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勵之夫婦通輯令。（圖片來源： 網絡圖片）
方勵之太太李淑嫻在他的《離家》一文記敘了他們在六四後的出逃經過。文章最初發表在《遠見》雜誌1992年第二期。李淑嫻寫出了六四事件前後，普通人與知識份子如何被裹挾進政治風暴，以及他們如何應對恐懼、不公與暴力的複雜心路歷程。
當時中國社會的緊張氛圍與個體命運的無奈。文章也有日常生活的細節，如裝修新家、與子女的互動、被監視和追蹤的經歷，也透露了方勵之夫婦在被通緝前後的心理狀態和生活變化。
方勵之李淑嫻通緝令
我沒有料到，我們那樣匆匆地離開家，就很難再回去了。這是我們第一次有的一個像個家樣的家；這是我們婚後長達十八年分離之後才建起的家；這是為慶祝我們終於團圓，我不惜傾全部積蓄而裝修好的家。
1987年，勵之「罷官」徹底回家，孩子長大了，勵之母親年老也來同住。這幾年，我們都進入科研教學。勵之任國內外好幾家雜誌的編輯尚未被「罷」，大批書籍雜誌源源而來。原已擁擠的北大蔚秀園住房就凌亂不堪。中國大學的教授、講師沒有辦公室，都是在家裡備課。我只能在老人、孩子都入睡後的夜間，準備我的講稿。
與13結下不解之緣
適逢1987年春全國人大開會期間，剛被開除、革職的勵之變成中外記者採訪的對象；雖然按上級「打招呼」的要求，我多次婉拒他們於門外，但機靈的香港記者卻往往以學生樣的身份擠進門來；我們有一些全國人大代表的朋友，其中有的仍然趁便來看我們。
不知道在什麼機遇之下，我們家住房的問題竟然受到關注。在我們不存奢望的時候，科學院院長親自過問此事。按照勵之的級別，根據科學院正在分的幾種可選擇的條件，稍經協商，我作了選定。這就是我們離家出走時的住房。
它座落在科學院南小區，地址房號是：保福寺916樓1101號和1102號。這是一個新建區，據說，原來向上級呈報的計劃是為「博士後」的年輕人建的，所以建材因陋就簡，每戶住房面積都不大，全樓只有為數極少的幾戶是三室一廳，位於最搶手的樓層。這極少的幾戶當然是為領導或老幹部準備的。因此，分給我家的是兩個房號。本樓像我們這種情況的不只一家。
916樓是一座12層高的樓，我家住第11層最頂頭兩號。「頂頭」是我選的，為了清靜。這次總算沒住頂層，1101恰恰又是「13」（按二進位表達式），看來，我們的命運和13這個「不吉利數」結下不解之緣。
我並不太喜歡這個新家的環境。統一格式的幾棟高樓，比肩站立在馬路兩邊，已經太擠的樓間，還有塵土飛揚的工地和擁擠的自由市場，這裡除了買菜方便，別無優點。不久知道，916樓正南不出500米處就是警局海淀分局。這點我毫不在意，只是處處感到從地面到天空，連同空氣都不能與北大相比。
在北大我住餅的幾處，室內雖然擁擠，但時時能聽到北大的聲息。北大那種特有的時而寧靜，時而喧囂，時而鬆散，時而激盪的呼吸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再有，北大無處不在的綠蔭，北大的湖光塔影，未明湖畔的晨讀，大飯廳里的鼓譟，都點點滴滴灑在我的心裡。
北大記憶
不管是春、是秋，也不管是冬、是夏，每天大清早，我從睡夢中醒來，套上一雙球鞋，穿過迷濛的晨曦，大步跑一程燕園的小路，或是留神快走在沿湖的積雪大道上，然後爬上北大鐘亭的小土坡，深深地吸進湖水滋潤著的校園空氣，向我們的北大問好，向每一棵樹問好，向鮮花，向小慚淌好。有時，我再下到土坡旁的草地上，作幾段體操；有時，我信步走到湖邊的花神廟，就近看看湖水下的游魚。等我快步往家裡跑時，正是吱吱喳喳的孩子們穿過校園上學的時候了。這樣，我夜讀的疲乏、住室內混濁的空氣，都消失得無影無蹤。北大校園的生靈，以清新明麗之氣注入我的胸懷，我得到新的平衡。
不管是我處於順境，被選作「模範生」和「三好學生」的時候，也不管是我被標為「右派」，淪為北大賤民的時候，我都會把我的歡樂、我的自豪、我的不解、我的擔憂、我的悲傷、甚至我一時的絕望，向北大傾訴。每當我高興得或憂傷得坐不下來時，會推上破舊的自行車，或漫不經心地騎上去，在北大遊蕩。
我熟悉學生區那有規律的或擠或松；也知道年青人陣發性的調皮搗旦，眾多人聚在一起的熱烈爭議，雙雙情侶排他性的在一角細語。校內小商店購物，新華書店來了哪種新書？北大小小郵電所工作人員的埋怨，埋怨這裡實在比海淀正式郵局的工作量都大得多，信箱有時滿得往外冒，……這就是北大的學生活動聚集處——「三角地」。
我熟悉北大，北大也熟悉我。在北大從作學生到作老師，一住三十五個年頭（1952-1987）。本系、外系不少長輩和同輩人認識我，圖書館的人認識，就連門衛也認識，近來保衛科的人想必是認得更清楚的了。我只要在北大轉一圈，北大人心裡的溫度，北大人在想什麼？北大的情緒，北大的喜、怒、哀、樂都會和我交流。更有時被人拉住，站在路邊，三言兩語，盡訴所想。我的精神在北大這個大的包容量之內，得到更深的陶冶，一次次達到新的寧靜。
好在，保福寺離北大不遠，我又在北大講課。所以，搬家沒有使我離開北大。
打扮新家
都說中國的事運轉得很慢，也不盡然。1987年3月開全國人大，4月我家就分到新房。5月，我盤算著，怎樣按我們的可能，把新房子安排得最合用。我取出所有的存款，預計可能再有的收入，挖空心思，尋找財源，有生第一次試圖打扮一下新分到的住房。
在勵之被「罷官」、被「批判」之後，我竟然有這樣的興致，使有的人驚奇；也有人說我傻，因為房子是公家的，何必作這樣的投資。但此事卻得到更多朋友的理解和賞識。這說明，在我們的生活中，我們重視的是什麼，我們追求的又是什麼。
說來也可憐，兩個受過良好教育、有教授頭銜（其中，勵之還是學部委員以及有長長一串學術職務），有多本著述問世、合起來已有六十六年年資的人，總共積蓄不足五千元人民幣！還好，有姐妹兄弟的幫助、朋友的借款，我在裝修的期間湊足了一萬元人民幣（以1988年我們兩人的月收入計，這相當於政府付給的實際月收入的25～29倍）。這剛剛夠付裝修的首次必須費用。就這樣，一年多，再用我的講課附加費，我們的年終獎金，主要是稿費等額外收入，才如期還清了債。
這個新家既沒有地板，也沒有像樣的衛生間和廚房，更沒有任何一件稍稍華貴的家俱，但在同輩身處中國大陸境內、又不為官的知識份子中，它不僅顯得很好，大概可以稱為是絕無僅有的了。
1988年8月，我們雙雙去了一趟澳大利亞。經過香港時，勵之又完成欠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黃林秀蓮學人」的邀請計劃。用這些收入，我們買了計算機；熱情的澳門銀行家，為酬謝我們在澳門的訪問、演講，給計算機配齊了列印設備。
這樣，如我們所期，這個家也是我們的工作室。我布置了書房，有圍在牆壁、頂天立地的書櫥，有研究生討論的地方，有較多人聚會的場所。我們原打算在這裡好好做一些教學和科學研究。勵之不只一次向他的研究生和同事說：「等中國的計算機系統可以和世界聯網之後，出國不出國就沒有差別了，我還不願意把時間化在路程上呢！」
建家等了十八年
1988年底，我以超工作量完成教學；勵之的論文數量、質量在天文台都位居第一。我們拿到一筆年終獎金。用這筆錢，買了中等的化纖地毯，只夠鋪一半房間的地面。那天，正逢幾位年輕人來，看我們在冷風裡忙上忙下，就七手八腳幫忙鋪好。這樣，客廳立即顯得明亮而雅致了。
的確，作這樣的投資，我們是想找回那些失去的時間，延伸我們的工作時限和工作領域。
因為，自從我們在風雨飄搖中，在北大校園學生區16樓建立了那小小的家之後，算是安安頓頓地在一起過了整整八年。此後就勞燕分飛，天各一方。每年的「探親假」十二天，有時還要分頭去看孩子，再相會。近幾年，他因開會、因事回家，相聚的時間多一些；我們又儘量把講學、出國的機會安排在一起，朋友們也幫忙促成。但是，總不像有個家。這次我們算真有一個可以工作、傾談、可以無言相對的一片屬於我們自己的地方了。
等了十八年，重建這個家，十八年後的時間分外可貴。我們幾乎每天工作到深夜。埋頭工作的同時，我們有自己生活的原則，我們有自己作為人的尊嚴。這促使1989年初，在大雪紛紛的年假日，勵之起草了給中國軍委主席鄧小平的公開信，呼籲釋放魏京生等政治犯，期望以此使中國迎來一個和諧、繁榮的四十周年。這也促使我們在接到美國總統Bush的2月26日晚宴的正式請帖之後，欣然前往。
看來，這樣的生活也是不允許的。1989年2月26日，布希晚宴我們受阻，就是一個訊號。之後，出現了更多的異樣：
比如，不止一次有陌生人打電話到我家，說找派出所或公安分局；也有我們的朋友從飛機場向我家打電話，卻由派出所或陌生人接了去。有時，突然電話鈴響，只要我們兩人之一去接，報了名字，馬上對方就掛斷。
監聽、跟蹤不斷
又比如，我習慣清晨鍛練身體；在新居附近清冷而光禿的馬路上，人們此時總是行色匆忙，但多次有一位壯實的男子守在樓角正對的街口瞭望，眼光隨著我穿過橫街。電話被竊聽，我們早就知道，作得如此露骨，則是近來的變化。幹事人的笨拙和疏忽，想來不至如此；這已超出特工的需要，只能解釋為有意恫嚇。
在清冷而冷清的街角佇立、觀察如我這樣一個毫不起眼的教師，只能解釋為認人。
再有一件事，當時引得我大笑不止。本區居民委員會在樓口守候我好幾天，問開電梯的小泵娘、問我的兒子。終於在四月十一日晚，幾位自稱居委會的家庭婦女樣的人找到我家，一定要開門進來。
晚上，我們需要安靜地工作，少有不速之客。在她們大聲申明「有公事」情形下，只好請進。進門之後，仔細看了我的家和我，問明我的確是方勵之的妻子李淑嫻，說是來要我「作計劃生育計劃」的，叫我填表。我聽了大笑說：「不用作什麼計劃，我有兩個大大的兒子，我已經五十多歲了，你們可以放心！」她們還盤問我另一個兒子的去向，我一一回答，笑著把她們送走。
這個當時被認為笑話的事，其實已經露出破綻，只不過沒有引起注意。因為，我家的戶口沒有遷到這個區，還在北大。共產黨統治下的戶口管理嚴格，城市居民緊緊地束縛在戶口本上，愈是切身不可缺的東西，就愈密切地聯繫於戶口之上。我每月只能到北大領取鎊種必須的票證，要在北大買米、買糧、買各種定量的供應品。
好在我在北大工作，而所有的商店幾乎像學生一樣上、下班，我從北大回來，不一定能趕上本區的供應時間。一切「公務」在北大辦不會給我帶來不便。但是，本區居委會的名單上絕不會有我家，結論只能是，她們是受命來對我進行核對，並近距離仔細認人的。
事實愈來愈明顯，我們在中國政府的「另冊」中，已經又「升級」了。為了不使1989年4月中旬開始的、以學生為主的中國民主運動，背上我們的「黑鍋」，我們自始至終都小心地避開。
毋庸諱言，我們是支持學生的民主、自由要求的。長期以來，我們的思想，我們的一言一行，對學生是有影響的。我們所說，既有邏輯，也合乎情理；我們所做，既不是為了狹隘的私利，更沒有超出憲法允許的範圍。
但是，中國共產黨要是想整人，有時不直接言明真正的原因，而會不顧事實、或編造出「真象」來為所謂的「階級鬥爭」服務。正因為中國政府否認中國有政治犯，就不得不掩飾、歪曲、編造；即使被稱為「刑事犯」，也得不到公正的公開審判。四十年來，無一政治運動例外。僅一次「反右」，就有約五十萬名戴上「右派」帽子的標準政治犯，被默默無聞地殘害，勞改，發配，……。如今，對我們如此，對廣大的學生、市民也是如此。
上了黑名單
所以，運動剛剛開始不久，當局在新華門打了人，就按「既定方針」毫無邏輯地編造小字報，嫁禍於我。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發表的前後，中國共產黨的、政府的各級系統，層層傳達，點我們的名，稱之為「黑手」。
好心的、相識或不相識的朋友，有從中原大地、有從邊遠鄉鎮、有從海外，連續不斷打來電話。有詢問的、有出主意的、有願意接我們去躲避的。本地的熱心朋友，有登門看望的；有的乾脆說，他已準備了車，請我們收拾必要用品，到一個地方暫避些時……。我們為這種患難中不避嫌的行為深深感動。
幾十年來，人們都知道，大的運動捲來，最後都會按照當政者的意願進行清算，更何況我們已經被點了名。我們把這些人和事一一記在心裡，卻仍舊在家裡安心地作我們的工作。
5月3日，袁木、何東昌等，為當時天安門僵持的局面，主持記者招待會。明顯安排好的，由中共官辦記協的人發難，點方勵之的名，然後袁、何二人唱起雙簧。對方勵之或早、或近的有關報導，任意編排、歪曲、造謠；用說謊、愚民的方式掩蓋方勵之一再提到的人權原則；用狹隘、煽動的語言，斷章取義、顛倒是非的方式，指方勵之「沒有愛國心」、「損害國家利益」。
這段相當長的雙簧，已經是公開對我們進行恐嚇了。有的記者在會議進行中就接通了我家的電話，擔心我們已被逮捕，足可見當場的騰騰殺氣。但是，我們還是安心地在家裡，並且準備就有關我們的不實之辭進行答辯，或訴諸憲法保證的法律。
戲劇性的一個起伏之後，形勢更為緊張。更為緊迫的忠告，更急的邀請，……接踵而來。也有人用電話對我公然地威脅。但我們仍然在家裡。
5月23日，勵之要去大同開「宇宙學」的會，他是會議的主要被邀請人。前一天，一位好心的年輕人，滿懷憂慮地找到我，悄悄地向我說：「李老師，我從高幹親友處，得到可靠消息，內部文件很厲害地點了你們的名，一再提『方、李夫婦』，你難道不能勸勸方老師不去開會嗎？別人不敢勸他。很多人都知道，他在危險中。這時候，只有家人在一起才好一點。」
我相信這位年輕朋友，但我知道，很難改變勵之對人已作的承諾，何況會議主持人及承辦單位已多次來電催促。我把消息轉告勵之，提醒他是非常時期，一到大同就給我電話，務必保持聯繫；又希望他注意北京的變化，回家時先看陽台上有沒有我作的記號，也許我已被捕；再約定，假如我被迫出走，先到山西太原，去看正在他二妹家的婆母，我們將在那裡相會，是福、是禍都在一起。
當天，他在車站等了半天，為了遣散外地學生，已售出票的車停發，卻不斷發出向南、不需驗票的車（編輯註：不讓各地大學生入北京）。他又回到家來，繼續寫他的論文。
充滿不安與恐怖
5月24日一早，勵之又出發去車站等。臨行，我一半認真、一半玩笑地向同去開會的年輕同事說：「我把他交給你了！到時候要原樣交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