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五·七幹校」總部在河南息縣，外國文學研究所編為五連在息縣東嶽鎮。東嶽鎮是一片荒地，是有名的膠泥地。天晴土極硬，下雨天爛泥如膠。我們下去就是開荒。當時提出口號：先治坡，後治窩，大田開荒種玉米、高粱、麥子。我們蔬菜班開荒種菜。開地之前，先蓋窩棚，因這片荒地離村較遠，窩棚既可住人，又可放工具。窩棚一面是泥牆，三面是秫秸編起來的牆。棚頂上面加蓋塑料布，再加油氈，壓石頭，拉繩子，模樣跟半坡先民們搭的棚子相去不遠。唯一不同的是一扇木門，還配了鎖。蔬菜班裡有搞波蘭文、俄文、英文的，語種數量和我們種的蔬菜品種數量接近。我們種的有：胡蘿蔔、大白菜、菠菜，還有一些小菜。
大家搞外文內行，種菜外行，窩棚搭起來，地也開出來，還挖了一口三米多深的井。但是地土質不好，沒肥，胡蘿蔔籽撒得太密。長出小苗來，沒結出胡蘿蔔。只有一棵蘿蔔籽撒在了好地方，緊靠水渠，它長了一尺高，是唯一結出胡蘿蔔的菜苗。為了這棵胡蘿蔔，我天天總要去看幾眼。鬆土、澆水也不怠慢。後來，在我寫的長篇小說《顫抖的靈魂》裡，還用了這個細節。
大白菜也沒種好。那時我們班的革命群眾成天開會，經常是我守在窩棚菜地邊。要給白菜往土裡埋化肥。我心想肥多菜長得大，把肥埋得太多了，菜根燒焦了，好在那時是革命第一，有好些大事要抓。白菜沒有種好，不算大事。
於是又種菠菜，菠菜可能屬於草類，居然長得高高低低。蔬菜班的唯一的功勞，就是食堂吃過一頓從自家菜地里長起來的菠菜。
蔬菜班的男士全都住在窩棚里。楊絳和另外的女士住在別處。那時東嶽鎮還有幾個所。文學所的俞平伯、錢鍾書離我們不算太遠。錢鍾書分管文學所的報紙書信，每天他取報時，都繞兩步過來匆匆跟楊絳說上幾句話，我記得楊絳總是穿得干於淨淨的。她愛好整潔，富有情趣。「文革」時，造反派剪了她的頭髮，還讓她和外文所其他「牛鬼蛇神」在社科院敲鑼「遊街」自報家門。沒有那麼多鑼，有人給楊絳找了一個缸。楊絳「嘭」的一下，把缸給敲碎了。這可能是她的「有聲」的抗議。
剛下幹校時，搞過一段「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住在老鄉家。我住在老鄉廚房後面的一間房子。廚房一燒火，煙就往後房竄。煙燻火燎，白色的蚊帳被煙燻得發黃。下雨天，滿房子漏雨，雨水滴在蚊帳上，那頂蚊帳呈現出黃色的一大團一大團的水痕。「屋漏偏遭連陰雨」，情形不過如此。但更苦的是犁地，為了鍛鍊知識分子，有拖拉機不用，而用人拉犁，有時連繩子都拉斷了。
我則拉過架子車。車子是在北京製作的。木頭硬，車身也沉，有一次拉空車剛剛衝上一個坡，下坡時恰巧踩到一個坑，連人帶車一起摔倒。車把也摔斷了，幸運的是人沒有受傷。為此我還挨了頓批評。不是批評我不小心，而是扣我一頂「破壞生產」的帽子，好在我是「老運動員」。
我們外文所所長馮至先生，是沒有解放的「牛鬼蛇神」。《世界文學》是中宣部「閻王殿」的黑刊物。副主編陳賓宜是當然的「黑線人物」。我是編輯部主任，屬「黑線爪牙」。外文部學術秘書辛萬生，原是北大西語系研究生，下幹校時被監督勞動。監督辛萬生的人，則是馮至。是誰派馮至去的呢？是他的學生、「搞『5·16』分子」的先鋒人物、五連的副指導員C派去監督辛萬生的。當時要辛萬生寫材料，馮至先生從不打小報告，只是兩人不說話。一到下雨天，他們去食堂吃飯，馮至年已70，身體胖，眼睛又近視，走不穩，辛萬生就扶著他。兩個人像兄弟夥伴一樣，穿行在泥濘中，這是那位學生、副指導員C的安排，意在讓馮至「戴罪立功」。
對這些「牛鬼蛇神」，東嶽老鄉也頗有「興趣」。有一次，我去陳賓宜處看他。陳的房東老鄉說起河南怎麼窮，「餓死人那年」怎麼挖死人肉吃。說著說著突然來了一句：「要是你們所長馮至來，我們都會把他吃了。」當下我和賓宜驚愕不已。於是更能理解那一群群「拾荒隊」怎麼敢拔幹校菜地里的菜，挖地里的白薯，捲走草蓆子，甚至在我們遷去明港前，半夜來撬窗戶的玻璃。
蔬菜班的小狗明星「小趨」是我從一戶老鄉家要來的。老鄉養一窩小狗，自己嫌多。我一抱回來，得到全班喜愛，起名之時，頗費周折。那時所里有一位波斯文學士。他的波斯文很好，中文卻差一點，把我的名字念成「區荻帆」。於是俄文張說：「就叫這小狗小趨」。後來互不相讓，排成了「阿趨」。在幹校生活寂寞，沒有娛樂。一隻「小趨」，給我們平添了一些樂趣，只是那年頭吃的東西不富裕，我至今還為瘦骨稜稜的「小趨」沒能吃到更多一點的骨頭和肉而愧惜。
1970年10月間要搞基建了，派我去磚窯燒磚。離開窩棚搬到小平房，「小趨」也跟著我們，它住在木工寮里，和木匠辛萬生住在一起。有一次，軍宣隊讓辛萬生做箱子等器具，他很生氣，使勁敲打木頭，嚇得「小趨」不敢進窩。
燒磚窯主要是看燒火的功夫。有大、中、小火之分。燒五天之後，封頂。再過幾天，才開窯取磚。1958年大煉鋼鐵，我穿過一套再生布的夾克。時隔10年，我的這一套夾克穿到了磚窯前。燒窯外，還有脫坯。10月底，天已很冷。早晨起來，小河裡已結了薄冰。但仍要堅持干。因為大搞基建，土坯磚都不能少。
這一段時間，我記下了不少素材，比如燒窯、小趨，還有「菜地日記」。借寫「菜地日記」，也零零星星寫一些東西。1971年「9·13」之前，大約7月，收了一次麥子後，我們遷到了明港。那時開始構思長篇。《顫抖的靈魂》，就是寫「五·七幹校」的，雖然構思不明確，但有一點最明確，就是肯定有一個壞人，不然怎麼那麼亂呢？
明港那裡原是兵營，部隊走後，把營房留給了我們。社科院全部人馬到明港後，人一多，沒法種地了。於是「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又掀起了一個高潮。就是繼續揪鬥「5·16」。這其實成了派性鬥爭的繼續。
明港老鄉們看見遍地寫著「5·16」、「5·16」的標語。他們也不懂。過去這裡是軍營，他們叫順口了。有些賣香油、賣西瓜的互相串連，說：「我們到『5·l6』部隊去賣！」
正在揪「5·16」高潮，突然來了「9·13事件」。於是運動暫時偃旗息鼓。營房離明港四五里地，於是去明港小市吃館子的，到外面釣魚的，捉泥鰍的，越來越多。「五·七隊伍」慢慢散漫起來。
我的妻子史春芬比我先下幹校。那時我經常給她帶油炒麵。每次帶四五斤，把麵粉炒熟，用香油、白糖一拌，她們寶坻幹校的人都嘗過。鳳子也吃過我做的炒麵。大家說：鄒荻帆做的真好！其實不是我做的好，是肚子裡油水太少了。
史春芬有心臟病。有一次發病，病情危險，送到天津搶救，才得以生還。那邊當時給我發電報，可是連隊根本都不准我去看她。
我們三個孩子都去了北大荒。三兒子初中剛畢業，也要求下去了，可他去了之後，才發現一切都不似他想像的那樣純潔美好，勞動也很艱苦。於是給我們寫信訴苦。可巧信丟在半路，揀信人送回連隊。領導拆看之後，說他是「小赫魯雪夫」，全連鬥他。
最小的孩子老四隻有八九歲，請了一個老大娘在家裡照看他。史春芬最不放心小兒子。有一次，她請假回去看孩子。但天下雨，走不了。她著急了，說：「真恨不能有一把長劍斬破天空。」就為這句話，軍宣隊開大會鬥她，說她是「變天思想」，要她在地頭鬥爭會上低頭。她脾氣倔，偏不低。脫下軍帽使勁往地上一摔：「我低什麼頭？」
1971年底，我終於回北京探親了，在和平醫院一查身體，有肝炎。轉氨酶高到六百。然後又是症疾發作。忽冷忽熱地打擺子，差不多兩星期，吃金雞納霜才好。
「文革」前，包括解放前，我已出了20多本詩集。幹校生活同樣也是素材。「文革」後，我寫出了長篇小說《顫抖的靈魂》。希望每個人都用自己的靈魂面對歷史。
選自《無罪流放》，賀黎、楊健著，光明日報出版社，1998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