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關於中美蘇三邊關係
喬治·凱南對中國的整體看法,影響了他對中美蘇三邊關係的判斷。在喬治·凱南看來,中美關係、中蘇關係和美蘇關係三者環環相扣,但重心是美蘇關係,中國是|兩極格局中的一枚"棋子"。隨著世界形勢的變化,喬治·凱南的看法有所變化,但他對中蘇之間隱含矛盾的論斷不管改變,並反對中美建立更為緊密的關係,這是喬治·凱南思考美國外交戰略的基礎。喬治·凱南對中美蘇三邊關係的認識體現在他對如下幾個重大事件的反應和應對上。
（一)中東鐵路問題
喬治·凱南對中國歷史的了解始於他對中東鐵路問題的研究。從1896年李鴻章簽訂《中俄密約》給予俄國在中國東北修建鐵路權開始,俄日在東北地區的利益爭奪持續了半個多世紀。作為一名蘇聯問題專家,這段歷史是他了解中蘇矛盾和中美關係史的一個窗口,他意識到"東亞是俄國和西方開始產生利益衝突的戰場之一",莫斯科與西方的關係將受到它與東方國家交往經歷的影響。
喬治·凱南對中東鐵路歸屬問題的基本認識是:俄國革命之前,中東鐵路是俄國政府控制中國東北的工具。1919年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宣布廢除不平等條約,歸還中東鐵路,是為了防止中國給予高爾察克海軍上捋援助。一旦沙俄的殘餘勢力在內戰中落敗,蘇聯就開始反悔當初的慷慨,再次與日本對中東鐵路經營權展開激烈爭逐。中國的東北、外蒙和新疆是俄國自我保護的完美屏障,中俄交界帶長期以來都是火藥味瀰漫的地方。因此,喬治·凱南清楚地認識到中俄領土之爭不僅是兩個國家難以解開的歷史心結,還會不斷被牽扯到未來的兩國關係中,成為中蘇關係的障礙。俄國的大國沙文主義作風不只是中國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原因之一,也是新中國成立後中蘇矛盾的潛在根源。在冶戰中充分利用這一矛盾,必將使美國從中受益。
與此同時,喬治·凱南對美國在中東鐵路問題上秉持的"門戶開放"政策不以為然。他直白地批評該政策根本不適合中國的現實,美國政府根本無意履行維護"中國領土和行政的完整"的義務,反覆宣告這一原則無助於解決各方的利益衝突"戶開放主義"的含義"既不清楚又不精確",很容易引發混亂的聯想,從而引起俄日不必要的仇視。這種將美國國內的法律觀念和道德原則移植到國際領域的做法,恰是喬治·凱南所堅決反對的外交方式。因此,關於中東鐵路問題的認知,成為喬治·凱南判斷未來中美蘇三邊關係的基礎。
(二）中國內戰
中國內戰是喬治·凱南討論最多的事件之一。特別是1947年至1949年期間,|喬治·凱南作為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室主任,在其助手"中國通"戴維斯的幫助下制定了多項影響美國對華政策的重要文件,代表了這一時期國務院在對華問題上的主流意見。總體而言,喬治·凱南對中國內戰的看法從屬於他整體的遏制戰略藍圖。在他|眼中,戰後初期的中國根本"無足輕重",因為它積貧積弱。與管經試圖扶植中國成為戰後"四強"之一的羅斯福總統不一樣,喬治·凱南魯多次強調,中國"資源匱乏",顯然"不是一個強國",而且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也不會成為一個強國,這是發展中美關係的現實基礎。在以實力論英雄的喬治·凱南看來,戰後中國沒有潛力發展"具有一定規模的兩棲作戰能力",其軍事影響力在短期內不可能超出"亞洲大陸之外"。
與同屬遠東的日本相比,後者在未來世界政治發展中的潛力將"遠勝"中國。即使中國大陸"為共產黨全部控制'"也不太可能一直處於蘇聯的控制之下"。在這樣的認識下,中國一直都不是喬治·凱南設想的遏制政策的核心。在1946年至1947年的"長電報"和外交》季刊上發表的"X"文章里,喬治·凱南沒有描畫具體的遏制區域,只是概略地稱美國應該"在凡是有跡象表明蘇聯人侵犯世界和平與穩定利益的臘和土耳其,但不包括中國。在他看來,中國屬於美國可以完全放棄的地方,它"不會對世界整體和平造成悲劇性影響",而援助其食物、衣物以解決它的社會問題,很可能要"超出整個世界全部資源的總和"。因此,喬治·凱南在1947年力排眾議,建議美國政府削減對蔣援助。
1947年的美國,正處於是否更深層卷人中國內戰的關口。馬歇爾調停失敗後,美國開始重新評估對華政策,國務院和軍方的觀點產生重大分歧。1947年6月舉行的參謀長聯席會議商討拯救蔣介石政權問題,一致的看法是中共軍隊是"蘇聯政策的工具",應該讓杜魯門主義適用於中國,擴大美國對華經濟和軍事援助。但從中國鎩羽而歸的國務卿馬歇爾仍有疑慮,他捋此事交給喬治·凱南負責的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室研究,就是希望尋找一種新的中國政策。1947年11月3日,喬治·凱南在呈交馬歇爾的備忘錄中建議,不應在中國適用杜魯門主義,因為中國共產黨的勝利是美國一次嚴重的挫折,但"並非一次重大災難"。杜魯門政府應該只擴大必要的援助以撫慰那些國內的批評者,防止國民黨政權的即刻崩潰,但不應超出這一臨界點。喬治·凱南的這一建議得到馬歇爾和總統的認可。1948年初,杜魯門要求國會撥款5.7億美元非軍事援助給國民黨政府,這一數額經國會削減後,最後變成了4.36億美元,遠低於國民黨政府及美國軍方的要求。國會表決前,馬歇爾在參議院對外關係委員會上的一番陳詞顯然受到喬治·凱南的影響"我們無論是在經濟上還是軍事上,都不可能接管中國政府正在持續的敗局,這將浪費我們在更加重要地區的力量。"1948年4月,美國國會最終通過了中國援助法》China Aid Ac)。可見,在減少對蔣援助這一美國對華政策的關鍵性轉折上,喬治·凱南不顧美國軍方和院外援華集團的堅決反對,發揮了重要作用。
對喬治·凱南而言,一個政治分裂、經濟混亂的中國不可能對美國造成威脅,美|國甚至可以徹底拋棄蔣介石。1948年2月,他在為馬歇爾寫的一份綜合回顧美國承擔責任的報告中稱,美國執迷於重塑中國的理念太久,在亞洲大陸上已經"大規模的過度擴張",以致目標遠遠超越了它的手段,政策規劃室的任務就是決定東亞到底哪些地區"於我們的安全絕對關鍵"。顯然,中國不在喬治·凱南畫下的核心圈內,而日本才是他心中可以穩定東亞局勢的基石,他在扭轉這一時期美國對日政策從懲治日本轉向扶植日本的過程中,亦發揮了關鍵作用。
時至1948年下半年,隨著中共領導的解放戰爭節節勝利,美國決策者開始認真考慮轉變政策,逐步從中國"脫身",但在具體如何調整問題上依舊存在分歧,美國軍方仍堅持要求挽救蔣介石。在這種情況下,1948年6月底發生的蘇聯主導下的共產黨情報局公開譴責南斯拉夫共產黨事件,讓喬治·凱南關於"共產主義不是鐵板一塊"的論斷迅速成為美國政府的共識。喬治·凱南開始利用狄托的"叛變"為其對華政策主張辯護,並預言中蘇必將反目。1948年9月,他在美國國防學院的演講中開始明確界定遏制重點的範圍,即"五大工業一軍事中心":美國、英國、德國、蘇聯和日本。他認為,中國的"陷落"不會對美國的利益構成重大危害。這一戰略判斷,是喬治·凱南提出美國應從中國大陸逐漸"脫身"的政策根源。
1948年9月7日,喬治·凱南領銜的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室提交了名為《重新審查和制定美國對華政策》的PPS/39號文件。文件聲稱,蔣介石政權失敗的原因,是由於日本的軍國主義、國內共產主義革命和國民黨無力解決的中國政治經濟問題,與美國沒有關係。繼續承認蔣介石政權只會拖累美國。喬治·凱南拒絕繼續援蔣的|理由主要有二:其一,美國武力直接干涉將加劇中國人民的反美情緒,,掀起民族主義浪潮,並迫使中間派和傳統仇外的中國人加人到中國共產黨陣營;其二,美國實力有限,美國政府不可能、也不應該把美國有限的資源和威望都用在蔣介石政權身上,後者的消失不過是一個"時間長短的問題"。更為重要的是,喬治·凱南認為蘇聯並非真心實意地支持中共,美國應該伺機在中蘇之間打進"楔子"。在他看來,蘇聯根本沒想到,也不想看到中共能夠這麼順利地"控制"全中國。狄托同志啟發性的逃學",已經在克里姆林宮領袖的心中播下懷疑的種子,與狄托相比毛澤東掌控中國最高權力的時間十倍於他",更有可能也更有希望帶領中國獨立於蘇聯。因此,不應過高估計蘇聯對中國的支持程度。1948年11月,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室撰寫的PPS/39/1號文件也認為,中國共產黨人在大陸取得勝利的主要因素在於"中國中央政府的弱點與腐敗",然後才是莫斯科的道義支持與意識形態鼓勵,蘇聯對中共政權的實際幫助並不大。正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資中筠所說,從此時開始喬治·凱南提出的對華政策目標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從"盡力阻止中共在中國取勝",轉變為"盡力阻止中國變為蘇聯的附庸"。在這種情況下,喬治·凱南提出等待"塵埃落定"的"脫身"政策,建議美國政府耐心等待世界局勢更加清楚的一天,特別是中蘇關係的明朗化。在此之前,美國的對華政策都必須是靈活且富有彈性的。未來的中國將動盪不安,美國不能再"選邊站",而是要"及時止損"。喬治·凱南的建議得到杜魯門政府的重視。1948年10月13日,PPS/39號文件演化而來的NSC34號國家安全委員文件印發給相關部巾討論。然而脫身"政策遭到美國國會同情蔣介石政府的議員和院外援華集團的圍攻。國防部長詹姆斯·V.福萊斯特(JamesV.Forrstal)嚴厲批評喬治·凱南放棄中國的政策等於"美國沒有對華政策",它將導致西方在遠東的立場徹底地翻轉。考慮到國內激烈的反對意見,馬歇爾沒有立刻向杜魯門遞交喬治·凱南草擬的總統聲明,宣告"目前中國發生的事情不會因為美國實際能夠提供的任何援助方式而發生變化抑或是受到實質性的影響",但他保留了進一步對此事進行研究和探討的空間。
1949年初,國民黨的潰敗在即,喬治·凱南嘗試說服剛剛接替馬歇爾擔任國務卿的迪安·艾奇遜(Dean Achesomn)相信,中共的勝利未必就是克里姆林宮的勝利。艾奇遜在喬治·凱南的諫言下,也寄希望於"狄托主義"能夠在中國生根發芽。1949年2月底,他提請杜魯門批准基於PPS/39撰寫的NSC34/2號文件,讓美國"通過政治和經濟手段"利用中國共產黨人和蘇聯之間以及史達林主義者與中國共產主義體制內外的其他因素之間的"任何一條裂縫"。該項政策最終得到杜魯巾的批准。作為國共內戰的產物,台灣問題在喬治·凱南心中的地位卻與大陸不同。喬治·凱南對台灣的看法從屬於他的"環形防線"(defensive perimeter)戰略。他認為美國的實力有限,不可能四面出擊,因此應該利用其海空軍力量在遠東建立"環形防線",通過防守沖繩和菲律賓等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沿海島嶼,同時避免承擔大陸義務的方式來"保障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利益"。至於中國內陸,美國沒有實力也沒有必要出兵干預。1949年7月,喬治·凱南管單獨提交備忘錄討論台灣和澎湖列島的歸屬,提出美國應該帶著"決心、速度、冶酷和自信"捋台灣島上的國民黨軍隊逐出,直接出兵占領,以防止位於"環形防線"上的台灣落人"紅色中國"和蘇聯之手。顯然,喬治·凱南的建議字《開羅會議》的精神背道而馳,很可能引起中美戰爭乃至美蘇衝突。因此,表達該意見的PPS/53號文件以喬治·凱南個人名義提交,且在提交當天凱南就撤回了它。多年之後,喬治·凱南將這個主意歸因於他的遠東事務顧問戴維斯,可後者並不承認做過這麼"瘋狂的舉動"。事實上,"在國務院、五角大樓、中情局和麥克阿瑟日本的指揮部里當時都魯討論過"關於如何趕蔣下台並策劃一場台灣分離運動,這樣既可以保住台灣這個戰略要點,又不必卷人中國內戰的泥潭。
只是到了1949年夏,美國國內的援蔣聲音又甚囂塵上,這個策略就顯得不合時宜了。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喬治·凱南對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感認識過於膚淺,他完全沒考慮到中國人——無論哪個黨派——都不會容忍美國強占中國的領士同一時期,喬治·凱南和戴維斯還在國務卿艾奇遜的支持下,協助撰寫了美國對華政策轉折的標誌性文件:《美國與中國關係:著重於1944年至1949年時期》(以上簡稱《白皮書》),於1949年8月5日發布。《白皮書》公布了數百份美國對華政策的絕密檔案,旨在為美國失敗的對華政策辯護。美國國務院在文中急於把"丟失中國"的責任推到腐敗無能的國民黨政府身上,表明美國政府對蔣政權的幫助已是仁至義盡,用艾奇遜《附信》中的話來說"中國內戰不祥的結果非美國政府的控制所能及。"這些內容字措辭清楚地反映出喬治·凱南自1947年以來在中國問題上的看法,以及他所主張的"脫身"政策。事實上,早在1948年11月26日,喬治·凱南就管建議國務院出面整理、公布涉及中美關係的背景材料,以消除公眾對中美關係的"困惑"與"誤解",取得輿論支持。因此,喬治·凱南在推動《白皮書》出台一事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白皮書》一經發表,立刻遭到美國國會和院外援華集團的強烈抨擊,喬治·凱南和戴維斯也成為被攻擊的對象。一位參議員指責喬治·凱南忽視中共政權帶來的"威脅",並且有支持中共的意圖。戴維斯甚至被麥卡錫指控為"親共",受到美國國務院忠誠調查委員會的審問,最終無奈地結束了外交官生涯。可是喬治·凱南生性固執,依舊堅持己見。他在回憶錄里痛斥"國民黨院外援華集團不負責任地干涉美國外交決策的行為,終將造成美國的重大損失"。直到1951年,他在遞交國務院的備忘錄中仍然堅稱"失去中國"的主要責任在蔣介石本身"美國對中國事務插手越少越好"。邁耶教授管精闢地評價道"凱南的脾氣和原則讓他不可能妥協。他不會因需要而剪裁外交政策的模樣來避免國內政壇的騷亂和積累大眾的支持。"然|而,韓戰的爆發,讓喬治·凱南從中國"脫身"的政策徹底失去了輿論與高層的支持,美國再次陷人中國事務的泥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