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在赴蘇聯任大使之前，喬治·凱南與妻子安娜莉絲，兩個女兒，及兩歲的兒子
喬治·凱南(George F.Kennan,1904~2005)是洽戰初期美國對蘇聯陣營實行"遏制政策"的提議者和設計師,在1947年至1949年擔任國務院政策規劃室(PolicyPlanning Staf)主任期間管對美國外交政策產生直接影響。此後,雖然喬治·凱南離|開了國務院,但作為重要智囊並憑藉著書立說,他始終活躍於美國的對外政策舞台。
國內外學者對喬治·凱南的研究已相當深人,形成了所謂的凱南學(Kennanolo-gy）。但是,關於"凱南的中國觀"的系統研究並不多見,部分著作僅把它一筆帶過。其中比較重要的是喬治·華盛頓大學客座教授保羅· J.希爾(PaulJ.Heer)在2018年出版的著作中研究了喬治·凱南對美國東亞政策的影響,對其制定的中國政策做|了專門探討;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張小明教授也管著文分析1947年至1949年間影響喬治·凱南對華看法的因素及其對華政策主張;波士頓大學歷史系的大衛·邁耶教授(David Mayers)和聖母大學歷史系的威爾遜·D.米斯坎貝爾教授（WisonD.Miscamble)都強調了"中國通"小約翰·戴維斯(John P.Davies,Jr.)對喬治·凱南的對華認識產生過重要影響;此外,還有一些學者在討論戰後初期美國的遏制戰略和對華政策時,提及喬治·凱南的看法。然而,學界對喬治·凱南中國觀的研究仍是不全面的,進一步探究其對中國的整體看法有助於理解冶戰時期美國對華政策|的思想根源和現實主義外交思想的內在邏輯。
本文主要依據喬治·凱南的回憶錄、日記、著作、訪談、傳記以及美國政府外交檔案文件集,著力探討他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中國的看法,特別是喬治·凱南對中國人性格的整體看法、對中美蘇三邊關係認知的演變及其中國觀的由來。
一、關於中國的民族性格
喬治·凱南不懂中文,對中國沒有長期而深人地接觸。他第一次來到中國已是|1980年,短暫停留數日。可以說,在喬治·凱南的腦海中,中國長期以來只是一個空泛而籠統的存在,沒有具體的圖像。他管多次強調"我並不了解中國"。關於中國知識的貧乏正是喬治·凱南中國觀的主要特點之一,這常常導致他偏激而片面地|看待中國,進而影響他對中美蘇關係的判斷。這首先體現在他對中國的民族性格的看法上。
1946年2月22日,含有對蘇聯民族性格經典論斷的長電報成為喬治·凱南一生的重大標誌。這封電報的布局,首先是剖析蘇聯對戰後問題看法的基本特點和形成背景,然後提出政策建議,即後來所謂的"遏制政策"。喬治·凱南在這封長電報中從歷史和傳統兩個角度剖析了蘇聯人的心理,認為蘇聯自以為生活在"資本主義包圍之中",不可能與西方世界保持永久的"和平共處",而這種"神經質"的世界認知來自於"俄羅斯傳統的、本能的不安全感",他們"唯恐俄國人知道外界的真相,或外國人了解俄國的內幕後,會產生什麼後果",因此必須"徹底地置對手於死地",而美國就是蘇聯安全的最大威脅。對俄羅斯民族性格及其世界觀的深人感知,是喬治·凱南處理蘇美關係的大前提。可見,他非常重視一個國家的民族心理對其外交行為的影響。這種認知模式同樣適用於喬治·凱南對中國的認知。在回憶冷戰初期美國的東亞政策時,喬治·凱南魯對中國進行過評價。
首先,他認為中國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是一種文明的創造者,具有高度的智慧和才能,但中國人和美國人是完全不同的。首先,中國人"天生自大而排外"。喬治·凱南眼中的中國人永遠認為自己是"天朝上國,"而其他的國家不過是蠻邦"。表面上,中國人文質彬彬甚至嚴肅莊重,但他們"從內心排斥外部世界",對外國人和外國事務時刻保持戒心,特別不容易同非東方的外國人推心置腹。喬治·凱南還常拿同屬東方民族的日本和中國作比較,日本人雖然在人際交往中"笨手笨腳",沒有中國人那般"世故老道",但他們對待外部世界,特別是美國"更感興趣",且富有"高尚真摯的良心和責任感"。這使得喬治·凱南一直對日本更有好感。在他看來,俄國是由於"自卑和不安全感"反對西方,而中國是因為"自大和懷疑排斥西方"。因此,中國和美國不可能建立類似西方國家之間的那種親善關係,就連中國和蘇聯之間也不可能存在長期的親密關係。這是他堅信中蘇矛盾不可避免的重要依據。
其次,喬治·凱南認為中華文明"局限於表面"。他直白地批評中國人"表面上文明有禮",可一旦利益受損,就會"翻臉無情"。雖然中國人具有很多優秀的品質,如勤奮、誠實經商、務實精明、政治敏銳,但在喬治·凱南眼中,中國"嚴重缺乏"西方基督教的兩大精神"恰憫之心和贖罪意識。"正因如此,中國人在他眼中變得"難以應對"。顯然,喬治·凱南的這種判斷先人為主地捋西方價值觀及基督教倫理作為評判是非曲直的標準,文明之間的區別被他視為中華民族的"性格缺陷"。
再次,喬治·凱南認為中國人"不守規矩"。基於他對中國有限的觀察,他認為,中國人通常"不會以書面形式確定實際的協議",某些已經達成的協定會因為不符合自己的利益而"隨意篡改",並且"他們從不會在原則問題上做出讓步"。中國人總是"認為自己理論上永遠是對的,別人都是錯的。"這種"自大自私"的表現,是喬治·凱南認為中國"很難與外國發展良好關係"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後,喬治·凱南痛恨中國人對美國人的"腐化"。無論是19世紀美國傳教士和商人的在華經歷,還是在美國為蔣介石政府遊說的院外援華集團,都被喬治·凱南視為"腐化"和"愚弄"美國民眾的典例。回顧19世紀到20世紀上半葉的中美關係史,喬治·凱南甚至為中國革命驅逐西方人而鼓掌稱道,因為自此之後中國人手中再沒有可做"人質"的美國人了。喬治·凱南將少數人的行為一股腦地當作中國人的普逼特點,認為中國有"腐化"美國社會的危險,美國必須和這樣一個謀求"面子"和"威望"的國家保持距離,以保護自身的純潔不受污染。的確,貪污受賄、腐化墮落、不守規則都是中國舊社會的痼疾。但是喬治·凱南對中國人性格的看法過於片面和消極,沒有看到其積極的一面,如中國人的禮義、仁愛、孝悌、堅韌和勤勞等。
概言之,喬治·凱南對中華民族性格的總體認知是:一個"自以為是""疑外排外""膚淺冷醋""不守規則"且"腐化墮落"的東方古老民族,魯有輝煌而文明的過去,卻"無光明而強盛的未來",無論是美國還是蘇聯都不可能與之建立長久親密的關係。喬治·凱南對中國的評價建立在實力和西方價值觀的雙重標準上,從冷戰初期到20世紀末,他對中國的總體印象並沒有發生質的改變。喬治·凱南在1996年的日記中依然寫著類似的判斷,中國人"與人交往時一旦利益相悖則極為無情,實際上這是源於對外國人的恐懼"我看不到與這個國家建立更親密的政府關係能帶來什麼好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