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很多人都批評美國政府過去對中共採取綏靖政策。這種批評自然是有道理的，不過回到當年的時空背景，我們可以發現，和其他國家相比，美國要算是最講原則的了。我早先就說過，我們批評美國是「鞭打快牛」。
以最惠國問題為例。1993年，新上任的柯林頓總統兌現他在競選期間作出的承諾，正式宣布在最惠國待遇問題上附加人權條件。他頒布了一項行政命令：如果中國沒有在人權方面有全面、重大的進展，中國將失去1994到1995年度的貿易最惠國資格。然而，柯林頓很快就意識到，他所希望的那種進展是不可能實現的。
冷戰結束後，各國外交都把促進本國經濟利益置於首要地位。尤其是鄧小平92年南巡之後，中共進一步對外開放，外商外資蜂擁而入。為了爭奪中國這個大市場和海量的廉價勞動力，各國政府紛紛改善和加強同中國的關係。
先說日本。根據最近解密的89年天安門事件前後的日本外交檔案，當時的日本政府認為，日本必須大聲反對中國政府踐踏人權，但是沒有阻止踐踏人權的靈丹妙藥。如果一味地對中國實施經濟制裁，情況可能更壞，中共保守派很可能會利用「抵制外強」來壓制改革開放，應該優先考慮如何避免這種更壞的局面出現。早在1990年，日本就撤銷了對中國的經濟制裁，解凍了對華貸款，並著手規劃擴大對華投資。在90年代初，日本的對華貿易與投資大幅增長，在93年成為中國頭號貿易夥伴。94年3月細川首相訪華，被問到中國的人權問題時，細川首相說西方的人權不應盲目照搬。
歐洲第一經濟大國德國也不落人後。德國在93年制定了進入亞洲市場的亞洲政策。11月，德國總理赫爾穆特·科爾搶在柯林頓與江澤民的西雅圖會談之前，帶領40名德國商界大佬訪華，簽下了價值40億美元的合同、協議與意向書。面對外界「為何不同心協力施壓中國改善人權狀況」的質問，科爾理直氣壯地解釋說：「國際市場就一個相互競爭的地方，不是我們拿到合同，就是我們的朋友拿到合同。機會擺在眼前，我們當然要捷足先登。」
法國也在94年初和中國恢復了正常關係。韓國、東協、澳大利亞，紛紛推進和中國的貿易關係。台灣香港更是近水樓台，一馬當先。與此同時，美國的大企業也紛紛前往北京。近800家從事對華業務的美國公司致函柯林頓，要求繼續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信中警告說：如果實行經濟制裁，就會失去數以千計的就業機會。在日本和歐洲的公司取代我們的位置時，美國在中國和環太平洋地區的欣欣向榮的市場的競爭地位將永久受到的損害。當時的財政部長本特森也說，如果美國因人權問題而取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得益的將是歐洲與日本的競爭者。
就這樣，美國政府提出的把最惠國待遇和人權掛鈎的主張，剛實行就放棄了。1994年5月26日，柯林頓宣布繼續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並將最惠國待遇問題與人權脫鉤。柯林頓在回答記者問時說：把人權和最惠國待遇掛鈎，「這是我們在沒有國際社會合作的情況下單獨採取的一個步驟，其他國家都不同意我們的做法」。因為美國是孤軍作戰，孤掌難鳴。
為了繼續保持在人權問題上的壓力，柯林頓轉而採取了新的人權戰略，包括增加對中國的國際廣播、將中國人權問題納入國際多邊議程以及支持中國的非政府組織。
最惠國問題與人權脫了鉤，此後，中國要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人權問題也就很難構成障礙。應該說，在建立世界貿易組織的過程中，美國也曾經做過努力，試圖在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中加入某些和人權相關的條款以及關於環境的條款。美國提議，把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規定的最低標準——如禁止童工和強制勞動、禁止種族歧視或性別歧視，以及保障工會自由，等等——列入世貿協定。那些在違反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規定的最低標準的條件下生產其出口產品的國家，就可以在世界貿易組織中被起訴，必要時還可以處以懲罰性關稅。
可是，美國的提議遭到普遍的反對。那些低人權、低環保，因而有可能被指控被懲罰的國家自然不喜歡美國的提議，但是它們的反對還算比較容易克服。麻煩的是，美國的提議首先來自歐盟國家的反對，除了法國以外，歐盟各國全都對美國的提議表示反對。德國經濟部長京特雷克.斯羅特和世貿總幹事魯傑羅都說，如果在世界貿易中實施這些規則，「新貿易保護主義就有可能從後門溜進來」。已開發國家就可以在這些社會問題和人權問題的藉口下設法擺脫來自開發中國家的廉價商品的競爭，從而妨礙開發中國家的民眾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美國的提議被拒絕。在這裡，美國再一次由於孤軍作戰而孤掌難鳴。
回顧過去這段歷史我們可以發現，問題的關鍵還不是美國政府的綏靖，而是盟國不配合不給力。
2020年10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