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韋君宜一家在幹校難得一聚。
韋君宜提供的視角
1967年，當大陸的「文革」轟轟烈烈開展的時候，從台灣到美國的青年學子杜維明在《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所面臨的抉擇》中寫下這樣一段話：
二十多年前，中國最傑出的青年學子大半都滾進戰爭的洪流，受到人類史上最入骨也最廣泛的侮辱。他們變成流亡學生，變成青年軍，變成政客運動下的犧牲品。他們不能忍受乾枯的考證主義，於是擺脫了乾嘉學派，但是變成了激進主義的奴隸。他們煽動學潮，批評時政，反對貪官污吏，斥責奸商國賊，慨然以氣魄「承當」天下。雖然，從政客的立場看，他們若非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破壞者，即是為空想、空希望而勇往直前的敢死隊。他們的愛國熱忱變為笑柄，變為失敗的藉口，變為鞏固私人權力的工具。但是，他們有發言的自由，有影響國策的潛力，而且有明確的目標去奮鬥，去把握。在「中華民族不會倒」的呼聲中，他們找到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歸宿，並且為民族奮鬥史寫下了光輝燦爛的一頁。
杜維明文章所指，多系從大陸退居台灣的知識界，部分也讓人聯想起大陸文人的經驗。背後意思無非是，前輩知識分子做了悲壯的選擇，也收穫了痛苦。但是在知識與學理上，卻沒有留下什麼。從知識論的角度看，五四後的激進文人，的確在學術上沒有增加太多的有分量的著述，對文化的破壞則超出人們的想像。青年杜維明在那時候要回到傳統去解決知識與價值的問題，則是一種對唯道德化的空談風氣的糾正。他後來的學術思路也恰誕生於此。
文章發表的時候，大陸的知識界還沒有任何反應，那樣一個特殊的時期，人們的精神還在盲區的地段。只是到了上世紀70年代末，知識界才有了類似的表達，而時間已經過去了多年。華人學者的精神差異，直到今天才慢慢縮小。現在看杜維明當年話，大陸的學人不是沒有相似的感慨的。
戰亂與革命年代，知識青年走出象牙塔，以生命之軀走到救亡之路，乃一種責任與使命感的表現，至今都有感人之處。但是如果我們也算一筆帳，這犧牲與代價，給我們的民族帶來了什麼呢？歷史學家與文化研究學者可能有不同的結論，現在的爭論也可以看到一二。就學術思想而言，前線的文人不能與象牙塔的知識分子相提並論，那也是自然的。反觀起來我們也會想，當那些在戰鬥里消失了自我，或因內訌而扭曲了自我的人遠離我們的時候，他們在文化史可以安放的地方何在？
僅以文學史為例，我們收穫了左翼文學，可是在分量上能抵魯迅者還沒有過。文學的研究，非左翼的學者如錢鍾書、俞平伯可能貢獻更大。走在前線的作家，有孫犁這樣可以誇耀的人物，但後來的胡風、周揚都被風潮將創造性淹沒了。重要的是那些普通的文人，在戰亂與革命里，知識未得長進，精神卻不斷受到摧殘。即便留下了諸多著述，也多是先驗理念的注釋，未見獨創的價值，也如流星一閃，遂消失於時光的空洞之中。
這無疑是一種痛苦。我讀周揚、夏衍、馮雪峰、阿英晚年的文字，看出他們的疑惑。在「文革」結束後，深切意識到自己誤入一條窄路，然而也多是語焉不詳，閃爍其詞的時候居多。20世紀80年代曾有一種全面總結的可能，不久就整體沉默了。那一代人留下的問題，今天還沒有得到很好的梳理。
戰爭與動亂時代文化的傳統，是被意識形態化處理的存在，但從當事人的回憶里，我們則可以看到另外的存在。有一本書對此類現象作了深切的透視。我們不能不提到的是韋君宜的《思痛錄》。如果要算文化的帳，總結精神生活的質量，該書提供的資料，較之一般書本里的敘述要多。這個從革命隊伍中走來的人，對一代知識青年的選擇，作了一種懺悔式的描述。歷史話題也隨之變得更為複雜。
如果把《思痛錄》當作歷史的教材，那我們的教育則有了一種反省的可能。二十年前讀過韋君宜的小說，幾乎沒有留下印象。在我眼裡她不過是出版社的領導，只是與文學界關係密切而已。直到許多年後讀到她的《思痛錄》，才對這位前輩有了一點認識。我那時候感慨於她的磊落，是前輩里少有的袒露心懷的人。2013年，她的《思痛錄》增訂紀念版問世，增加了許多新的資料，作者的思想更為完整地呈現出來。歷史的細節後乃生活的還原，字字帶血，濺淚之處有自審的空間，讀後有一種難解的苦楚。昔年讀巴金的《隨想錄》，有過類似的感受，不過巴金的苦難多是同路人式的，沒有在文化的核心地帶，不妨說是外圍者的懺悔之作。韋君宜是革命隊伍中的一員，所寫的文字多了歷史複雜的維度。上世紀40年代後革命文學的生產與政治之關係，都與她的生命之跡糾纏著，她的視角提供的資源，青年一代還沒來得及認真面對。
韋君宜早年在清華讀書，在抗日的年代放棄大學的書齋生活，到延安去從事文化工作。新中國建立後在新聞出版機構任職，與作家協會有互動的關係。那時候的中國正在非常時期，文學要脫離政治是大難的。她記憶里的延安整風，批丁玲、胡風，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都有驚心動魄的場景，讓人感到我們都在似人非人的人間。當革命只能讓人去死而無法活的時候，文化之光是不能照耀世間的在她的記憶里，文學活動與日常生活，已脫離了人性的軌道。悲劇把一代人全部裹挾其中了。
《思痛錄》是了解左冀知識分子的文獻
《思痛錄》從「一二·九」運動寫到「文革」結束，是一段特殊的歷史片斷的連綴。韋君宜給我們提供的線索，是了解左翼知識分子命運的難得的文獻。一是讓我們知道了他們那代人何以選擇了革命，知識階級的內心真實得以剖析；二是勾勒了的革命的具體內容，正應了「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的話，有流血，有死亡。在緊張的環境裡，死於敵人之手心甘情願，而死於自己人的殺戮，人將何以堪？李銳在上世紀30年代與妻子在延安的生活，也提供了佐證。那時候的青年人，無辜被監禁、處決，都非早期馬克思主義信徒所能理解。在殘酷的環境裡，人無法擺脫苦運，隨時可能失去自由。虛假與謊言四處蔓延。在神聖的情感驅使下，自己會背叛自己，陷他人於苦海。革命隊伍不是純然的存在，而成了死亡之所。
韋君宜面臨的問題是，當你要實現救國之夢時，不得不加入集團組織，不得不執行命令。可是那集團與命令是常常違背常理的存在。人在選擇自由的時候，喪失了自由。她細緻地記載了自己如何參與揭發、批判別人的活動，記載了知識分子被邊緣化的悲慘過程。許多天真的知識分子，後來在革命的時代變得不近人情，心靈扭曲，可是自己卻全不知道。老鬼描寫自己的母親楊沫時，已作了諸多刻畫，可以看出人的心態變形的可怕。但韋君宜不同於楊沫，她從彎路中又回到了起點，是逐漸清醒的人，意識到了內中的問題。這是一種大苦，當意識到自己所選擇的路是一種荒誕之所，那是怎樣的悲哀！
50年代開始，文學整體的下滑。知識分子不能自由表達思想，把思維定位到未曾受教育者的層面。大眾化是一種可能，但那時候的大眾化乃領導觀念的外化，是沒有真的泥土氣的。首先是舊的傳統被阻截，儒道釋均不可談，其次是五四傳統遭到厄運，像胡適、俞平伯那樣的知識人的思想均受清算。再次是魯迅傳統被扭曲，30年代的文學統統有了問題。當革命離開智慧與獨立思考的時候，只剩下了盲從者的騷動。韋君宜眼裡的五六十年代的生活，文化生態已經面目全非了。
她提供的資料頗為生動。印象深的是描繪了革命時代的人際關係。很快發現環境與夢想的大異，人人自危，不斷被懷疑、整肅，精神的擔子加重。對反動文人的處理，文藝界右派的產生過程，大躍進的喧鬧，都以荒誕開始，又以荒誕結束。革命時代的人際關係是彼此猜忌，隨時被定為反動人物。親朋反目，鄰里暗鬥，同事互仇。以純粹名義的任何選擇，都置人於不純粹。韋君宜寫了許多大人物的宦海沉浮，也寫了諸多小人物的悲慘命運。但這些片斷，都是自己受辱後內省時才有的良心召喚。由跟著別人整人，再到被人所整，才知道自己在一個陷阱里。《負疚》一文寫普通編輯老龍的命運，只因為改了一個作家的作品，就被驅逐出單位：
原來是因為他寫了一篇寓言《白鶴的故事》，說那個白鶴（作家）寫出的作品賣不出去。造反派竟說這個白鶴就是影射毛主席，作品是影射毛選。毫無根據，他當然堅決否認。但是不行，造反派們竟當場宣布，他們有「物證」。什麼「物證」呢？原來他們跑到新華書店去找了毛著櫃檯的營業員，「調查」他們的推斷有無根據，營業員說：有的。毛著單行本都是白色封面，黑字標題，套紅色底色。如果一套書擺齊了，露出紅底和白封面，就是有點像有紅頂子的白鶴嘛。於是這位營業員的「美麗」的想像，就成了「鐵證如山」。老龍矢口否認，不肯簽字，那也不管事。後來工軍宣隊進駐了，不許打派仗了，不許貼大字報泄露機密了，但是完全接受了造反派定的一切結論。後來我們大家就都戴上「帽子」跟著一部分不吃香的革命群眾一起，開往幹校。這時候的我，已經和所有被打成反革命、漢奸、右派、胡風分子、國民黨分子、地主、特務等等的，一視同仁。我這樣平時作為黨員幹部的人，一下子取掉了頭上的光環，才覺悟到自己原來和人家是一樣的人。人家都是在這裡辛辛苦苦幹了多少年，而我們過去就居然可以把「帽子」隨便戴在人頭上！
韋君宜看到了別人的可笑，也看到了自己的可笑。當人與人之間以不信任和唯道德的尺度量來量去的時候，古人所云的相敬以禮的觀念就是一句空話。革命是聚眾的行為，聚集的過程，也是疏離的過程。人與人不再以愛相視，將對方魔鬼化，這是史達林時代的遺產。不幸得很，韋君宜那代人也重複著這樣的遺產里的邏輯。
閱讀她的文字，感到懺悔之真。自己被污染了，而且還污染了別人。韋君宜回憶錄里涉及的話題很多，重要的部分是文學藝術的生產，她對此的描述有很高的價值。民國文學在這個生產機制里消失了，古典文學的精神也消失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文學，多是虛假的文學當道。主題先行，長官意志充塞著文壇。那些有熱情的作家，獨立思考的文本則不宜刊發，唯有迎合才能出版。邵荃麟、馮雪峰、黃秋耘的屢屢受挫，革命的理念不被接納，卻成了異端者流。作者在《編輯的懺悔》裡，談到《千重浪》《東風浩蕩》《金光大道》編輯的荒謬之事。一些不懂得文學的軍人在領導文學工作，以可笑的政治理念要求作者寫作。寫作不再尊重藝術良知，而是迎合別人，那結果只能是垃圾成堆。韋君宜寫道：
我記得當時的大作家浩然，他那個《金光大道》的架子實際上是由編輯幫他搭的。先賣公糧，後合作化……前邊我不清楚，到寫第二卷時，我從幹校奉命調回社來，接任編輯。管這部書的編輯組長，是由外單位調來沒當過文學編輯的一位造反派，他看了稿子就說：「書中寫的那個時候，正是抗美援朝呀！不寫抗美援朝怎麼成？」但這一段故事，實在與抗美援朝無干，作者只好收回稿子，還是把抗美援朝添了進去。
反智、反愛、反藝術，就這樣主宰了中國文壇。《思痛錄》寫「文革」期間的殘酷鬥爭，以及文化理念，看得出是無所不在的荒謬。領導文學出版社的軍人，全不懂文學，卻指揮知識分子編造假大空的文學。現在一些研究者談及那時候的文學生產，對機制還有肯定的話，那無疑是對歷史的無知。只有看到韋君宜的書，我們才會知道，那時候的文化，已荒唐到不可思議的地步。
我們看韋君宜的經歷，一直在文藝界、學界、政界之間。她無意中也描述了知識分子的深層問題。《思痛錄》涉及了學界的狀況，頗有思考的價值。比如對蔣南翔、王瑤的描繪，對于光遠、錢偉長、齊燕銘的勾勒，都有意味深長的地方。像王瑤這樣的學者，本來也是左翼出身，「一二·九」運動中，與韋君宜都是積極分子。建國初也熱衷於文學批評，參與各類社會活動。但隨著運動的持續，王瑤已經無法跟上時代，成為被學生批判的對象。早期他們參加革命，是看不上舊制度，現在是新制度看不上他們。之所以被遺棄，乃因為其革命的程度還不夠。王瑤與韋君宜參加過左翼活動，有自己的價值尺度，根據的是自己的良知與學識的判斷，思想里未嘗沒有自我意識的影子。但到了「文革」時代，當淪為階下囚的時候，批判自己的竟是些無知的盲從者。知識成為罪過，無知無畏才是英雄。這不是韋君宜、王瑤心目中的革命，他們當年在清華搞革命活動，所要看到的未來不是今天的樣子。在智性消失的年代，革命的價值還有嗎？
因了視野的限制，許多學人的遭遇她無法涉及，但就目光所及看，學界的人與事，尤甚於文壇。王瑤後來不能再寫《中古文學史論》那樣的著作。連他的《新文學史稿》，也成了問題。北大學生所寫的文學史，完全不及老一代的厚度，以新生力量代替古老的學問，那結果是，我們已經沒有學問。
歷史的弔詭之處
當革命使表達與思考都無力的時候，僅有道德的救贖是不夠的。知識分子除了要有使命感與道德的激情外，重要的是要有一種思想的自由與知識的不間斷的積累。當後者缺失的時候，前者的價值也會隨之喪失。我們總結歷史，是不能不看到此點的。
韋君宜寫自己的經歷，帶著失敗的痛感。她知道自己走在一條灰暗的路上。那麼多可愛的人被摧殘了，智慧不再開花，只有惡魔當道。她和巴金一樣，並不把責任都推給別人，也常常懺悔自己。也就是有人所說，背著沉重的十字架，在回望自己的途中。不過，巴金的追問，還是人道主義者的追問，延續的是五四的脈絡。而韋君宜之追問，卻是革命者自身的內省，她與夏衍、胡風、聶紺弩晚年的自我的反觀，更有思想史的價值。這與俄國革命後的知識分子的自我冷觀，有可以互證的地方。我們因之可以更為明晰地看到前人的選擇的合理性中所含的悲劇性。
知識階級到生活的深處去改造社會，永遠都是值得讚佩的選擇。問題在於在這個過程中可否保持獨立的立場與自由的思想，可否在創業里有知識的積累與創建。如果沒有這些，則會導致自我的失落，精神不再有自主的力量。所以，道德化的激情與自由的精神的保持，是一個不能失衡的存在體。知識階層在激進的途中沒有療救自我傷痕的技能，也即思想的冷觀，那無疑要陷進更深的泥潭。革命時代的遺產給後人深省的地方，可能就在這個地方。
歷史有時是弔詭的存在。革命發生的時候，如果參與者沒有思想的深厚的積累，或者說知識階級還缺乏基本常識的時候，選擇的結果可能與預設是相反的存在。五四之後中國的悲劇是，我們的學術界沒有積累深厚的資源，對歷史與現實的描述都處於簡單化的層面。大學不僅沒有提供思想的支持，民間的思想資源也頗為有限。在一個失調的文化環境裡，道德化的衝動不可能解決社會問題與精神自身的問題，如果沒有一個健康生態的語境，一切言說與實踐都會流於空泛。杜維明那些學人希望回到儒家秩序找精神的資源，可能是看到革命時代文化生態失衡的一種困境。這種選擇自然也存在爭議，可是他們看到了激進主義的問題也是深切的。新的思想與傳統只是單一邏輯地銜接的時候，大概只能加大文化的失衡。在這個層面來看韋君宜那代人的選擇，我們能夠發現更為複雜的問題。
辛亥革命後，中國知識界分化成象牙塔與十字街頭的不同的營壘，遺憾的是兩者都沒有看清彼此的價值。它們互相隔膜又不得通融，結果造成文化的更大的蕭條。民主思想與精神的演進不像那一代人想像的那麼簡單，知識分子不能壟斷真理或占有真理，只能在通往真理的路途里。真理不在自身，而在與陌生存在對話之中。五四之後的問題是取消了對話，只有鬥爭，取而代之的獨斷論，導致我們看不見他人，明澄之路忽斷，太陽落下去了。這個教訓今天不去面對，重蹈覆轍也並非沒有可能。
現在是一個清理近代遺產的時候。但我們面臨的困難是，在與近代遺產相遇時，上千年歷史的基因顯得無足輕重了。上世紀30年代的青年學子希望能夠有所作為，可是忽然發現與自己的夢更遠了。清理遺產不是簡單的歸類，而是一種「抉心自食」，知道我們都多少含有罪的影子。有痛感的人，方可知道尋藥的重要，但是對於麻木的知識群，韋君宜的警示會激起多少人反觀自己，還是一個問題。
《炎黃春秋》2013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