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 Ten Years(2015 Hong Kong Film)(Chinese and English subtitles)
《十年》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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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的香港，平靜的外表下隱藏著滄桑巨變。在經歷了「反送中」、新冠疫情、港區國安法、「愛國者治港」、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過後，人們印象中開放、自由的香港，似乎已與我們漸行漸遠。曾被稱為香港未來「預言書」的獨立電影《十年》，也將迎來它誕生的十周年。
《十年》由五部短片——《浮瓜》、《冬蟬》、《方言》、《自焚者》、《本地蛋》集合而成。五部短片雖然獨立，但都是對香港「十年」後情景的想像。《十年》於2015年末上映，所以電影預言的「十年」後也就是今年——2025年。可以說，因這樣一部電影，2025年註定成為香港歷史上一個避不開的參照點。
2015年是雨傘運動後的一年，所以《十年》既是一部作品，也是一場行動。這場行動在2015年，想像、預演十年後的香港——這種想像甚至可以關聯到香港2019年的社會運動，因為影片中的想像對於投入社會運動的香港人來說等同於真實，等同於現實。這種想像和預演是為了創造另一種現實的可能，儘管到了2025年，電影中的許多想像變成了現實。
《十年》，在2015年，似乎有著反烏托邦式的誇張與荒誕，而在2020年港區國安法通過後，竟又顯得有些保守、天真。
影片傳達出的荒誕，也許是2015年很多觀眾共通的感受，甚至創作者們也故意強調了荒誕感——影片開頭黑色屏幕上打出「電影情節純屬個人創作」和「本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的字幕。與此同時，影片中的作者性、虛構性有所隱退，呈現出互相衝突取消的虛構性和現實感。於是，影片把虛構抑或真實，想像抑或記錄，交給了觀眾自己選擇。
所以，一個了解、身處香港現實的人，會覺得虛構的《十年》比現實的紀錄片還要真實；而隔岸觀火的，可能會覺得它「完全荒誕」、「宣揚絕望」（《環球時報》評論《十年》的用詞）。
來到2025年再看《十年》，當想像成為了現實，我們才更直觀地體會到，這部影片「荒誕」在哪裡——本片之所以「荒誕」，不是因為它使用的創作技巧誇張，扭曲了真正的現實，而正是因為它自稱的「虛構」，卻成為了人們正在生存於其中的現實。
這種荒誕並不是藝術或文學的想像，而是源自於現實本身。對於生活在中國大陸的很多人來說，這種現實的荒誕感，也許已經成為習慣的生存處境（如新冠疫情管控下的種種荒謬）。而對於香港來說，這種荒誕是全新的、露骨的，也是尖銳和凌厲的。或許正因如此，《十年》的創作者們因為對香港的危機有著更敏銳、更前瞻的洞察，才能構建出對當時大部分人來說還屬於虛構的現實。這種洞察，準確地判斷了香港政治的走向，並勾勒出香港在十年後——2025年——失去自由後的輪廓。
《十年》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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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介紹，只含微量劇透。）
香港政治最激烈的一面，要屬街頭的抗爭與強權的鎮壓。《自焚者》的靈感，來源於2014年的雨傘運動，但短片以更為激進的「香港獨立」思潮為切入點，仿佛創作者早已預料到，在威權統治下，會有越來越多香港人傾向於更為激烈的抗爭。在2020年港區國安法生效前，「香港獨立，唯一出路」也確實一度成為香港人示威的高頻口號。隨著國安法的到來，只是說出那八字的口號，都要因言獲罪，難免牢獄之災。《自焚者》中短暫的催淚煙中警察鎮壓的場景，在今天讓人首先想到已不是2014的雨傘運動，而是2019的「反送中」。而「自焚者」本身——即為抗議香港政治黑暗而獻身的人——也隨著香港青年梁凌傑於2019年6月15日的縱身一躍而成為現實。
對香港來說，僅次於強權的鎮壓，是強權的滲透。另一部短片《浮瓜》中，僅2020年的時間點和「國安法」三個字，大概就足以讓觀眾冒出冷汗，因為港區國安法，正是在2020年通過並實行的。影片中想像的，是政權將如何製造恐懼，讓香港人「越怕越好」，以推動國安法立法。而現實中，2019年的香港民眾並沒有因為催淚彈、濫捕、「七二一」、「八三一」等威脅而恐懼，反而是政權對民眾的政治訴求越來越怕，才強力推動國安法。
短片《本地蛋》想像的，是新生於香港的審查制度。短片中，穿著類似紅衛兵的「兒童軍」四處巡邏，連「本地」這個詞語都成為禁詞，「香港」二字則不是禁詞。誰知現實比想像還荒謬：「香港」一詞在香港都開始成為敏感詞，2021年香港渣打馬拉松上，「香港加油」都成為了禁語。短片中的「兒童軍」有一個禁詞的清單，而現實中的「美麗新香港」，虛虛實實的紅線下審查與自我審查的氛圍，甚至比習慣於紅線、審查與自我審查的中國大陸更加肅殺。
《方言》，顧名思義，預言的是粵語在香港的邊緣化。近年來的香港，粵語地位有所降低，普通話存在感漸漸提高。隨著中國大陸相對經濟地位的提高，這種變化本身也許無可厚非，甚至難以避免。《方言》所懼怕的，並不是語言地位的自然演變，而是官方對普通話的強行推廣。十年後的今天，儘管自上而下的普通話推廣還沒有達到《方言》中想像的程度，《方言》的寓意是準確的——由香港人母語地位的下降，影射香港人自身的失語。現實中，香港人的母語還在，但高度自治早已名存實亡。
《冬蟬》大概是五部短片中最抽象難懂的，也是唯一一部看似與香港社會現實脫節的。影片聚焦於製作標本的一對戀人，而片中的男主角最後要求他的伴侶將自己製作成標本。女主對此反應激烈，因為標本是對死者生命形體的保存，而不是對生者生命的毀壞。男主反問：「那我呢？我是消亡中還是活生生的？」這部短片可以看作是對整部電影的創作動機以及意義闡釋的自指：影像本身是記錄，而記錄過的就是已經存在過的，也是已經「消亡的」；而《十年》又是在記錄「活生生」的，在記錄「未來」——因為真正的十年後，也就是2025年，這種「記錄」可能已經無法存在——於是在2015年，在香港還「活生生」的時候，《十年》的創作者們製作了香港的「標本」。
《十年》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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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所表達的，是一種在威權統治逼近下的政治抑鬱。這種抑鬱感，大陸人應該並不陌生，只是在大陸的文藝作品中看不到《十年》中直白的表達——大陸派到香港的官員密謀暴力事件讓港人「越怕越好」，「香港獨立」的理論和標語占據銀幕的中心，穿著類似紅衛兵的「兒童軍」對民眾進行思想管控。這種抑鬱，是對自身的境遇和國家的前途感到的無力和悲觀，甚至絕望。在這種黑暗中，歷史好似已經終結，太陽不會再度升起，任何努力好像都是沒有用的，任何反抗好像只是自討苦吃。
如果這樣的話，那麼用《十年》表達這種抑鬱感有什麼用呢？在2025年，眾多香港人參與的反二十三條、反國教、雨傘運動和「反送中」，又有什麼意義呢？
對於行動者面對現實感受到的無力與無用，《自焚者》中的一句話都給出明確的回應，即「唔睇得唔得，系睇啱唔啱」——「不要看行不行，要看對不對」。這句話，雖出自片中虛構的支持香港獨立的運動領袖之口，但也解釋了所有參與社會運動、爭取社會公義的香港人的選擇。抗爭的香港人所追求的，是正義——我們選擇去做一件事，不會去在意有沒有希望，會不會成功，而是因為做這件事本身是對的。
從雨傘運動，到「反送中」，再到「五大訴求」，甚至到「香港人，報仇！」，香港民眾都是為了追求更公正的社會制度，或是防止、糾正在一個開放、自由社會中頻頻發生的不公正。（熟悉中國民間俠客故事的人，應該會知道，「報仇」是面對強權或暴力造成的極端不公，在別無他法的情況下，人類本能的正義選擇。）
不過，在中國大陸，被統治的經驗警告人們，任何以政權的地位或威權的利益為代價而爭取正義的努力，往往都如螳臂當車、以卵擊石一般，不僅得不到正義，更有可能被權力碾壓得粉身碎骨。這種生存經驗，基於幾代人的恐懼，讓人們對於反對暴力與不公、追求正義的舉動，形成了本能的牴觸。在一個缺乏正義的制度下生活的人們，只能轉而關心自身的物質利益。這種利益，是強權籠罩下，大多數人只被允許看到、只被允許關心的利益。這是獲得後也無法保證尊嚴、無法帶來正義的利益。
所謂「正義」與「利益」，也絕非對立的概念。香港人在社會運動中爭取的正義，並不是個人物質上的利益——但是由於一些人對這種爭取正義的方式的完全陌生和無法理解，他們更願意相信，上街遊行的香港人一定是被境外勢力收買了才這樣做，否則他們有什麼動機呢？——這種一度流行的觀點說明，在長期缺乏正義的系統下生存的人們，已經對爭取正義的行動如此難以理解，只有編造出獲取個人利益作為動機的故事，才能完成自己對香港、對任何爭取正義的行動的想像。
其實，香港人所爭取的正義，正是一個社會中所有人——尤其是普通公民——利益的最大化。因為，只有正義的社會才讓每一個人都擁有尊嚴，只有正義的社會才不是弱肉強食的。
香港曾經是一面可以用來參照、反觀大陸的鏡子。如今雖然香港已經成為某種意義上的「標本」，但這個「標本」記錄了香港人的抗爭歷程，保留了香港人的正義觀，代表了香港之所以成為過香港的所有東西的集合。我們需要《十年》這樣的想像和記錄，需要理解香港人爭取了什麼，如何爭取，才能理解什麼是正義，才能在個體層面，做出「因為做這件事是對的，所以我一定去做」的選擇。只有個體做出正義的選擇，社會正義才有可能實現。
近十年的歷史，對於香港、中國大陸和世界許多地方追求正義的人們，是一種打擊，也是一種磨練。在大陸，看過《十年》的人大概不多，不過《十年》對威權下政治的想像，許多人早已親身經歷，並有越來越多的人在近十年裡越看越清晰。在香港，《十年》的預言，好像只用了五六年，就已經應驗了。香港，和大陸一樣，也都好似進入了「歷史的垃圾時間」。
過去的十年如《十年》般悲觀、黑暗，但這絕不代表《十年》將是永恆。今後的十年、五年、甚至一年會發生什麼，取決於有沒有更多的人開始理解正義，並學會如何追求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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