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外交官生涯還促使喬治·凱南成為"精英外交論"的主張者。在喬治·凱南看來,一個國家的外交決策者應該是一群超然、合靜的政策分析專家,憑藉職業外交官的"遠見卓識和經驗",來準確把握國際事務的現實。這些理智的精英字情緒化、易受煽動、有偏見的大眾形成鮮明對比。但是,喬治·凱南的"精英外交論"有一個錯誤的前提,即假定外交專家是一群"沒有思想包袱的超人",不受任何意識形態、傳統價值、民族偏見和美國文化的侵染,不受國會和新聞界以及各種利益集團的影響,也不考慮黨派利益與個人政治前途,僅把國家利益放在所有考慮的中心,外交決策不過是一個簡單化的國家利益計算題。這顯然脫離了現實。美國文化是影響美國人對國家利益界定的一個不可忽視的意識形態"透鏡"。所有人的判斷,,精英也不例外,都會受到文化和既有價值觀的影響。完全的價值中立是不存在的。喬治·凱南自身也受到美國非正式意識形態的影響,比如美國自由民主價值觀、白人種族優越論,以及對所謂的"極權主義"的痛恨等。這導致他對蘇聯的看法極其負面,對中國也抱有偏見。
另一方面,從教育背景和早期工作經驗可以看出,喬治·凱南的研究重點是西方世界和蘇聯,他學習運用的外交理論也主要針對歐洲大陸以及俄國。1948年之前,喬治·凱南在日記中只一筆帶過地提及中國一次,對於東方世界他既陌生,又缺乏興趣。這種不均衡的知識結構造成兩個後果:一是喬治·凱南考慮國際事務時會自然而然地陷入西方中心論的思維定式,重歐輕亞,忽視中國的重要性。以致他後來發表意見,只要提及中國,總會連帶美蘇,仿佛中國沒有獨立的外交思想和價值;另一方面,20世紀20年代的職業外交官訓練所灌輸的是威爾遜國際主義思想以及對共產|主義的"仇恨",年輕時期的喬治·凱南也毫無例外地接受了這一套意識形態。雖然,在蘇聯的外交經歷與喬治·凱南信奉的現實主義政治觀很大程度上糾正了這種|誇大意識形態的錯誤,但他也只是將意識形態與現實政治在外交決策中的順序加以調換,無法徹底丟棄他對共產主義和東方民族的偏見。而這種偏見,影響了喬治·凱南對中國認識的客觀性和準確性。
除了教育經歷和傳統價值觀的影響,喬治·凱南的摯友戴維斯是他了解現代中國歷史的老師,也是他處理遠東事務時最得力的助手。喬治·凱南關於中國的見解中,可以明顯看到戴維斯的影子,而且這種影響成為喬治·凱南的中國觀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事實上,20世紀40、50年代美國外交決策者對中國的看法普逼受到那一代"中國通"和在華傳教士的影響。
1908年,戴維斯出生於一個在華傳教士家庭,幼年時期在中國四川度過,後來成為20世紀40年代美國政府內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戴維斯魯擔任美國駐華領事館和大使館的外交官,以及盟軍參謀長史迪威的政治顧問,並作為延安觀察團的一員會見中共領袖。這段在華經歷讓他對中國的政治局勢有了更為深人的了解。戴維斯字范宣德(Johm Carter Vincent)和謝偉思(John StewatServ-ice)等美國大使館內的"中國通"一樣,都痛恨國民黨政權的腐敗和反對美國單方面支持蔣政府。這一立場亦延續到戰後。
1945年到1946年間,喬治·凱南和戴維斯共事於美國駐蘇聯大使館,由此開始了他們兩人一生的友誼。1947年,喬治·凱南人主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室後,戴維斯成為他的遠東事務顧問。在冷戰初期關鍵的兩年,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室出台的中國政策基本都是兩人合作的成果。邁耶教授認為,戴維斯和喬治·凱南在對華觀點上相似之處頗多,比如兩人都是現實主義外交支持者,認為歐洲和亞洲的均勢是美國安全的最好保障,認為美國歷史上的對華政策是感性的、優柔寡斷的和不現實的;|他們都看到中蘇在邊境問題上的衝突和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強調不要誇大蘇聯對中國的影響。喬治·凱南關於中國的這些看法,形成於他和戴維斯長期討論和交|流中。1947年,喬治·凱南在國家戰爭學院授課時,就已經認識到"共產主義中國並不一定是一個蘇聯的衛星國",更可能的前景是"如果你讓俄國人獨自留在中國,那麼他們會像數百年來的其他人一樣在這個問題上遭到慘敗。"這一見解就明顯帶有戴維斯的印記。
在麥卡錫主義最猖狂的時刻,戴維斯被指責為導致美國"失掉了"中國的禍手,喬治·凱南頂著巨大壓力為其作證,稱讚他是"一個有著廣博、老練和批判性政治理解力的人,沒有一絲一毫對共產主義分子的恰憫,並且在獻身我們政府的利益方面不亞於任何人"。這也是喬治·凱南自身對華立場的最好總結。喬治·凱南看待中國,較之那一時期美國政府內的大多數人更加溫和,但不是因為思想上的同情或是文化上的理解,而是出於一名美國職業外交官對美國國家利益仔細權衡的結果。1984年,80歲高齡的喬治·凱南仍對好友戴維斯的幫助心存感激,曾採訪過他的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張小明教授說,喬治·凱南對亞洲的了解都來自於戴維斯的指教。影響喬治·凱南的中國觀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其國際政治觀,即把國際政治視為一種"現實政治"(Realpolik),主張決策者以國家利益而非意識形態或道德因素作為國際政治的主要考量。喬治·凱南對現實政治理論的偏愛,源自他早期受到的大學教育和職業外交訓練。他魯學習俄語的柏林大學東方學院,即由俾斯麥創建,現實政治的觀點非常流行,對喬治·凱南產生了終身影響。因此"現實政治"理論是喬治·凱南現實主義外交思想的基礎,也是他思考中國問題時的理論分析框架。
喬治·凱南認為,美國的對外政策必須建立在國家利益和實力的基礎上,依賴權力政治和維持均勢實現外交目標。1951年,喬治·凱南撰寫的《美國外交》集中闡述了他的現實主義政治觀,被奉為美國現實主義政治家的"聖經"。該書認為,美國傳統的對國際事務的處理方法,即"認為通過接受某種法規和制約的體制有可能抑制國際領域中各國政府一些混亂而危險的想法",是脫離現實而且背離美國利益的。
這種方法假定國際社會由平等的主權國家構成,所有國家都對現有的國際邊界和所處地位"相當滿意",且存在負責任的國際仲裁和能夠對違反國際法的行為採取制裁,這是不可能的。美國人總是"拿自己的標準來衡量別人",測試他國的政治制度是否符合"民主"概念,而不管其他民族是否適合美國式的民主。這不過是美國的一廂情願,超出了美國的能力範圍,只會傷及自身。因此,喬治·凱南主張應該使用有限的實力保證核心利益,不做不切實際的道德承諾,也不要奢望成為國際榜樣。
喬治·凱南把他的現實主義外交原則同樣應用在對中國問題的思考中。在《美國外交》一書中,他以19世紀末美國提出的"戶開放"政策為例,嚴厲批判了美國歷史上對華政策的理想主義傾向。在他看來,與美國在歐洲的孤立政策不同的是,美國對東方的態度總是缺乏自製。"門戶開放"創造了在美國盛行半個世紀的關於東方事務的"迷思"(myth),讓美國人把自己當成"那個不如我們幸福、不如我們發達的民族的品德高尚的庇護者、恩人和導師"。喬治·凱南認為,該政策的錯誤在於美國"不願意承認各國的現實力量和願望的確定性和合法性","總感到有義務對它們做出道德的判斷"。也就是說,美國在遠東的政策關注點不是承認既有的權力分布現實,而是試圖改變國際關係格局使之符合美國國內的道德標準。顯然,這種"為實現美國人的觀念所做的努力",恰是喬治·凱南所推崇的現實主義外交所攻擊的重點。
除了秉持現實主義的外交目標外,喬治·凱南還主張運用現實主義的外交手段——權力制衡———來應對新中國。喬治·凱南設計的遏制戰略,即通過維持歐亞大陸的力量均勢遏制共產主義勢力的"進一步擴散"。他設想在遠東建立防禦地|帶,通過防守沖繩、台灣、菲律賓等關鍵性島嶼來制衡東亞大陸。他認為,美國沒有實力也沒有必要防禦中國。喬治·凱南理想中的遏制政策不是全面出擊型的進攻性防禦,而是有重點的防守性防禦。在他看來"在全世界範圍內擴散美國體制將超出美國的能力",而美國還"沒有偉大和強大到如此地步,以至於僅憑我們自己就足以征服、改變或經久地臣服所有…··敵對的或不負責任的勢力。"美國只需要利用有限的實力,控制日本和台灣地區來制衡蘇聯和中國,就能達到遏制的目的。他認為只要美國耐心等待,堅持不懈地支持中國的"狄托主義"傾向,就能把中國從蘇聯陣營中剝離出來,實現亞洲大陸的力量均衡。可惜,喬治·凱南尋求權力制衡的現實主義手段最終並沒有為美國政府採納,NSC68號文件旨在全球範圍內對共產主義進行遏制,美軍在韓戰中越過"三八線"企圖打破亞洲均勢,干涉越南更是遠遠超出重點遏制的範圍。這一系列決策都違背了喬治·凱南設計的"遏制戰略"的初衷。直到尼克森一基辛格時期,美國重新嘗試在亞洲建立均勢,才回歸喬治·凱南所堅持的現實主義外交模式中。
|結語
喬治·凱南被譽為"遏制戰略之父""洽戰之父"。美國國務卿艾奇遜魯說"你再也找不到第二個凱南"。外交政策專家威廉·邦迪(William P.Bundy)認為,喬治·凱南在思想上常常"比一般人要超前二三十年"。雖然直接參與美國外交決策的時間不過短短數年,但無論在朝還是在野,喬治·凱南的觀點都不容忽視。特別是他離開國務院後,喬治·凱南對美國外交政策做出的充滿智慧和遠見的評論通過大量的著作、文章、演講和採訪在美國社會廣泛傳播,通過引導公眾輿論繼續影響美國政府。他一生撰寫了近20本著作,兩次榮獲普立茲獎,兩次獲得國家圖書獎,同時還是美國歷史學界最高獎項"班克羅夫特獎"的獲獎者。因此,喬治·凱南的中國觀不僅僅是美國外交思想史、特別是現實主義外交思想的重要內容,還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冶戰時期的美國對華政策,並間接影響了那個時代美國人心目中的中國印象。
教育文化背景、戴維斯的影響以及現實主義國際政治觀是塑造喬治·凱南中國|觀的主要因素。喬治·凱南一生都在尋求現實,把國家利益、均勢、權力放在考量的中心,力圖幫助美國政府擺脫對華政策中的理想主義色彩。然而這樣一個現實主義的保守派,依舊無法擺脫美國文化和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對他的潛在影響。現實主義理論面臨的最大悖論是,它必須承認一個"既有現實",即美國本身就是一個富有理想主義色彩的國家"道德一法制"目標已然成為國家利益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使是外交精英,也無法擺脫這種文化傳統的束縛。
在這些因秦的綜合影響下,喬治·凱南對中國的看法比同時期的大多數美國人更為客觀、實際,但依舊充斥著文化和意識形態偏見。這使他關於中國的認識過於膚淺,亦不全面,並大大低估中國的潛力及其對世界的影響。1980年短暫的中國之行,|雖讓喬治·凱南一度對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刮目相看,還親口承認中國是他"有關世界事務知識結構中的一個嚴重缺陷"。但是喬治·凱南對中國的看法並沒有因此改變。直到1999年,他仍強調要把中國擺在"二等戰略"地位上,不可太過親近,他認為中國人"根本不喜歡"美國人。他對中美關係的未來也一直保持謹慎態度,稱他"看不到中美政府間關係的加強會給我們帶來什麼美好的發展前景",美國要儘量少與中國接觸,特別是"不要低估貿易問題",也不要使用人權問題向中國政府施|壓。顯然,作為美國現實主義外交的代表與美國"最睿智"的人,喬治·凱南在看待中國時亦無法擺脫意識形態偏見和知識不足導致的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