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理階級隊伍」
「文革」開始時我就讀於廣州市第17中66屆高三(1)班，與同學們一樣，響應毛主席號召，積極參加「文革」，參加了學校的「戰鬥兵團」，與廣州市的「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屬同一派，與廣州市另一紅衛兵組織「紅旗」嚴重對立。1968年7月，已經停課三年、被折騰得奄奄一息的學校迎來了「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我目睹了一場人間的大屠戮。
這一年7月16日，「市革命委員會」發出通知：「對中、小學教職員工實行統一領導，分片、分區舉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通過辦學習班「認真清理教師的階級隊伍，把混進中小學教師隊伍的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派，頑固不化的地方主義分子，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以及國民黨殘渣餘孽統統挖出來」。
這個「學習班」7月20日就要舉辦；所謂分片，就是若干個學校集中住宿在一起；時間為一個月左右。事前，各校「軍訓團」就發布了「四不」規定：「不准請假，不過星期天，不准串聯，不准搞派性活動。」並威嚇「不參加者，不發工資、開除公職、送檔案給公安機關處理」。
有人以「中教紅司」的名義，於7月19、20日連續發出兩份「緊急聲明」，試圖抵制。馬上，當權者做出了反應，「廣州市革命委員會」發出了「給廣州市『中教紅司』的一封公開信」，警告：「我們特鄭重提醒你們：希望你們能夠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迅速採取措施，糾正錯誤。否則，一意孤行，堅持錯誤，後果自負。」
其實，以「清理階級隊伍」的名義對教工隊伍進行的迫害，早已在進行當中了。
在此，我順便交代自己當時擔當的角色。我們幾個人，是高年級學生，最主要的，出身都是工人家庭。這樣，我們就缺少了「革干革軍」子弟那種「皇孫貴胄」的氣焰，也沒有「狗崽子」那種為祖輩贖罪的負累。故此，我們組織起的「戰鬥兵團」，就成了「有政策水平」的一個，頗得軍人掌權的各校「軍訓團」的倚重。而我自己，也就成了一個幫凶、一個打手。
在7月初，「軍訓團」負責人就拿出了十幾個教師的檔案，對我們說：「馬上就要清理階級隊伍了，這部分教師，歷史問題沒弄清楚，你們去抄他們的家，看看有沒有收穫。」「這兩個呢，態度不好，你們去抄，打打他們的威風。」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見識到叫「人事檔案」的東西，由於1949年之後政治運動不斷，故此每個人都有厚厚的一大本，甚至幾大本。最令我至今不忘的，是不少教師檔案內都有一個卷宗，上印「大西瓜」三字，並有西瓜圖案，散落不少西瓜籽。（究其寓意，大概是指剔除雜質，向黨交出紅心）。裡面的內容，全是「我曾經說過三面紅旗的壞話」、「我曾經對共產黨的政策想不通」……經請教人事秘書，才知這是1959年「向黨交心」運動的產物，當時所謂交得越多，對黨越顯忠誠，牆上還詳細列表公布數字，交得少自然意味著對黨心懷貳志了。這時我才明白，1966年揪鬥「牛鬼蛇神」，宣讀「罪狀」時，那些「牛鬼蛇神」紛紛辯解「那是我向黨交心時說的話」。看來，教師們是盡入彀中了。還有一件事令我難以忘懷，就是不少教師是「特嫌」。人事秘書解釋說，只要有人揭發，或外單位轉來一份材料，說你曾與某特務身份的人接觸過，你就被列入「特嫌」名單。「誰敢把那材料撕了呢？」人事秘書說。這一下，令我頓覺世事之險惡。
我帶著十多個人，兩三天之內抄了十多個教師的家。
「清理階級隊伍學習班」開始了，由於是多個學校集中在一起，我得以見到了由清晨到入夜，那種「呼聲如雷，舉臂如林」的「壯觀」景象。教師們或分組，或集中，談認識、寫材料、人人宣讀、群眾評議……到了鬥爭階段，更有布置多個積極分子專攻一個「重點對象」的。由於我當時是學生，算是一個局外人，對鬥爭會雖然天天目睹，記述起來還是不得要領，特別缺少那種切膚的感受。到了我參加工作，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運動中，才真實感受到「政治運動」的恐怖。當時，全廠的幾百個人圍成一圈，要「有問題的人」站出來坦白交代，還不時由事先布置好的「積極分子」把若干「問題人物」冷然揪出。以致一些人，不知道哪一類「問題」要交代，又怕萬一被人揭發就「從嚴」，嚇得當場尿褲子。有一對本車間的夫婦，在「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呼喊聲中，顫顫巍巍地站起來交代了多年前接待過「地主成分」的親戚，被當場宣布「寬大處理」，更多的人被嚇癱了……這種會，工廠開完，系統內幾十個廠又集中在一個大學操場，開幾萬人大會。寒風冷雨，誰也不敢離開，那種恐懼的感覺，真是筆墨難以形容，儘管我當時年輕，沒有家庭問題，但還是感到徹骨的恐懼。
不久，教師的「清理階級隊伍學習班」到了「寬嚴處理」階段。某天，全體教師集中，開「寬嚴大會」，會場周圍都是軍人（「軍訓團」），增加了幾分肅殺。由「片」（如北片、南片）的「軍訓團」領導宣布，某校某某教師，什麼問題，交代得好，獲寬大處理；某校某某人，負隅頑抗，拒不交代，把他們押上來，積極分子就把這些教師揪上台。各個學校合起來也有一群，站列台前，從嚴處理，統統用大卡車運送到公安看守所去了。
十多天後，學校「軍訓團」領導吩咐我，去把那些傢伙領回來吧。我一個人手持介紹信，到兩個看守所（男女教師不在一個看守所），把他們領回了學習班。我從牢房觀察孔往裡瞄，沒有床，地上密密麻麻地坐了一屋人。
其中一位姓馮的體育教師，曾帶領我們排練大型團體操，為省、市大型會議表演。我把他從郊區看守所領回來，從走路到坐公共汽車，幾個鐘頭，沒替他提行李，也沒與他交談一句。上世紀90年代初，他參加我班同學聚會，我對他有說有笑，執禮甚恭。雖然道歉的話很想開口，但始終未曾開口。1996年，我參加了他的追悼會，向他遺體鞠躬，道歉的話，只能在心中對他說了，可他再也聽不到了；另一位從看守所領回的姓容的女教師，我曾兩次抄過她的家，還推打過她。其後她移民國外。去年我托在海外的同學向她道歉，同學說，容老師住洛杉磯老人公寓，已是「老年痴呆」，她也收不到我的道歉了。
教師自殺事件開始了！
連續一個多月高強度的折磨，開始有人精神崩潰，各校均傳來有人自殺的消息。我校第二個自殺的，是教語文的楊愛梅教師。楊老師是一位高幹夫人，她的丈夫江帆，是本市市委統戰部的副部長。學校曾通過楊老師，把江部長請來作過「形勢報告」，無非是「我們一天天好起來，帝、修、反一天天爛下去」。可「文革」中江部長被揪了出來，此時正在我省北部「103隊」服罪，那可是「罪大惡極」的「黑」字號才能進的地方啊！據說楊老師1949年前當過國民黨政府電台的播音員，我還記得1966年她在大會上怒斥「三家村」的情景，抑揚頓挫，但把「牛鬼蛇神」念成「牛鬼神蛇」。楊老師在「清理階級隊伍」中自然難逃一劫，由於她家與我家住得極近，她還托我從家中往學習班捎糧票。家中只有三個從13歲到17歲的孩子。學習班一結束，回家不久的一個夜晚，她就在家中上吊自殺。我在學校一聽說，馬上趕到她家，遺體已運走。可憐哪，三個孩子都在家，楊老師半夜決定棄世，女兒就睡在旁邊。據「軍訓團」領導藍幹事告訴我，楊老師就在出陽台的房門頂上拴根繩子上吊，由於繩子太細，她竟然掉了下來，以致藍幹事早上趕到，猶有體溫。據說，13歲的女兒就睡在房間裡，被她掉下來的聲音驚醒了……
準確地說，我校第一個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自殺的教師何佩華，1966年8月8日，即所謂「十六條」發布的那一天，這位姓何的老教師被連續幾個月的打打殺殺嚇破了膽，在清晨跑到學校附近的鐵道上臥軌自殺，身上的五分錢硬幣被火車車輪碾成杯口大……另一位教導主任1968年4月被學生毆打至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