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來；
我揮一揮衣袖，
不帶走一片雲彩。
——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橋》
天下同名的城市不少，可是同名的名城並不多。如果說同名的名城又以同一成就出名，那就更是屈指可數了。如今我能夠想得到的，只有康橋，Cambridge，英國的和美國的。
英國的康橋，如今大部分人都稱之為劍橋，這個譯法很特別，但是居然還是被人們接受了。一般來講，中國人翻譯外國的地名大多採用音譯，如「翡冷翠」、「楓丹白露」，都是其中的上乘之作；也有不多的一些外國地名是採用字面的義譯，如「牛津」、「地中海」，可算別具一格，但鮮有音譯和義譯混合的。「劍橋」是少見的一例，劍橋的「劍」乃是「Cam」的音譯，「橋」是「Bridge」的義譯。由此可以推斷，當初作如此翻譯的人士，出身大概總歸是在閩粵兩地，那裡的方言仍然保留著古漢語的入聲，因此才會想到把「Cam」譯作「劍」。
除此之外，一時似乎想不起來其它音義混合的地名翻譯。不過如果推展到其它外來名詞，倒是可以舉出西洋的吃食冰激淋（Ice Cream）。「冰」是義譯，「激淋」是Cream的音譯，不過也僅此而已。
大詩人徐志摩不用古韻，卻仍依了舊法，將英國的Cambridge音譯和義譯混為一氣，寫了一篇《我所知道的康橋》，不知迷倒多少文人墨客，但終究抵不過先入為主的習慣，人們大多還是稱它為劍橋，儘管如今的「滿大人」漢語（Mandarin Chinese，這倒是洋人音譯漢語絕好的一例）已經無法了解為何「Cam」竟會對音於「劍」。
英國的劍橋，我們姑且將康橋還是暫時叫作劍橋，在倫敦西北幾十公里處，是有名的劍橋大學所在地。八四年我應考古系主任柯林·倫弗魯教授的邀請到劍橋大學訪問過一次。
因為倫先生屬於聖約翰學院，於是我就住在聖約翰的客房裡。這座學院乃是都鐸王朝亨利七世的母親瑪格麗特·鮑佛於一五一一年所建。這裡要插上一句，劍橋和牛津等英國的幾個大學有個非常特殊的建制，就是學院和系是雙行不悖的。教授和學生都是分屬不同的「學院」，如「三一學院」、「國王學院」、「聖約翰學院」等等。這些學院是他們的歸屬，從報名、學習輔導、日常起居到畢業，都是在學院中生活。因此，即便都是從劍橋大學畢業，披掛的大禮服卻是各個學院各有不同。但不同的專業又有不同的系，來自不同學院的同一專業的學生又要到同一系的課堂去上課。所以在學校中，無論是教授，還是學生，很少說自己是劍橋的，而是說某某學院的，這裡的學院並非是專業劃分。
等我大約搞清楚這些名堂，自己也被倫先生暫借一襲聖約翰的「大袍」，終日混跡於課堂與修業室，以致飯廳中飯前飯後的禱告中，才約略明白了一些劍橋如此的繁文縟節。
這時讀到《圍城》中那個教育部的督學口中念道：「兄弟我在英國的時候，……。」才會真正體會在抗戰時期的三閭大學實行「導師制」的好笑，也才更加明白默存先生的幽默。
因為好幾年前翻譯了原來的系主任格林·丹尼爾教授的《考古學一百五十年》，儘管書稿還躺在文物出版社的大櫃裡等著上級批准，大概出版還是不成問題，這便使我覺得應該抽個機會徵得原作者的同意為好，於是就托接待我的倫先生約個時間和丹先生見面。
寒喧之後無意間丹先生便問起了我的經歷。於是我就坦言自己沒有上過大學，這回是德國人高抬貴手，竟然肯花錢讓我到他們那兒去讀研究院，真是慚愧得很。丹先生對中國十幾年竟然沒有大學學生感到大惑不解，對我說，兩次世界大戰比你們文化革命可要厲害百倍，那時候我們劍橋大學也沒有斷過招生，這是何道理？我再三想過，只好從實招來，說這兩者之間到底還是有些許不同。您這裡是和外邊兒人打，裡邊沒有事情；我們那裡講究的是窩裡鬥，於是便沒有富餘地方辦學校。可老先生還是大惑不解，認為天下之大無奇不有，但是這樣的笑話聞所未聞。看來他對我能否翻譯他的這本名著還不是很放心，於是就拿眼睛瞧著倫先生。
坐在旁邊的倫先生也是一臉狐疑，顯得十分不自在。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推想他一定是在掂量這次是否搞錯，邀請一個騙子到劍橋來，至少在前任面前十分不好看。
儘管自己並不在意本身的歷史污點，但總得替主人圓場，於是我就把這幾年在洋人面前多次講解過的中國文化革命中有關教育革命的講演詞重新背誦了一回，例如領導上說過的「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裡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是要辦」之類的論述。不同的是，為了加強說服力，增加了前幾天我在李約瑟教授那裡的一番經歷。
那天是李教授中國科技史農業分卷的助手白女士找我去核實幾條農作物的考古新發現。正說著，教授和魯桂珍女士就進了門。知道我從考古所來，就順口說給夏鼐先生代問好。我答道暫時還不回去，不過頭年夏天在慕尼黑已經見著夏先生了，身子健旺得很，還差點兒跟我一塊兒坐直升飛機上天去看羅馬遺址。李先生便笑了，說你們中國也要來個航空考古了？說著說著就扯到大學的考古教育，我於是就先發制人，說自己沒上過大學，免得又讓洋人問起來，顯著倒象是我想隱瞞歷史。白女士一聽就是一驚，臉上便顯得十分不自在，心裡肯定在想這好不荒唐。李約瑟教授到底是漢學泰斗，不但科技史是專家，中國現代政治也不遑多讓。只見他微微一笑說，能讓人請到劍橋來，這就比什麼都說明問題了。既然李教授作如是說，我也就沒再班門弄斧，省下了背誦有關教育革命的闡述一節。
丹尼爾和倫弗魯二位先生聽到李教授這樣說，雖然英國人不大形於色，但也看得出總算都自在了不少。得到丹先生的首肯，我也就放心了。八八年，丹先生《考古學一百五十年》的譯文終於在國內出版，但在此之前，承倫先生函告，丹尼爾先生已經過世。本想請丹先生為中文版寫幾句話，也不能夠了。不過此時我特別想知道的倒是他在生前到底是否真正想通政府不讓我們上大學的奧妙。其實，平心而論，不要說對中國文化革命所知甚少的丹先生不放心，文物出版社的責任編輯們不也都是捏著一把汗麼？看來我們這一代人不但學校上不成，還要責無旁貸地為文化大革命背一輩子黑鍋，真可謂「活到老，解釋到老」。
幾天之後，倫先生說我運氣好，正趕上聖約翰學院的一次學院慶典。倫先生知道我對學院的建制感興趣，神秘兮兮地告訴我，特地將這次宴會上我的座位安排在一位「密斯脫」（因為全桌的來賓只有他是不具學術頭銜）的旁邊，有什麼問題儘管問。
見面寒喧之後才明白，這位先生原來是學院的大總管，打理著學院偌大的產業，這次是剛剛到鄉下收了租子才回來。我奇怪為什麼學院會要收租，他便忙收了笑，指著牆壁上懸掛的滿滿的畫像，說這些大大小小的名人都是本院的校友，出了名，於是畫像就上了牆。身後把財產捐給了學院，無論是金錢、專利、田地、莊園。聖約翰學院出了名人許許多多，獲贈的財產也多得不得了，四百多年一代一代下來十分可觀，於是也就忙壞了他。
儘管他講的只是錢財一事，但可以肯定，畢業生必定也是一屆接著一屆，繼往開來，從未中斷；學術也是一年接著一年，日積月累，永遠不停。這時我才約略明白，丹尼爾和倫弗魯二位先生為何聽不大懂「複課鬧革命」和「大學還是要辦的」這類現代漢學的專門詞彙，現在想起來也真是難為他們，或者他們確是從我的隻言片語中有感中國的奧秘，這才有心安排我與這位「密斯脫」為鄰，讓我略微知道劍橋大學如何辦學的另一面。
此後看過聖約翰學院後院不遠的那條「康河」，上面果真有一座康橋，橋下汨汨的流水，沒有洪濤，不是巨流，卻是千年如舊，正象劍橋的學問和氣氛，是漫長時間的積累，而不是一時大浪的衝擊。劍橋大學就象這條河淵遠流長，從未斷流。
或許也應該說是湊巧，幾年之後我又有了一次機會，到另外的一座學術名城康橋來。這座康橋在美國，有心人為了不與英國的康橋相混，全部採用了音譯，把它叫作「坎布里奇」。
坎布里奇在麻薩諸塞州，與波士頓市隔查爾斯河相望。這裡既沒有一條康河，也沒有一架康橋，而且沒有一座劍橋大學，但是，卻有一座同樣蜚聲世界的哈佛大學。
說來更巧的是，哈佛大學的創始人約翰·哈佛竟是出身英國的劍橋大學。他一六二七年在劍橋大學讀本科，十幾年後移民美國，就在一六三九年於坎布里奇創建了哈佛大學。或許這正是兩座康橋名城不解之緣的開端。
當我第一次從地鐵站里冒出哈佛廣場的時候，令我吃驚的倒是它的色彩象極了英國牛津大學的紅磚建築。在英國的時候，友人就一再叮囑我，不但要注意牛津和劍橋的學術風格，他們的建築外觀也頗可比較。這一次，我卻發現哈佛大學也有它自身值得注意的建築風格。後來才知道，哈佛人自己原來是早已在意，哈佛大學學生的報紙就叫「哈佛紅」。它的無處不在風格產品也大多用這種顏色作為自己的專利。
就是為了保持哈佛校園的傳統風格，哈佛廣場周圍嚴禁連鎖快餐店的經營。據說象「麥當勞」這樣無孔不入的，許下了多少願，但至今也未能在哈佛這裡站下腳跟。
這就不由得使我想到這樣的一樁往事。那年到北大訪友，順便到一位長者處小坐，偶然談及北大西門外蔚秀園中職工宿舍的零亂，記得我到德國之前還沒有那些建築。長者便嘆道，當年燕京大學的校長司徒雷登，因校方還有一筆用於校舍建築的經費，曾詢及這位當年的教務長，是否在西門外蔚秀園裡添置一些與景物相稱的建築。因長者本人就是一位北京歷史地理的學術權威。
長者告訴司徒校長，從燕京校園向西望去，透過蔚秀園中荒疏的野景，正可望見西山四季變化的風光。再好的建築也配不上這幅景致。司徒雷登頗以為然，果然保護了蔚秀園中的這片野景，沒有再提添加建築的計劃。長者嘆道，要是知道有今日的蔚秀園，當年何必不先建築呢？
前幾日有自國內來的友人來訪，我又問及燕京大學及海淀一帶的建築。想不到的是，據說蔚秀園的建築已是小巫見大巫，在更靠西北的方向上，現在早已是高樓林立，儼然一條長牆堵住了燕園的眼界。不過友人安慰我說，現在北京城裡的污染十分嚴重，能見度極低，就是不建這些高樓，你也不會看到西山的景致了。這樣，我的心裡倒是莫名地好受了許多。
我在哈佛沒有遇到劍橋那次關於學歷的難堪，倒是有一段關於小學校友的溫馨回憶。那是一個小雪天，我和哈佛人類學系的張光直教授站在窗邊閒談。張先生也是我們小學的校友，只是高了許多許多班。我提起在母校的校慶上宣讀了他在大陸開放之後給幾十年前老師的一封信，我們都很感動。我們一起重溫了校園內的壓水井和北樓後的小操場，陶校長的為人和賈老師的書法。好些年之後，張先生被李遠哲先生請到台灣的中研院去當副院長，儘管有一回大陸發射的飛彈從大陸飛越台灣而過，但我深信，這擋不住他時時對小學時代的記憶，就像我們在哈佛，仍然可以立刻把話題轉到西單大街路南的那所小學校一樣。前幾日我還讀到這次他回台灣擔任中研院去當副院長時寫的一本回憶錄，談及他小學的師友，賈老師的外號叫「賈大姑娘」，那是因為他一說話就臉紅。張先生已是世界知名的學者，也已過知天命的年紀，但我相信，小學幼時的時光仍然時時在他腦際盤桓。如果相信歷史就是傳統的承繼，學校乃是最好看到歷史的地方，校友的傳承就是最好的歷史。
這幾日重讀錢賓四先生的《師友雜憶》，其中講到他八四年訪哈佛時，曾對哈佛當年在財力上幫助香港新亞書院表示感謝，但哈佛方面說，新亞書院向哈佛大學貢獻了一個余英時，要大大好過當年的錢財。與此相仿佛的是，畢業於哈佛的李濟先生多少年後又向哈佛推舉了當今中國考古的大家張光直先生。
「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講的是士兵常換，軍紀傳統不可擅動。其實治軍如此，治校又何曾不是如此。英國的劍橋大學如此，美國的哈佛大學如此，百年不動的治校作風結果反倒是應了中國的古話「以不變應萬變」，應付了日新月異的知識發展和瞬息萬變的政治風雲，其結果當然是意料之中：人才輩出，校譽日隆。
平心想來，兩處名城康橋留給後人的啟示又豈止是在教育呢。
吉光片羽齋，九九年六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