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凱南還認為,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蘇聯領導人已經表現出了要和西方改善緊張關係的跡象,可是中國人"不願接受",反而做出更激進的反美姿態來"恐嚇"蘇聯。中國人把蘇聯與西方改善關係的行為當作對馬克思主義信仰的背叛,對共產主義道路的修正,質疑蘇聯的領袖地位。中共對蘇聯在共產主義世界的權威的|"公然挑戰",一方面迫使蘇聯不敢和西方走得太近;另一方面,導致中蘇矛盾的進一步惡化。喬治·凱南建議美國應該小心翼翼地處理中蘇關係和"維持長期的、建設性的、健康的中美關係"。可以說,喬治·凱南對中蘇矛盾的一系列論斷及要求美國政府重建中美外交關係的建議,是20世紀70年代中美緩和的先聲。與喬治·凱南同屬現實主義外交家的基辛格,恰是抓住中蘇交惡的契機,幫助尼克森打出中國|牌。喬治·凱南即將基辛格1971年訪華視為美蘇關係緩和時期的開端。
然而,當尼克森真正打出"中國牌"制衡蘇聯之時,喬治·凱南又提出警告:美國政府在處理中美關係問題上一定要審慎小心,不能把這種關係推得太遠太快。喬治·凱南對中國民族性格的偏見使他認為中國人肯定會在許多方面"有所保留",所以"我們"也不能一開始就和盤托出。既然中國和美國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國家,那麼能合作就合作,不能合作的地方不必勉強。此外,,喬治·凱南強烈反對美國利用"中國牌"打擊蘇聯,因為這會把美國卷人和美國利益毫不相干的中蘇衝突之中。喬|治·凱南秉持的現實主義原則是"同某一個第三國的關係不好,永遠不應該、實際上也永遠不會以犧牲另一政府對美國的友誼為代價;反之,也不應該把這種友誼作為(同第三國)關係不好的一種獎勵或鼓勵。"對美國來說,蘇聯的重要性遠高於中國,因此千萬不能竊喜於短暫的勝利,而損害美國的長遠利益。
在喬治·凱南眼中,美國只要和中、蘇兩國同時保持適當的外交關係,坐山觀虎鬥,就能使美國的利益最大化。而尼克森一基辛格的緩和外交,正是一次這樣的嘗試。耶魯大學外交史專家約翰·加迪斯(JohmCaddis)認為,喬治·凱南和基辛格在|國際關係上的看法有諸多相似之處,他們都把美國的利益界定為在一個多元世界中維持權力平衡,都堅信美國的國家力量有限,必須區分核心利益字邊緣利益,而中國的重要性被意識形態誇大了。在加迪斯看來,尼克森和基辛格對權力平衡的重視和關於世界多元化發展的論斷,乃是某種程度上對20多年前喬治·凱南的五大中心理論的回歸。正因如此,在基辛格擔任國務卿一年之後,喬治·凱南感慨地說"亨利比國務院魯有的任何一個人都更理解我的想法。"可見,喬治·凱南和基辛格在中美緩和的問題上有著高度一致的看法。事實上,基辛格擔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與字國|務卿期間,一直與喬治·凱南保持著不間斷的聯繫。
中美關係緩和之後,喬治·凱南對新中國政府的評價開始有所變化。1977年,喬治·凱南出版了《當前美國對外政策的現實:危險的陰雲》一書,把新中國手此前的中國政府相比,認為以往的美國傳教士和商人都在舊中國走極端,不是毫無道理地對中國人冶嘲熱諷,就是神氣十足地感情用事,以恩人自居。在他看來"毛澤東時|代的建設性特點之一乃是把這批美國人從中國社會中驅逐出去,並使我們之間的關係恢復到目前條件下最合適的狀況:只限於政府間責任代表們的往來"。從冷戰初期開始,喬治·凱南設想的中美關係理想狀態就是剔除不切實際的情感和意識形態因素,維持正常的官方往來。
三、影響喬治·凱南的中國觀的主要因素
與絕大多數生於20世紀初的美國人一樣,喬治·凱南與中國直接接觸的機會非常少,他對中國的了解是有限的、不全面的。作為一名職業外交官,喬治·凱南對中國的看法某種程度上代表了20世紀美國官員眼中整體的中國印象,即便他的知識面和洞察力超乎眾人之上,仍舊擺脫不了那個時代文化字意識形態的局限。總體來說,喬治·凱南的中國觀建立在西方價值觀和自由主義精英教育的基礎上,受其好友"中國通"戴維斯的影響,同時遵循著現實主義政治理論。
1904年,喬治·凱南出生於美國中西部的威斯康星州的一個典型的白人中產階級家庭。他的家族具有濃厚的盎格魯-撒克遜色彩。喬治·凱南魯驕傲地稱,家族裡沒有一個人不是純正的盎格魯-撒克遜血統。他的父親是一名優秀的稅務律師,嚴肅刻板。母親早逝,因此喬治·凱南從小就性格孤僻,缺乏安全感,對外部事物異常敏感。與此同時,喬治·凱南又是一個清教傳統家庭下長大的孩子,家中有大量藏書,家族裡"沒有粗鄙之人",親戚們大多知識淵博、見多識廣,其中一位老喬治·凱南還是"俄國通"。用喬治·凱南的話說,他的祖上沒有人是"僱傭工人,"因而對馬克思主義的內涵無法產生切身的感知"。而自由、平等、民主這些西方主流價值觀自然而然地成為他的意識形態底色。13歲時,喬治·凱南被送人附近一所軍事寄宿學校,開始接受嚴格的封閉式教育。這所學校所倡導的勤奮、自立、虔誠的精神突出地體現在長大後的喬治·凱南身上。可以說,他的童年時代生活在白人中產家庭的精英夢裡。
1921年到1925年,喬治·凱南進人普林斯頓大學學習,接受了良好的歐洲歷史和國際政治教育。20世紀20年代的普林斯頓大學是一個東部富裕學生集中的私立大學,匯聚了美國社會未來的精英。從密爾沃基風塵僕僕趕來上學的喬治·凱南自然受到東部學生的排擠和歧視,多年之後,他管傷心地回憶道"我是沒有希望的粗魯的中西部人。我根本不知道該如何同那些東邊來的男孩們打交道"。沉默的喬治·凱南在大學時代並不突出,但是通過約瑟夫·格林(Joseph Creen)教授的啟發,他開始對氣候、地理、人類文明的特徵等問題表現出濃厚的興趣。此後,喬治·凱南開始專注於國際政治的學習,他基於地緣政治和權力制衡的現實主義外交理論從此時打下基礎。同時,孤獨、受排擠的大學生活也塑造了喬治·凱南內向、固執、自傲而又自卑的性格特點。
大學畢業後,喬治·凱南在1926年考上外交官,成為"美國國務院第一批專門訓練的俄國問題專家之一"。以1924年出台的《羅傑斯法》(Rogers Act)為標誌,此時的美國正處於外交官職業化的新時代。19世紀的美國奉行孤立主義政策,外交隊伍由東部上層人士組成,被稱為老朽無能的"形式主義外交官"和"穿條紋褲子的毛孩子"。進人20世紀之後,隨著美國國際地位的轉變,以約瑟夫·格魯(Josef Glew)為首的一批上層進步人士開始尋求外事系統的改革,建立一支專業化的外交精英隊伍。喬治·凱南既是第一批外交官考試通過的幸運兒,也是專業化教育的傑出成果。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和革命後的蘇聯給喬治·凱南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對極權政體的憎惡連帶到對共產主義的態度。他認為,此時的蘇聯和歐洲共產黨並沒有把意識形態當作真知和至高無上的原則,只是利益和權力的幌子而已。1927年11月7日,喬治·凱南在德國漢堡的街頭偶遇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遊行,那些衣衫襤褸的示威者在他看來皆是"莫斯科的跟班",受到"紅色旗幟和革命儀式的欺騙"。這些人的"理想主義"熱情雖值得同情,但就共產主義本身而言喬治·凱南無法產生認同。1928年3月,喬治·凱南參加了新成立的蘇聯問題專家培訓班,在德國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學和柏林大學學習俄語和俄國的歷史與文學,並成為喬治·凱南家族的第二位"俄國通"。培訓班的負責人是喬治·凱南在國務院東歐處的老上司凱利。凱利本人"對沙皇時代文化的熱愛"反對布爾什維克的態度"及對蘇聯政權"意識形態策略的蔑視",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的學員們。三年學習期間,喬治·凱南首先要在愛沙尼亞首都塔林的領事館和拉脫維亞首都里加的公使館工作一段時間,這兩處都是美國針對蘇聯的"監聽站"——正如20世紀50、60年代美國在香港監聽中國大陸。這讓喬治·凱南對蘇聯體制有了更近距離的觀察。他認為蘇聯制度和美國制度之間"不可能存在中間地帶或妥協的餘地",它們"甚至不能共存於同一個世界",一方的崩潰是早晚的事。1934年至1937年,喬治·凱南被調到莫斯科,目睹了"大清洗"運動後,更是叱其為"法西斯主義"。可見,喬治·凱南早期在歐|洲和蘇聯的工作和學習經歷,讓他對共產主義運動形成了非常負面的看法,他那時就已經固執地認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體系根本對立、無法共存,同時也觀察到蘇聯與東歐國家之間關係的微妙,這些觀點直接影響了喬治·凱南對新中國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