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反對《審判長答記者問》這個通報形式，認為是一種法官的自我辯護，程序上有問題。可如果考慮到許多大案要案，不是署名審判長一人的判決，是審委會的集體決定，「審判長」答記者問就可以作為法院對外釋法的方式，也有其實際價值。
山西大同市中級法院在維持「訂婚強姦案」一審判決後，也採取了《審判長答記者問》這個文體，用意也在此。對於這麼一個不公開審理的案子，「審判長」披露了諸多事實信息，回答了強姦罪構成的證據情況，還解釋了案件審理的相關背景。
從16日宣判至今的兩天裡，二審判決即審判長答疑都未能止息紛爭，席某某強姦罪的罪名頗受指摘。「審判長」為了保護個人隱私而選擇的案情披露方式，未能說服很多男性圍觀者——「審判長」儘可能披露的核心定罪依據，被這些人用來編織聳動言論。
他們認為，受害者處女膜完整就說明強姦罪名不成立，儘管「審判長」早已普過法，它的完整與否不是肯定或否定強姦罪行的依據。但這些人在互相強化這樣的意見：只要受害者處女膜完整，就不存在強姦行為，就不該以強姦論處。
那些擔心《審判長答記者問》或妨礙程序正義的人可以放心了，這種信息披露方式「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就此公布於眾的一些證據信息，成為延續一直籠罩在此案上的輿論審判的動力，繼續強化偏激的、男凝的輿論視角對這一案件的挑刺。
不需要多少法律知識，如果「審判長」披露的證據確鑿，席某某被判處強姦罪是沒有問題的。用強姦既遂還是未遂來挑剔罪名，有混淆視聽的嫌疑。而一些法學教授、專業律師對這一失焦點的鼓譟，鼓勵了某些更不堪的立場與荒唐的觀點。
有論者認為，山西「訂婚強姦案」造成了有害的社會影響，導致了男性恐慌，引發了「婚戀信任危機」。這樣的判斷過於冒失，也很冒犯，不禁讓人懷疑：一個什麼樣的男性，才能共情一個強姦犯，並從他被判強姦罪的判決中感到恐慌？
大同中院的判決重申了強姦罪的定罪依據，劃出了訂婚彩禮也無法超越女性性同意的一道紅線。如果「男性恐慌」指的是對罪與非罪的那條界線的恐慌，那如此「恐慌」的男性多多益善。通常在這樣的場景下，男的恐慌程度尚未達標，還有進步空間。
「男性恐慌論」不是一個法律辯論題，而是一道議輿論引導題，非常尷尬且奇妙地擊中了某些腐敗的男本位思想——好像是，司法機關利用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個案判決，要向社會傳達法律訊息，而有些男的竟然認為自己的「恐慌」才是法庭要關注的重點。
通過評論區發言可知，所謂「男性恐慌」的邏輯起點，是怕在金錢為基礎的男女關係中，男的被女的「仙人跳」，從而失去金錢也失去自由。男性恐慌論的本質，是把男女關係視作一種交易行為，認為只要付錢了，就享有對女性的自由交配權。
不需要多少新聞儲備就能看到，這種「男性恐慌」理論與人口販賣理論如出一轍，運行在諸如鐵鏈女那樣的殘酷事件中。當一些男性為席某某打抱不平時，他們不是站在真正的法律商榷位置，而是以恐慌為名發表了「我也要有個鐵鏈女」的宣言。
說大同訂婚強姦案判決會造成「婚戀信任危機」，同樣經不起稍微周全的辨析。假如一個男的有幸處在婚戀中，卻認為會因性行為而被伴侶狀告強姦，還得不到司法救濟，就此心驚肉跳——那最好的選擇是趕緊斷絕這種危險關係，而非繼續鋌而走險。
迥異於強姦罪對女性造成的身心創傷，當某些男性大談「男性恐慌」「婚戀信任危機」時，重點並不是他們受到想像中的傷害，而是失去他們用暴力甚至罪行也無法挽回的控制力。假如女性聽憑他們擺布，他們手裡攥著鐵鏈或鎖匙，他們就不會恐慌，也沒有危機。
從各方面看，山西訂婚強姦案的判決都在日益泛濫的訂婚彩禮衝突中，乃至形形色色的社交場景，強調了法的存在、法的裁量以及罪的懲罰。一些人感到恐懼，本來是好的開始。但從一些論調看，有人不是用恐懼來修身養性，而是抨擊它妨礙了恣意任性。
相信持有「男性恐慌論」的一些人，也曾對鐵鏈女事件義憤填膺，可當男性能用金錢交易掌控女人的這一本質，轉移到相對正常的男女關係中，他們就無從辨認了。鐵鏈女無法反抗，山西訂婚強姦案中的受害者反抗了，卻遭「男性恐慌」論圍攻。
山西訂婚強姦案的判決，正在社會領域及輿論形勢上產生正面效果。如果判決真的造成部分男性恐慌，豈不正是他們提高男德的機會？婚戀關係中的信任危機，單靠男的手握鐵鏈是解決不了的——而當一個男的信從「男性恐慌」論的蠱惑時，他可能踏上了犯罪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