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韓戰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已經遞交辭呈的喬治·凱南被迫留下來應對危機。但此時喬治·凱南已經脫離了國務院核心決策圈,作為政策顧問和蘇聯專家,他的觀點常常得不到艾奇遜的重視。
1950年6月27日,喬治·凱南在向北約成員國大使闡釋美國政策時,透露了他對韓戰最初的基本看法,即美國派兵干涉韓戰,"並不是因為那裡有何等重要的戰略意義",而是如果美國袖手旁觀"全世界的信心和士氣會受到極大打擊"。
他支持此時給予麥克阿瑟將軍在朝鮮半島的任何地方進行軍事行動的自由,但是他對美國最終目標的界定是有限的——即"將世界格局恢復原狀",在半島南部恢復韓國統治。與朝鮮相比,喬治·凱南此時更關心的是確保台灣"不落人共產黨之手",他沒有捋台灣單純當作中國問題的一部分,而是"整個遠東地區問題"的一部分。|這種戰略上的主次安排,秉持了喬治·凱南一直以來對東亞"環形防線"的劃定。朝鮮和中國大陸一樣,都不是喬治·凱南的核心關注,因此他才建議艾奇遜把美國的戰略目標限定在恢復朝鮮半島原狀,而"不是收復三八線以北的任何土地"。
1950年7月局勢發生變化後,喬治·凱南開始進一步修正自己的觀點,堅決反對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他已經清醒地意識到,朝鮮的存亡關乎蘇聯人以及中國人生死攸關的根本利益,一旦美國帶領聯合國軍隊跨過三八線,很可能引起美蘇的正面衝突,導致無法預料的嚴重後果。喬治·凱南魯在一場新聞發布會上警告說"蘇聯不會坐視聯合國軍越過三十八度緯線"什麼樣的後果都可能發生",包括蘇聯和中國共產黨可能直接出兵幫助朝鮮。此外,喬治·凱南還和老友戴維斯、賴因哈特(G.Frederick Rcinhard)聯名撰寫備忘錄遞交國務卿艾奇遜,重申他們的立場。然而,約翰·杜勒斯(John Dlles）、戴維·迪安·臘斯克(David Dean Rusk)及軍方都主張抓住這個機會,打到中朝邊境和中蘇邊境,徹底解決朝鮮半島問題。喬治·凱南的看法在國務院內只占少數。他多次向艾奇遜建言,卻無回應。果不其然,聯合國軍跨過三八線後,中國志願軍即以實際行動應驗了喬治·凱南的警告,渡過了鴨綠江。
韓戰爆發後不久,美國政府內部還出現了是否支持新中國加人聯合國以便在聯合國框架下討論和解決韓戰問題的大討論。1950年7月10日,印度政府提議聯合國接納共產黨中國為其成員,並且通過擴大安全理事會(吸收中國)的方法來解決朝鮮問題。對此,美國政府的主流持否定意見,只有喬治·凱南等少數幾人一|反常態,支持中國加人聯合國和安理會的提議。在喬治·凱南來,俄國人是故意"利用其在亞洲的追隨者來對抗我們",美國應該利用二者關係當中的弱點。喬治·凱南說服美國政府的理由有三:第一,深陷韓戰泥潭不是美國真正的戰略利益所在,美國必須想辦法儘快脫身;第二,美國推動中國人常是離間中蘇關係的絕佳機會;第三,中國早晚都會加人聯合國和安全理事會,美國何不先行一步,取代蘇聯拉攏中國,同時還可以加速中蘇矛盾的惡化。喬治·凱南在中國人聯問題上務實靈活的處理方法,與20世紀70年代的尼克森有異曲同工之妙,二者都突破了意識形態上的|僵化。只是這一方案在美國反共的國內熱潮下無法形成共識。
與此同時,喬治·凱南也堅決不同意國務院內一些激進分子要求聯合國通過決|議譴責中國共產黨為"侵略者"的做法。在他看來,美國政府不能把蘇聯和中國逼人死角,那會使聯合國軍內部,主要是英美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大。據喬治·凱南回憶,他在華盛頓期間管有效地阻止了這股力量,但他離開國務院後,聯合國還是在美國的主導下於1951年2月通過了指責中國為"侵略者"的決議。
喬治·凱南對待中共相對和緩的態度並不代表他支持新中國。恰恰相反,喬治·凱南"對自己與中國人在觀念和倫理上的根本性衝突心知肚明",他對英國駐美大使奧利弗·弗蘭克斯(Oliver Franks)說"站在西方國家利益的立場上看,中國是一個完全靠不住的國家"。但是作為一名職業外交官,喬治·凱南認為這些衝突都是可以通過"外交途徑"去解決的。然而,美國的公眾輿論與右翼勢力並不能理解這樣的政策,特別是後來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揚言過去是他"高估了喬治·凱南",現在在他眼裡"凱南就是一個極度危險的人物"。這些批評讓喬治·凱南非常沮韓戰激化了冷戰局勢,為美國四面出擊的全球遏制戰略提供正當性,新出台的NSC68號文件與喬治·凱南當初提出"長期耐心而又堅定、警惕地遏制俄國對外|擴張傾向的政策"已經相去甚遠。在20世紀50年代初激烈的反共意識形態下,喬治·凱南的現實主義外交政策建議無法獲得政府的採納,反而被貼上同情共產主義的標籤。1950年8月底,心厭意合的喬治·凱南離開了國務院,開始轉型成為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學者。
但是,離開華盛頓的喬治·凱南依舊對國務院具有影響力。在美蘇討論朝鮮停戰問題時,艾奇遜授意喬治·凱南與蘇聯駐聯合國大使馬立克(JacobMalik)通過非正式渠道溝通,探討停戰方案。當時喬治·凱南向後者表達了美國願意與蘇聯和中國和談的意願,並且從馬立克的談話中感到"蘇聯方面已經對朝鮮和中國共產黨施加了壓力,表明其願意接受停火協議"。因此,喬治·凱南敦促國務院馬上採取行|動"直接達成停火協議"。在喬治·凱南看來,儘快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可以避免美蘇陷人直接衝突,如果美軍繼續挺進,而不是積極促成停火的話,他擔心"蘇聯方面除了親自介人之外,別無選擇"。喬治·凱南一直""對民主國家把武力作為推行外交政策有效工具的能力深表懷疑"。他一開始主張的遏制政策沒有明確排除軍事手段,但是軍事手段在他的遏制理論中的重要性卻越來越低。1948年蘇南關係破裂、1949年蘇聯第一枚原子彈試爆成功兩件大事讓喬治·凱南的思想發生重要變化。當他看到蘇聯問題有希望不通過軍事衝突解決時,他更傾向使用政治、外交手段解決衝突。因而,在韓戰的和談階段,喬治·凱南積極推動美蘇之間達成停戰共識。
韓戰結束後,美國國內的"恐華"反共"氣氛有增無減,一些政策精英甚至認為中國是比蘇聯更大的威脅。強硬的反共分子杜勒斯成為新一任國務卿,在杜勒斯的鼓動下,共和黨的外交戰略從"遏制"轉向"解放",喬治·凱南也被新政府徹底拋棄。但是喬治·凱南對中國的戰略定位並沒有因韓戰而改變,他始終認為中國不是一個工業和軍事強國,參加韓戰的中國軍隊僅有兩到三年的經驗,美國無需誇大中國威脅。雖然,喬治·凱南關於"中國大陸政權不可能持久"的判斷為現實推翻,但是中國在他眼中依然只是"二等國家",鼓勵中國的"狄托主義"傾向才是|遏制中國和蘇聯的重要手段。
(四)尼克森—基辛格的緩和外交
喬治·凱南對中蘇矛盾的認知,使他成為最早一批看到中美緩和可能性的人。
經過赫魯雪夫去史達林化、波匈事件、中蘇論戰等一系列事件後,喬治·凱南更加堅信共產主義世界的多元化趨勢。1964年,喬治·凱南撰寫《應對共產主義世界》一書,深人探討了利用共產主義世界內部分歧的可能性。他堅信中共與蘇聯的敵對由來已久,且在史達林死後和1956年蘇共二十大後逐漸表面化和激烈化。現在,原本"團結有序的一個社會主義陣營"已經變成了"相近的兩大意識形態共同體之間動盪不安的聯盟",一方以蘇聯為首,而另一方以中國為首。
1965年,喬治·凱南在一篇研討會文章中從歷史和文化的角度,分析了中蘇矛盾的來由及其對美國的影響。他認為,一方面,中蘇兩國歷史上對待西方的態度就不一樣。俄羅斯民族是一個東西方文明的結合體,因此對待西方的態度是愛恨交織。
而中國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古老民族,在英國打開中國大門之前,中國受到西方文明的|影響非常小,因此之後想要擺脫西方模式的欲望愈加強烈。喬治·凱南認為,這是蘇聯和中國在冷戰中對待西方國家態度有所差別的一個重要原因。即使在冶戰最激烈的時期,美蘇之間都未管中斷外交關係,相比之下,中國對待西方的態度更具"挑釁性"。另一方面,喬治·凱南認為中國人和蘇聯人也有共性'兩者都在斟酌事宜時有絕對保密的習慣,都對內部安全事務有一種過度的敏感",這就阻礙了中蘇之間開誠布公地達成堅實可靠的諒解。也就是說,中蘇兩國間互不信任、"秘密外交"的特點,導致兩個國家經常會溝通不暢或產生誤解,以致原有矛盾進一步惡化。這是中蘇矛盾複雜多樣且不可避免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