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的孩子們》已被翻譯成20種語言。
譯者簡介 Zhou Jian生於中國，留學美國。借著理工的博士論文寫作歷練和文革時博覽禁書的文學記憶，在涉獵中英文科技文獻互譯的基礎上，多次翻譯英文傳記作品。希望以自己的微薄之力，真實體現英文原著的精彩敘事，譯有《紅色賭盤》。
序
前言
每個人都必須理解：為了我們的生存，毀滅我們所有敵人的全球戰爭動員已經迫在眉睫。戰爭是我們民族的理念。我們唯一的任務，領袖們唯一的使命，就是向所有俄羅斯人民解釋，使他們信服，這就是我們英雄史詩般的未來。
──俄羅斯作家、頓巴斯志願戰士，札哈爾．普里列平（Zakhar Prilepin），二○一四年四月
「你會很高興見面的。」我的老朋友簡尼亞（Zhenia）在電話那頭的聲調平淡中帶有謹慎。那是二○二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在烏克蘭的戰爭已經持續一個多月。「你單純只是想見面開心一下，還是來試圖告訴我，為什麼我錯了？」
「或許你能夠告訴我錯在哪裡？這也是我們可以相見的理由，我現在在莫斯科。」
電話中頓時沉寂無聲。
「或許改天吧，」他最終答覆說。「馬上見你，不是個好主意。」
簡尼亞曾經是個叛逆者。在人生的不同階段，他幹過工人和保全警衛，也擔任過民兵組織OMON員警部門的官員，在車臣（Chechnya）打過仗。他曾任職於俄羅斯反對派主辦的獨立報紙《新報》（Novaya Gazeta），負責編輯下諾夫哥羅德州（Nizhny Novgorod）區域版面，也曾是革命的「民族布爾什維克黨」（National Bolshevik Party）領導成員。但是當我在法國聖馬洛（Saint-Malo）的一個文學節日活動中與他相識時，簡尼亞已經啟用了新筆名──札哈爾．普里列平（Zakhar Prilepin）──也已成為俄羅斯最偉大、最具爭議性的作家之一。簡尼亞留著光頭、身體強壯，具有威脅性的外觀神態，這導致他捲入了與聖馬洛城區鎮暴警察的衝突之中。我幫助他擺脫了困境，這成為了我們往來經歷的開端。
札哈爾．普里列平機智敏銳，平時喜好閱讀，行事無所畏懼。他也狂熱信奉自己的理想──這包括了對自己國家神聖偉大的激進信仰，以及對現任俄羅斯領導階層貪贓枉法的極度蔑視。在二○○七年於克里姆林宮召開的作家論壇上，他坐在弗拉迪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對面，無所畏懼地質詢總統，有關反對腐敗和竊盜的履職責任。二○一四年二月，在克里米亞（Crimea）被肢解之後，克里姆林宮的意識形態開啟了圍繞俄羅斯民族軸心的政治運作，普京和普里列平發現，他們各自具備了不曾預見的共識：是時候由俄羅斯人拿起武器來公開抗拒自己的敵人了。此後不久，普里列平訪問了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地區的脫烏反叛共和國，成了叛軍營級部隊的副指揮官。在二○二○年，他仿效自己敬仰的英雄──激進主義作家、民族布爾什維克黨創始人愛德華．利莫諾夫（Eduard Limonov）──組建了自己的政黨。這個黨的願景就是：建設強大和戰鬥性充沛的俄羅斯，透過戰爭，來實現自己清洗墮落世界的目標。
儘管普里列平的觀點邪惡、荒謬，無疑也是危險的，但這些卻被他本人誠摯地信奉。不像在俄羅斯權貴階層的許多浮誇愛國者，對自己聲稱熱愛的國家只會巧取豪奪，普里列平實際上冒著生命危險，來踐行自己的信念。他曾經是我的朋友，但現在已成為某種意義上誠實的敵人。
我以普里列平開始我要講述的故事，源於兩個理由。一是我有興趣知道他下一步的作為。現今，克里姆林宮正騎在由正統東正教（Orthodox）所激發的極端民族主義的老虎背上，直到相當近的時期內，這個思潮還只是藏匿於俄羅斯政治的狂妄表象之後。無論由於戰場上的軍事失敗，還是源自對俄羅斯權貴階層或國家安全強勢部門掌控的喪失，如果普京搖搖欲墜，將會發生什麼情況？如果這種局面出現，普里列平關於自己國家具有新斯巴達叛逆性，無法緩和矛盾，國家武裝化和在崇高正義旗幟下燃放生機的理念，將對俄羅斯可能的未來前景之一，開啟令人恐怖的窺視之窗。
我談及普里列平的第二個原因，是他對我會面邀請的回絕。我始終無法找到他這麼做的理由。可能他神經過敏，害怕在與某些疑是西方間諜人員談話時被抓；也可能他認為，我已經成為一個西方間諜。還可能他假設，我已經被俄羅斯聯邦安全局（FSB）的人員跟蹤；可能他想像自己也被盯梢。或者他可能害怕，從我這裡聽到發生事件的不同真實版本，這將動搖他對自己的理念，即俄羅斯東正教戰神正在與烏克蘭納粹分子浴血奮戰（誠然不可能存在的現實），所具有的堅信之心。
無論他有什麼理由，普里列平顯然是中了當時俄羅斯遍地瀰漫的狂熱魔咒，這種狂熱被我大多數的莫斯科朋友、同事、聯絡人所分享。在戰爭爆發的數天裡，病態的狂妄覆蓋了首都之城，就像每個夏天都瀰漫在那裡的泥炭沼火災之煙幕那樣，來勢迅猛且令人窒息。也像煙塵一般，這種精神狂熱病揮之不去的惡臭，同樣遮天蔽日，使人無法逃避。
我在駐留和調離之間，總共花費了二十七年時間在俄羅斯採訪報導。首先，作為都市和焦點事務的報導記者，為《莫斯科時報》（The Moscow Times）工作，然後成為美國《新聞周刊》（Newsweek）駐莫斯科的記者，併兼任其莫斯科辦事處的主任。在超過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裡，可能總共只有六人，因為我是外國人，或者由於他們害怕政府對此類事件的反應，拒絕過與我交談。
然而在俄羅斯開始入侵烏克蘭之後──或者更確切來說，在俄羅斯國家杜馬（State Duma）於二○二二年三月初頒布了法令，對「傳播有關俄羅斯軍事行動虛假資訊」的人員，可處以最高達十五年監禁的懲罰之後，局勢發生了急遽變化。之後不久，杜馬又重新定義了已經存在的有關「外國代理人」法規，不僅包括實際接受國外資助的俄羅斯個人和組織，也包含那些受到「外國影響」的人士，全都在監管之列。每周更新的「外國代理人」名冊由官方發布，很快就幾乎包括了每個非克里姆林宮認可的記者、電台播音人、部落客和自由媒體分析家。
令我震驚的是，當我在開戰初期開始預報本書的寫作計劃時，我已經認識多年、甚至幾十年的朋友和聯絡人告訴我，他們不能冒險在公共場合會面，或在講話時被錄音；甚至挺克里姆林宮的現任或退休官員，以及重量級愛國媒體和政治人物，都謹小慎微到了荒謬可笑的地步。許多消息來源拒絕與我在公共場合見面，因為他們在與外國記者交談時會被認出；許多最具揭密性的談話發生在餐桌上、度假別墅里，或是依照傳統的蘇維埃Soviet style方式──在共同朋友的廚房內，而那些熱心安排這種私人聚會的主人，也經常不事先告訴訪客：我，一個危險的外國人，將會在場。
本書引用的許多資訊來源，必須保持匿名──在某些案例中，是為了保護他們的身份，其他則因為引述的評論來自無紀錄在案的社交場合，或者屬於機密交流。作為讀者，必須信任涉及的任何資訊，這難免令人沮喪，對於必須核實消息的記者來說，也有著同樣的懊惱。但這就是本書報告中，從二○二二年三月至二○二三年三月，在莫斯科和基輔（Kyiv），所面對的氛圍。最令我驚訝──同時也警醒的──是俄羅斯社會關閉得如此迅速。在普京二○二二年入侵之前，在俄羅斯的政治生態體系中，尚具有政治反對派和言論自由的生存空間，儘管空間狹小，但還是被一系列不言自明的規則所確認，這些規矩被當局所遵守，要比被其破壞更為常見。私下裡的反克里姆林宮政見，甚至在公眾場合或社交媒體上宣洩時，也從未被明令禁言，在二○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之前，在家庭電話上安裝隔音護罩的故事，曾經是來自蘇維埃時代Soviet days的古老傳說。在這之後，我的許多爆料者都堅持在我們談話時，離各自的智慧型手機至少數米之遠，或者將它們留在會面場所之外。
恐懼具有傳染性，在一個長期認可的規則已崩潰、新法理尚未形成的世界中，它繁殖得更加迅猛。反對派活動分子和記者曾戲稱：普京政權為「素食者」，而非食肉類野獸。除了少數明顯的例外事件，當局傾向於威脅而不是毀滅異議人士。克里姆林宮的首席意識形態思想家弗拉季斯拉夫．蘇爾科夫（Vladislav Surkov）──湊巧也是普里列平的朋友和姻親──執掌著基本依據後現代主義、用戶至上觀點，最終輕視意識形態等理念所建構的宣傳體系；一會兒在這裡追隨正統東正教義，一會兒又在那裡重拾對蘇維埃的懷舊情結Soviet nostalgia。蘇爾科夫撥弄著理想的琴弦，就像法國作家若利斯．卡爾．於斯曼（J. K. Huysmans）的頹廢派古典小說《逆流》（À rebours）中，敲打著可釋放香氣的管風琴鍵盤之樂師。這個相對包容的素食者生態體系，在二○二○年二月蘇爾科夫離開克里姆林宮後就分崩離析。我們將會看到，舊系統被頭腦狂熱的前「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官員獨斷的管控所取代，他們深信，自己面對的西方正在推行阻撓和毀滅俄羅斯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