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2月3日深夜，一箱來自北京新特藥商店的二硫基丙醇，被及時空投到山西省平陸縣，當地六十一個中毒民工因此脫離了生命危險。《中國青年報》記者據此采寫的新聞特寫《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弟兄》，入選多個版本的語文教材，成為近半個世紀幾代中國人的集體記憶。然而，在這「千里急救」的背後，還隱藏著一些鮮為人知的故事。
飯鍋里的砒霜
「２月２日，在山西省平陸縣一座新落成的紅色大樓里，燈火輝煌。中共平陸縣委擴大會議，照常進行著。與會者心神振奮，討論的是1960年躍進規劃。七點鐘時，縣人民委員會燕局長匆匆奔進會議室，找到縣人民醫院王院長說：一小時前，風南公路張溝段有六十一名民工，發生食物中毒，請立刻組織醫務人員搶救！……」
在《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弟兄》中，這次「千里救急」的起點正是從這次被打斷的縣委擴大會議開始的。這段描寫透露出中毒事件的兩個背景：一個是大躍進，一個是修路。
1957年，不顧黃萬里等專家的反對，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開工。黃河兩岸，近30萬居民告別故土。為了方便移民的生產生活，1959年10月，西起芮城風陵渡、東至平陸縣南溝的風南公路開建，三百多個農民被臨時抽調，組成張店公路營，負責修築風南公路張溝段。在大躍進的口號聲中，該營和其它工程隊一樣，在1960年的過年沒有休息，要「打個開門紅的大勝仗」。
就在此時，發生了中毒事件。但在《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弟兄》這篇特寫中，並沒有提及民工們為什麼會突然中毒。
據時任張店公路營三連三排排長的李中年回憶，1960年2月2日（農曆正月初六）下午6時左右，同往常一樣，收工後，他和幾個幹部先去檢驗當天挖掘的土方。回到三連駐地時，其他人大都吃完飯了，鍋里的高粱麵湯所剩無幾，李中年順著鍋底盛了一碗。「喝著喝著，咦，碗裡有一小塊石頭，小手指頭大，紅色的。」李中年感覺很奇怪，但也沒有太在意。喝完麵湯，他又走進灶房，看見灶台上也放著一塊紅石頭，只是塊頭更大一點。炊事員說，是從鍋里撈起來的。
而就在此時，先吃完飯的民工，一個個捂著肚子，紛紛嚷嚷胃裡難受，有人開始嘔吐。突然，李中年的頭開始發暈，一股麵湯從嘴裡湧出來。「大夥不要吐了，現在糧食這麼緊，吐了大夥要受飢啊，挺一挺，難受就過去了。」50多歲的民工劉振江勸道。
是不是吃的東西不乾淨呢？混亂中，有民工拿起秤砣，把灶台上的紅石頭砸開，舔了一下，跑出來喊：「紅信！咱們連中毒了！」紅信又叫砒霜，是一種由砷礦燒煉而成的毒藥。當晚9時左右，縣醫院的醫護人員趕到現場。診斷結果顯示，的確是砷中毒。然而，沒有一個醫生有治療砷中毒的經驗。
來源：《先鋒國家歷史》2008年第5期
《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弟兄》這樣描寫當地醫生搶救中毒者的場景「他們使用了各種辦法：給患者喝下了綠豆甘草水解毒，無效!給患者又注射了嗎啡，仍然無效!……無效!無效!
緊張，無比的緊張!空氣窒人，醫生、護士揮汗如雨。縣人民醫院負責醫生解克勤等同志，經過緊張詳細的會診後，斷定：「非用特效藥『二巰基丙醇'不可!必須在四日黎明前給病人注射這種藥，否則無救!趕快派人去找!」
正是在本地醫生救治無效，不得不去尋找特效藥的情況下，才引發了平陸縣委書記向北京求救的行動：「郝書記斬釘截鐵地說：『為了六十一位同志的生命，現在我們只好麻煩中央，向首都求援。向中央衛生部掛特急電話!向特藥商店掛特急電話!』於是，這場緊張的搶救戰，在二千里外的首都，接續著開始了……」
而《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弟兄》就此將描寫的重點轉向了北京方面如何找藥，送藥。實際上，就在各方力量「千里救急」之時，在平陸，一場針對投毒的偵破工作也同時展開。
通過平陸縣檔案館所存的相關材料，可以復原出這次案件的偵破過程：
2月2日晚上，在醫生搶救民工的同時，平陸縣警局局長燕英傑帶領十多個公安人員趕到現場。據炊事員反映，當天下午做飯時，民工張德才以舀熱水洗臉為由，端著盆子接近過灶房。經過走訪調查發現，張德才確實表現反常。以往每次盛飯，他都搶著從鍋底撈稠的，可那天只在鍋沿盛了一碗稀湯，並推說自己有口瘡，讓給別人吃。飯後，張德才雖然也趴在地上嘔吐，卻沒有吐出任何東西。
燕英傑親任主審，就地突審嫌疑人張德才。張德才很快交待了作案經過：當天下午3點多，他藉口進伙房打開水，將兩塊紅信偷偷丟進飯鍋。二十分鐘後，他被拘留。偵破非常迅速。平陸縣委呈交上級的報告裡稱，從開始勘察到最終破案，僅用了8個小時。
在檔案材料中，張德才被一致定性為「暗藏在革命隊伍里的反革命分子」，他的「罪惡歷史」包括：曾供職於日偽保全隊，閻錫山愛鄉團、反G復仇隊和保警隊情報組，淹死過農會主席，1953年強姦婦女未遂，被判刑6個月。
檔案里至今還保留有許多張德才的照片，這都是他被捕後拍攝的。在照片中，張德才儘管個頭很高，但體型消瘦。
投毒者
張德才，平陸縣張店公社前灘村村民，1929年出生。按照檔案中記載的經歷推算，張德才應該在16歲之前就參加了「日偽保全隊」，在20歲之前就參加了「閻錫山愛鄉團」、「反G復仇隊」、「保警隊情報組」等組織，並且一貫對社會主義社會充滿仇恨。而這也正是他要破壞大躍進，對「階級弟兄們」下毒手的思想根源。
但與張德才同村的小時候玩伴劉克武卻否認這樣「貼標籤」的說法。他說，張德才不到10歲就沒了雙親，缺乏家庭教育，有點調皮。「是參加過警備隊什麼的，但當時他就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孩，什麼都不懂，人家讓他送個信跑個腿啊，叫他幹啥他就幹啥。其他孩子吧，家裡有老人管著，不敢跟警備隊混，他家裡沒人管啊。」
同村人張明亮也回憶說，「說他為日偽服務，多麼多麼壞，我說不清。他當時年齡很小啊。日本投降以後，我們這裡拉鋸。這邊是國民黨二戰區，那邊是八路軍游擊隊。國民黨來了，需要找人維持，共產黨來了，也需要找人維持。」
既然並不是一貫懷有「階級仇恨」，那麼張德才為什麼要投毒呢？
在平陸縣紀委工作的李敬齋曾長期關注過此次中毒事件，並寫有紀實文學《穿越時空的真情》。據他介紹，張德才在1949年後的經歷比較波折。1958年他被太原鋼鐵廠招聘為工人。可惜好景不長，在隨後的肅反運動中，他因「歷史問題」被清退，押回原籍管制改造，1959年10月來到風南公路工地。剛到工地的張德才，工作勤懇，深受大家喜歡和尊敬，很快被營里安排為三排排長，可是，一場風雨終結了他短暫的輝煌。
當年12月的一個雨雪天，北風肆虐，民工們又冷又餓，但連長堅持「突擊」。吃過午飯後，張德才倒下就睡，沒聽見下午開工的哨子，一直睡到天黑。這一次酣睡成了張德才命運的轉折點。
當天晚上，他被揪到公路營的辯論會，站在會場中間，有的幹部輪番上陣批判。有人說他幹活偷懶，有人說他吃的饅頭總是比別人多。此時，副連長仝仁明站了出來，揭發他曾扣壓過某個民工兩塊錢。
張德才的排長職務被當場免掉。隨後，張德才捂著肚子，聲稱自己生病，沒打招呼就回到了前灘村。1960年1月19日，村幹部通知，如果不馬上回到工地，食堂將停供伙食。次日，張德才忐忑不安地回到張溝，晚飯後，他被指定站在空地中央，又一場批判會開始了。
批判會上，張德才的所作所為，已經不是簡簡單單怠工偷懶，多拿多占，而是「對社會主義制度不滿，企圖破壞，蓄謀已久，參加修路一貫消極怠工。利用過年時間，說什麼：過年在外吃不習慣，吃白面少，肉少，煽動民工要求放假，製造混亂，瓦解軍心，企圖破壞公路的修築。」民工趙鐵成至今還記得，這一次的辯論會持續了很長時間，「從晚飯後開始，一直辯論到雞叫」。而後來平陸縣交給上級的調查材料中則稱，當時「有高度覺悟的群眾，絕不受騙，對他的言行進行了嚴厲地批判。」
中毒事件發生之後，各地湧現了無數宣傳畫。其中一幅漫畫反映的正是辯論會的場景：民工們圍坐，一個領導模樣的人站在桌子前，嚴肅地舉起右手，坐在場地中央的張德才縮著脖子，臉色發綠。遠處的山峰上，太陽射出耀眼的光芒。
我們已經無法知曉，辯論結束後張德才的心理。而據檔案材料記載，張德才事後交代，正是這次辯論使他產生了報復的想法，報復對象是批他最凶的三連副連長仝仁明。張德才承認，他設想過三種報複方法。其一，是悄悄把毒藥丟進仝的碗裡，效果雖好卻很難實施；其二，把毒藥拌到玉米面里蒸成饃，但「副連長從來瞧不起自己」，不會吃他的東西；其三是用利器暗算，可「一下子解決不了，就會暴露自己」。
李敬齋說，十多年前，他認真查閱過當地警局保存的投毒案卷宗，在張德才的供詞裡，錄下這樣一個細節：張德才產生報復想法後，也猶豫過，但有一天上午，他突然想起了女兒。他決定為女兒買一雙小花鞋，可口袋裡沒有錢。他只好向民工們借錢，但此時的他，已經是被批臭了的人，沒有一個人肯借給他。「這一切，都是該死的仝仁明造成的，我一定要碎了你！」後來他決定，「乾脆把紅信放進大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