要到西方的帳面上找齊，則中國人便很難有自己的價值立足點，以及心平氣和。
假如不是言之過早，如西方媒體所稱這次"全球化"乃是"工業革命"之後的一個新經濟時代的來臨，那麼中國這次不僅沒有錯過"歷史機遇"（八十年代話語），甚至還是領先者，其對後世影響劇烈，尤其在思想史意義上，創造了專制、集權下的現代化轉型成功範例，近二百年的"現代化"目標可說達成，而"現代化"的含義只限於經濟增長和外匯存底，也將作為範例而被接受。
在近現代史上，尤其是在歐洲，其實不難發現由經濟發展而引起的所謂"霸權"爭奪，常常很容易將"民族國家"導向極權怪胎，德國納粹和蘇俄布爾什維克，皆為顯例。經濟導向沒有"政治民主"的必然趨勢，"經濟發展可以導出民主"，先前是一種宣傳，後來是一個失敗的假說，而所謂"全球化"也會導向"普世價值"傳播的說法，恐怕亦然。西方的現實主義，也不會以"先起者"（第一世界或已開發國家）的標準，去衡量後來者，而會新創"全球化"時代的一個新標準，此是後話。但是，"現代化"弔詭卻並未因此而取消，追趕者（後起者）所付出的代價，在二十世紀可定義為蘇俄布爾什維克革命和史達林暴政，那麼，往後或許也可以拿中國作一新範例，其定義勢必越出政治、思想範疇，而以環境、資源為新的衡量元素，解析一種"全球化"的負面形態。
四、「數位列寧主義」
中國不僅發明了一種"資本主義"，還讓資本主義獲得了新的生命、形態和體制，以及新的意識形態，令西方學界目瞪口呆，莫置一詞，因為靠經典理論解釋不了，導致人文知識嚴重危機；
中國這三十年的"奇蹟"，其實不在"經濟起飛"、也不在"極權升級"，而是另外一件事情：腐敗的奇蹟；
現在出來第三件事情，數碼時代或社會，漸漸出現與西方憲政對立的集權建制，一種新的政治形態，也是從中國發明出來的。
最近火紅而妖艷的DeepSeek，應該是這麼一個玩意兒。
人工智慧是數碼技術的新寵兒，也是人類科幻的舊憧憬，早在好萊塢世界馳騁了半個世紀不止，無論多少部電影，又不論幾個大星扮演過，它始終只一個皮影兒。
不過，好萊塢幻影中的智能世界，一開始就是集權形態。
而中國在一場大屠殺之後，尚未經濟起飛，政治上科技上都很土，數碼時代在西方也剛剛開始，中國還沒啥可偷呢。
但那時西方很幼稚，既不知道中國會偷，也不知道大數據也要看哪種制度來使用它，「數位化列寧主義」、「雲極權」這些概念，那時候無論什麼天才神童都想不出來。
由於數碼的介入，個人（individual）與國家的博弈，溢出政治學範疇，已經不單單是權力的概念（"專制""集權"），民主制度也不能擔保了，臉書創辦人祖克柏（Mark Zuckerberg）坦承：「許多人進入科技業，是因為相信科技可以帶來分權化的力量，賦予人民更多權力。但隨著少數的大型科技公司崛起，以及政府使用科技監控他們的人民，許多人現在相信科技只會加強集權，並非分權化。」
這種大公司在中國就是BAT，B指百度、A指阿里巴巴、T指騰訊，中國網際網路公司三巨頭，它們幫助中共打造了一個全新的統治模式，物聯網、大數據分析、ＡＩ，更可能實現一種新的超級控制，不是通過外在的強加，而是通過資訊技術，深入民眾習慣和偏好之中，即時掌握行為和軌跡，中國網友戲稱「雲極權」，比較露骨的叫法是「數位化列寧主義」。
五、從毛澤東「升級」
毛澤東式的傳統社會控制能力，在改革時代有所退化。市場化與全球化的推進，相對削弱了中共對資源與社會力量的壟斷控制；愈來愈多的人脫離了單位和公社的束縛而流動起來，也有更多的經濟資源掌握在私人手中，湧現出來數以千萬計的專業技術人員、自由業者與數億的流動民工，因此近年來諸多規模群體事件都呈現出無組織和突發的特點，如二○一一年北非「茉莉花運動」對中國的影響；加上新社會階層和農民工高達數億之多，且處在不停的流動當中，體制似乎不可能對所有人都做到「動知軌跡，走明去向，全程掌控」。不幸的是，資訊技術的進步，讓這一任務再此成為可能。
中國起步於監控計程車，而「計程車監控」水平，即一個「監控社會」的基礎標準。天安門被鎮壓後，王丹倉皇逃出北京，往蕪湖投親戚遭拒，無措手間竟返回北京，口袋裡只有一張名片，是住在北京飯店的台灣記者徐璐，結果徐璐要了輛出租來接他，警察也同時趕到。徐璐被驅逐出境時還在後悔，怎麼沒想到北京八九年居然已監控電話。低估中共的集權控制技術，是神州之外的一種「國際性幼稚」，至今如此。
接著，中國以公安人口信息為基礎，加入人口和計劃生育等相關信息資源，建立以公民身份號碼為唯一代碼的"國家人口基礎資訊庫"，在此基礎上形成一個動態管理機制，也就是所謂"公安大情報重點人員動態管控機制"，針對七類"治安高危人員"實施監控：涉恐人員、涉穩人員、涉毒人員、在逃人員、重大刑事犯罪前科人員、肇事肇禍精神病人和重點上訪人員等。若以公安部和衛生部的數字為據，錄入動態管控機制的吸毒人員有一百多萬，重型精神病患者一千六百萬，如果再加上刑滿釋放人員兩百至三百萬、重點上訪人員上百萬，那麼這個"動態管控機制"目前輸入的黑名單，至少有上千萬人。
怎麼"動態管控"呢？北京市警局在近郊區流動人口聚集地，按照百分之五的比例，在一百個流動人口中招募五名治安管理員，即在五個家庭之中，招募一個家庭來監視其他四個家庭；而且，其中任何一人有異常，十分鐘之內有五個人趕去處理，一小時之內轄區的公安、衛生人員就可控制局面。"毛澤東時代也搞"黑五類"、"階級敵人"的監控，靠的是街道里弄的"小腳偵緝隊"（也稱"馬列老太太"），相比之下，今日豈止是"鳥槍換炮"？Ｈｏｌｏｃａｕｓｔ（大屠殺）是由於"科技"的加入，才成為可能——眼下中國這套東西的公開話語，就叫"科技強警"，乃是中國"崛起"的兩個十年間，以零八年奧運、零九年國慶為戰略目標（民族主義）而打造的"維穩系統"，所以到零九年"維穩費"已達五千億之巨，超過軍費，因為"科技"是很昂貴的。
六、「雲極權」
從這個基礎，中國又上升到"雲極權"，手段基本是兩個：
第一、統一社會信用代碼整合所有個資。2013年4月，中國在先前那個公民身份號碼為唯一代碼的"國家人口基礎資訊庫"的基礎上，建立公民統一社會信用代碼制度，將戶籍資料、個人信用、稅收繳納、銀行、房產、社保繳費、工商登記、交通違章乃至網上購物、網路言論等關鍵資訊，都整合到統一的個人身份證代碼之下，無論是騰訊、阿里還是民航、高鐵、小米、蘋果，更無論銀行、稅務，所有資訊都可被收集，為體制所用，任何個體都變得赤裸裸，只要進入到"社會信用"系統，就在虛擬的戶籍員警監視下，個體從意識型態到消費偏好的各種傾向，從日常活動範圍到人際交往網路等實體資訊，都被持續的追蹤和分析，一但進入黑名單，就不能再購買機票、高鐵票，也不能買房子、申請銀行貸款……。
第二、全球最高密度監控攝影機，即"天網工程"，加上人臉識別技術。自金盾工程（公安通信網絡與計算機信息系統建設工程）、天網工程（公安110系統視頻監控系統）之後，又啟動"雪亮工程"（公共安全視頻監控建設聯網應用）等。
這個名字來自毛澤東說過的一句話"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實質卻是用高清攝影頭代替人的肉眼，密集到鄉村主要道路口、人群聚集地都設里立攝影頭，實現"人人可監視，處處可監看，時時可響應"。雪亮工程的起點是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報告："要深化平安建設，完善立體化社會治安防控體系"。2015年5月中央綜治委、工信部、公安部等九部門聯合下發文件，提出到2020年，基本實現"全域覆蓋、全網共享、全時可用、全程可控"的公共安全視頻監控建設聯網應用。
2016年中國共裝有1.76億個監控攝影頭（其中由公安系統掌握的有2000萬個），而到2020年將達到6.26億個。中國生產、銷售視頻監控設備最有名的兩家公司是杭州海康威視和浙江大華科技，根據年報，海康威視2017、2018年銷售視頻產品及視頻服務的數量分別為9800多萬、1.26多億台/件，大華科技的相關數據則是4400多萬、5400多萬台/套。這兩家公司的主要客戶都在中國，可見近兩年中國視頻監控設備的安裝數量之龐大。
這裡的幾個要素是：視頻監控、聯網、資源共享；效果是"事前預警"、"快速反應"；目的是"防範""免疫"。這很典型地反映了"現代國家"以影像的採集和歸檔等技術手段，對民眾和社會實施監控。數碼影像技術和網絡等"信息社會新技術"的突破，並非只普及"民主""人權"，也使國家機器提升了監控的強度、效率和範圍。所以中國"群體事件"從1993年的八千七百起，飆升到2005年八萬七千起，十三年增加十倍，平均每六分鐘發生一起，呈現爆炸性成長——公安部2005年此後不再公布數據，清華大學孫立平發布2010年的數據是約28萬起，即後來五年是三倍的暴漲——但這個政權依然得以"維穩"，無疑直接受益於"監控技術"。"揭竿而起"、"天下大亂"等前現代式的觀感和期待，已經預言、描述不了"監控社會"。
四、監控社會
西方政治學的那套概念，如"極權""全能""鐵幕"等，也描述不了"監控社會"。倒是福柯以精神病醫院，作為現代社會監視的隱喻，深入研究了"監視"的社會和政治含義。他分析在醫院、學校、軍營和監獄中，都履行著一種"追求規範化的目光"和"能夠導致定性、分類和懲罰"的觀察、注視和監視，病人、學生、士兵、罪犯都是"凝視"的目標，他們都被"改造"著，整個現代社會就是一個"大監獄"。這就是他的"全景敞視主義"(panopticism)概念。他更指出，被監視者因為恐懼而時刻警惕自己的行為——監視者對囚犯的凝視（監視）的結果，是產生出在內心自我監管的主體，監視被內化，因此，一個持續的、無所不在的監管效果就達到了。福柯稱監視是"一種精神暴力"。
數位極權主義的崛起，事實上是全球性。"自由之家"一年一度發布的《2018網路自由報告》指出，世界各地的政府正在加緊對公民資料的管控，網路宣傳和虛假資訊日益毒害著網路環境，而肆無忌憚地搜集個人資料正在破壞傳統的隱私概念。"民主國家正在數位時代苦苦掙扎，而中國正在國內外應用和輸出它的言論審查和監控模式"、"這種模式對開放的網路造成了威脅，並且危及全球民主化前景"、"美國政府和美國主要的科技公司在防範網路操縱和保護使用者資料方面需要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這份報告點明：
『北京採取種種措施重塑了自己"科技惡邦"形象。在《網路自由報告》評估的65個國家中，中國官員針對新媒體和資訊管理，為其中36個國家的代表舉辦了培訓班和研討會。中國還向外國政府提供電信和監控設備，並要求跨國公司遵守它的網路內容規定，甚至當這些公司在中國境外營運的時候也要遵循這些規定。
『新的《網路安全法》賦予中國政府廣泛的權力來控制科技公司如何運作。這些公司必須將他們當地使用者的資料存儲在中國境內的伺服器上，並協助安全機關獲取使用者的隱私資訊。為了遵守這部法律，蘋果公司與一家中國國有公司合作將中國iCloud使用者的資訊存儲於當地伺服器，使得這些資訊更加易於受到政府的入侵。
『在這一年裡，最令人擔憂的事態發展之一是國家監控活動的激增，尤其是在西部新疆地區。那裡的居民受到無處不在的、配有人臉識別技術的街邊攝影機的追蹤，他們還被要求下載一款手機應用程式，允許當局在手機上搜索與黑名單內容匹配的檔案。』
中國的"數位化列寧主義"，恰是"獨裁者學習曲線"和"極權升級換代"的尖端部件，其控制方式可能是前所未有的，中國正在進入人類歷史上沒有過的新式極權主義統治時期，已經超出了奧威爾《1984》和東德史塔西(Stasi)的想像。
一九四二年六月希特勒以"巴巴羅莎"計劃閃電擊潰蘇聯，希姆萊的黨衛軍跟隨在後面籌劃對占領區的"東方大安頓計劃"：組建三個巨大的"邊境定居地"、內含36個"定居要塞"，以十公里的間距通向德國；這些地區要移民25%的德國人，原住民的俄羅斯人、烏克蘭人、波蘭人，大部分逐往西伯利亞，留下少數人貶為農奴，承擔苦役，不予教育，頂多"數500的簡單算術，會寫自己的名字"——這也叫著"人群圩田"，是由士兵／農民構成的一道牆，將"永遠地阻擋暴風雨和洪水般的亞洲人潮"。
這些紙上談兵的胡思亂想，因納粹德國迅速潰敗而未能付諸實施。但後世人們讀到這些史料，會好奇納粹將以何種技術管理這種"人群圩田"？因為他們發明了"高科技殺人"的焚屍爐——滅絕猶太人的所謂"最後解決"，瓶頸是一個"殺人速度"的技術問題，奧斯威辛創造過一天毒死六千人的紀錄。法西斯未遂的"高科技監控人類"，戰後由英國作家奧維爾在小說《１９８４》裡面想像："大洋國"里無處不在的"一塊像毛玻璃一樣的橢圓形金屬板"、聲音關不上的一個裝置，叫做"電幕"，它監視所有人的隱私。這個天才虛構，於是成為"極權主義"的代名詞。如今在開放社會裡，"攝影監控"引起人們本能的恐懼，可能也是奧維爾留下的一種遺產。但是奧維爾想像力不逮之處，恰在高科技"監控社會"，後來居然出現在納粹德國煞費苦心想要防堵的東方的東方——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