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共產極權下的國家奴隸制與全球爭霸：中國經濟怪象的底層邏輯——兼與黃亞生教授商榷（之一）
一、問題不在經濟學，而在國家性質
最近，麻省理工學院黃亞生教授在訪談中提出了一個令人震驚的數據：根據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對全球87個國家製造業的統計，中國製造業工人的勞動收入占總產出的比例，從1992年的6.3%一路下降，到2010年跌至僅1.8%；即使2024年回升到3.3%，仍位居87個國家中的倒數第二，遠低於美國、日本、韓國、台灣，甚至遠低於印度。他由此發問：一個自稱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為何長期壓低勞動收入？
這確實是一個值得所有研究中國經濟的人深思的怪象。
黃教授對此提出了一套具有代表性的解釋：由於中國長期缺乏獨立工會，地方政府為了GDP考核偏向資本，行政壓低工資，而決策層又缺乏福特所理解的"生產者也是消費者"的理念，因此長期忽視居民收入和內需建設，最終形成今天消費不足、產能過剩的困局。
我認同黃教授提出的大量事實，也贊同勞動收入長期偏低是中國經濟最嚴重的問題之一。但我認為，他的解釋仍然停留在經濟學術分析的層面，因此無法觸及問題真正的根源。
因為，他討論的是政策與市場，而我認為首先應該討論國家與權力。
二、為什麼西方經濟學解釋不了中共？
西方經濟學研究市場，通常默認存在三個相互獨立的主體：國家負責制定規則；企業負責參與競爭；勞動者負責出售勞動力。於是，政府、資本和勞動者之間形成了一套不斷博弈、不斷調整的市場關係。
黃教授的分析，也基本建立在這一框架之上：政府偏向資本，資本壓低工資，勞動者因為沒有獨立工會而失去議價能力，於是勞動收入長期偏低。
如果面對的是一個普通市場經濟國家，這種分析完全成立。
但問題在於，中共黨國從來不是一個普通意義上的現代國家。
它首先是一個列寧主義政黨，是靠暴力維繫的極權國家；它不僅是市場規則的制定者，而是市場最大的參與者與壟斷者；它不僅是親自下場比賽的最大運動員，更是一方面維持秩序、一方面保證黨必須贏的裁判。
換句話說，在中國，並不存在西方經濟學默認的三個獨立主體。
國家控制土地，控制金融，控制司法，控制工會，控制媒體，控制資源配置；國有資本直接屬於國家，民營資本的生存也高度依賴國家許可。
於是，一個本來應該彼此制衡的三角關係，最終收縮成了一個主體。國家既擁有資本，又擁有行政權；既制定市場規則，又參與市場競爭；既擁有財富分配權，又擁有司法裁判權。它既是運動員，也是裁判員。更準確地說，它既制定比賽規則，也擁有比賽結果。
因此，我認為，把中國長期壓低勞動收入解釋為"市場失靈"或"政策偏差"，實際上混淆了兩個完全不同的分析層級。
問題不是市場為什麼失靈，而是市場是否真正存在。
三、沒有博弈，只有奴役
從這個角度來看，黃教授提出的"工人缺乏議價權"，其實並沒有觸及問題本身。
中共黨國的工會是執行黨政策的工具，管理工人、防止工人造反的工頭，它代表的是黨的利益，議價從來不在它的工作任務之內，能象徵性地爭取到一點福利就不錯了。
而議價權存在的前提，是雙方都擁有退出交易的自由。
在自由資本主義社會，即使十九世紀歐洲工人的生活十分艱苦，他們依然擁有拒絕僱傭、遷徙流動、組織工會以及更換僱主的自由。資本可以壓榨勞動，但無法壟斷勞動者全部的生存資源。
然而，在中共黨國體制下，這種前提並不存在。
戶籍制度限制人口流動；土地制度決定農民無法真正擁有土地；金融體系由國家壟斷；工會屬於黨的組織體系；司法不能獨立；媒體不能監督；企業的生死取決於黨政許可。
勞動者面對的，並不是一個資本家，而是整個國家機器。
因此，這種制度本質上就是一種特殊的"國家奴隸制"。
這裡所說的"奴隸制"，並非傳統意義上的人身買賣，而是國家通過壟斷勞動者賴以生存的關鍵資源，使其事實上失去自由退出、自由流動和自由議價能力的一種制度狀態。
在這樣的制度下，勞動收入長期維持全球最低水平，並不是市場競爭偶然形成的結果，而是國家權力蓄意製造的結果。
獨立工會和議價權不可能在這個體制存在。這不是市場失靈，而是權力成功。
所謂行政抑薪（如黃教授提到的地方政府設定最高工資漲幅上限、頻繁下調農村貧窮線）並非「保護企業發展」，而是極權系統對底層剩餘價值的強行抽乾，一是為了政績升官，二是為中央背財政包袱。中共的底層邏輯永遠都是丟卒保車、卸磨殺驢、變著法子割韭菜。他們才是真正的「周扒皮「。
黃教授在訪談中提及一個細節：2025年，巴西政府起訴比亞迪在當地的分包商，指控其沒收工人護照、拖欠工資、將工人鎖在宿舍，稱其處境「堪比奴隸制」。黃教授驚嘆於連巴西這樣的開發中國家都看不過去這種剝削，但在中國的工廠里，這不過是日復一日的常態。
當一個人沒有拒絕的權利，沒有流動的空間，沒有談判的籌碼，被行政體制強行按在流水線上，用生命與健康去換取由黨國單方面規定的、僅僅夠維持肉體活命的極低報酬時，這根本不是什麼「缺乏議價權」的博弈失靈，而是一場徹底的、制度化的奴役。在奴隸主的帳本里，奴隸的溫飽與福利根本不是應得的權益，而僅僅是維持這台暴力機器繼續運轉的折舊成本。
當然，我也承認黨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要比以往好了很多，但民眾創造的財富和中共從中剝奪的比例懸殊過於巨大，也沒有改變黨與人民之間的奴役和被奴役關係。
四、戰時經濟的底色
為什麼中共極權要如此嚴厲壓榨和剝削人民、幾十年如一日地拒絕讓利於民呢？因為中國的經濟結構，從一開始就是一套按照蘇聯模式打造的戰時經濟結構，軍工是整個工業的核心基礎，它的最終和真實目標並不是像其自詡的「為了老百姓過上好日子」，而是要用舉國之力鞏固和加強中共極權，趕超英美，爭霸世界，最終戰勝資本主義。
文革結束後，面對崩潰邊緣的國民經濟，鄧小平推行「軍轉民」。這絕非放棄戰時經濟體制去擁抱真正的自由市場，而是在經濟困境下的調整，重新壯大軍工的策略。儘管後來的單位名稱變了、公司化了、推向市場了，但其所謂「集中力量辦大事」、資源統籌、壓低民生消耗的核心架構和戰爭目標從未改變。
西方學者常問：為什麼中國搞了那麼多的民生工程，內需卻始終提不起來？答案很簡單：因為那些所謂的民生工程，從一開始就只是安撫民眾的形象工程。
在中共極權戰時經濟的邏輯里，所有的國民財富都是「備戰物資」。如果進行實質性的民生改善，真正把財富散給民眾，就必須讓利於民；而讓利於民則要放棄國家的高度壟斷，尤其是高利潤行業的壟斷；如此，內需固然會上去，但國家集中資源搞大戰略、大基建、大軍工、大爭霸的資金就會被稀釋，所以它不會真正地提高工人的收入。
習近平時代對這種戰時經濟進行了變本加厲的強化。在一切為了打仗爭霸的前提下，所謂的四個現代化或新質生產力，不過是戰時體制從隱性走向顯性。民生工程註定只能是面子工程，底層工人和農民自然只能繼續充當戰時經濟體制下的「壯丁」。
當然，這招也不是中共的發明。在列寧主義與戰時經濟的方程式里，個人消費不是目的，而是對戰備資源的浪費。所謂的「低工資/低成本」，本質上是國家通過奴役本國勞動力，將節省下來的龐大剩餘價值強行注入到國家暴力機器與地緣爭霸的工業基礎中。
與此同時，如果人民掌握了相對獨立的經濟資源，就會減少對體制的依附，從而催生出真正意義上的中產階級。而這群人的政治訴求必然增長，勢必對極權統治構成致命威脅。
這就是北京絕不可能真正改善民生的底層密碼。
因此，我認為要跳出西方學術象牙塔，認清中共經濟體制真相。
一個自稱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政權，之所以長期將勞動收入占比壓低到全球倒數第二，不是因為它掉進了意識形態的誤區，也不是因為它不懂得消費驅動經濟的常識。
它的低工資，是其國家奴隸制本性的必然結果；它的低民生，是其戰時經濟體制下將舉國資源向戰爭與爭霸傾斜的必然選擇。
西方學術界那種技術官僚式的診斷，將極權榨取包裝成「絕對優勢」，將戰時動員解釋為「發展模式」，最終不過是在用西方的學術語言為這具冰冷的極權機器塗脂抹粉。只有徹底撕開這層偽裝，我們才能看清中國經濟怪象的本質——它從來不是什麼市場經濟的奇蹟，而是一場將十四億人捆綁在戰時戰車上、靠榨取幾代奴隸血汗來維持全球爭霸的殘酷結局。
後記：
作為與黃亞生教授商榷的第一篇，本文從剖析「國家奴隸制」與「戰時經濟結構」開始，如果有時間，我打算在後續篇章中分別從1.法家馭民術與現代重商主義的結合，2.西方資本的綏靖、合謀與反噬，3.在制度性壓榨、朝令夕改不確定下中國人「苦怕了」以及「一切為了孩子」的儲蓄心理，4.躺平——反剝削壓榨的策略，5.出口型經濟的變相殖民主義，6.全球關稅戰下的奴隸制困局等角度展開深入探討，層層剝開這個世界工廠的華麗偽裝，暴露其骯髒內褲。也請有興趣的推友一起來寫。
本文圖片為蘇聯宣傳畫，其上俄文的意思是「一切為了前線，一切為了勝利！」（ВСЁДЛЯФРОНТА,ВСЁДЛЯПОБЕД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