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專制社會，美國是民主社會。從政治制度角度，如何看待中美關係，以及更大視野中的中西關係？
民主社會的核心特徵是開放和多元。社會非先驗存在，而是共享資源基礎上，各類社會關係的總和；存在多種價值和利益的主體；統一的社會認同取決於實際的國際關係和社會運行狀況，不存在超越於現實的共同社會價值（當然左派觀點有所不同）；公共政策是政治過程的結果，是政治博弈的結果，具有包容性。
專制社會中統治者占據支配地位，通過國家機器維持社會，具有封閉、強制等特徵。專制社會的運行依賴政權組織，缺乏自發的關係和秩序，因此不具有傳統和民族基礎的專制社會，政權崩潰後社會即解體；專制社會中統治集團獨大，缺乏其它社會性的價值和利益主體；代表統治集團的集體主義、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等價值取向主導社會，個體及群體、階層利益被壓制；統治集團通過對社會的全面控制獲得強大動員能力，政策的實施具有全社會動員特徵，並且專一、迅速。
這種區別，使得對待國與國關係上產生兩個不同的視角。並且它不因人的立場區分，而因人們的社會生活經驗而區分。
對生活在民主社會的人來說，社會是多元的，有多種價值取向，也有多元化的政治行動主體，因此國與國的關係也是多元的，不同的領域應分別看待，不存在單純的互利或對立關係。價值立場上，國與國關係對不同的利益群體有不同的影響，人們主要從自身價值和利益出發進行取捨，並且與對立的觀點共存。公共政策上，首先需要通過民主程序完成決策，還需要區分不同的領域，採取不同的策略。如歐洲人所言，在該合作處合作，該競爭處競爭。
但對專制社會的人來說，情況就沒這樣複雜。在中國這樣的專制社會裡，縱使人們心裡有一千種不同的想法，但到了社會層面，基本就剩一種。國與國的關係只由政府的利益和取向決定，即使有不同的中美關係，也只隨時間而變化，並不同時存在多元化的價值取向和不同領域的關係。體現到公共政策上，既然一切為了黨，那麼只存在策略上的選擇，恨美國還是愛美國，只因形勢有別。
兩種視角帶來什麼影響？很明顯，在民主國家與專制國家之間，即中國與西方之間出現了不對稱的關係。
1、最重要的是經濟領域。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前，情況很簡單，因為基本上沒有關係。改開之後，特別是加入WTO之後，中國進入了國際經濟體系，成為其中一員。從西方視角看，這意味著與中國的關係變得與其它國家一樣，具有兩個層次的關係：一方面是微觀上市場主體在市場中的經濟關係；另一方面是政府在宏觀層面的合作和博弈，主要目標在於市場一體化，以及本國經濟在全球市場中的地位。但對中國來說，因為統治階層與市場主體，即與資本和企業之間的關係，其利益趨向一致，因此在國與國的關係上，主要集中於對經濟目標的追求。這意味著在微觀和宏觀兩個層次上，西方都面對一個權力與利益的複合體：微觀上，企業交易與競爭的對手，背後有強大政府的支持，西方企業面臨法律和政策上的不平等；國與國關係上，中國政府目標不是平等與市場效率，而是通過政策、法律、外交、軍事等各種手段追求市場競爭優勢，追求產業規模，以及直接的經濟利益。這種不對稱關係，使得西方國家難以應對，其結果就是20多年來持續發生的事情：一方面通過欺騙、鑽漏洞等各種政治手段獲得市場競爭優勢，另一方面各個產業都在國家機器加持下在全球市場攻城掠地。
2、二戰後國際關係是在西方主導下形成的多邊體系。它是歐美國家國內政治運行的結果。現行國際體系依賴的主權獨立，平等，契約精神等等實際是民主政治的延伸（美國轉變為守護者角色）。而專制國家所對應的國際關係，更傾向於戰前的國際關係。當中國進入全球市場，需要為自己爭取利益時，必然繼續其權力主導模式。表現在兩個方面：在國與國關係中不擇手段，無視現行國際關係規範，表現出霸權主義特徵；作為多邊體系的一員，尋求主導地位，為其雙邊關係中的霸權行為護航。這就出現不對稱：面對中國的霸權主義行為，各國仍然依賴多邊體系解決問題，而多邊體系卻在中國日益擴大的影響下逐漸失效。導致各國都難以單獨應對中國的行為。
3、經濟領域之外的各種國際合作的領域，包括環境，氣候，衛生，安全，貧困問題等等方面，是西方社會多元價值的結果，因此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而在中國，它們基本不存在價值基礎，而只因策略上的意義而進入政治考量。現實中可以看到，過去中國基本未參與相關事務，2000年來基於增加國際影響力的需要，中國在相關領域日益活躍。因此在國際合作領域，西方面對的實際是一個虛假的合作夥伴。兩者並不具有共同的價值基礎，中國的參與基於其它目標，基於這些領域對其它國家的重要性，它們並非獨立的領域。因此在這些領域裡與中國的合作，必然被帶入整體的國與國博弈關係中，最終被中國利用。
4、在中國，國與國關係具有單一的、統合的特徵，各個領域之上存在一個統一的目標，使其具有一種宏觀、整體的視角和全社會動員的行動策略；西方社會裡國與國關係則表現得多元和包容。這本身也是一種競爭關係。在西方主導的時期，中國模式影響很小，可以忽略。但當中國與西方之間實力接近，中西關係變得越來越重要，西方國家就不得不面對中國模式及其挑戰。即西方也需要從整體的國與國關係角度考慮和應對。這樣我們看到中西之間最大的不對稱關係：當中西之間日益走向對抗，中國政府利用其對中國社會的控制，把中西之間社會關係的每一個方面都變成戰場，而西方社會的開放使其成為毫無防守的花園。從國與國的對抗關係來看，中國可以動員全社會資源，以長期的、系統性的策略進行對抗；而西方國家只能通過社會利益格局變化，政治氣候轉向，政治博弈，決策，政策執行等冗長過程，才能實現對國際局勢變化的反應。當西方國家仍然認為國與國關係需要經歷「競爭-政治博弈-冷戰-熱戰」的逐漸過渡時，中國則已通過變化多端、無所不在的手段，獲取對抗的優勢。熱戰未到，而勝負已分。
中國的興起，導致前所未有的局面：一個專制大國與民主社會產生全面而緊密的聯繫，在各個方面都對民主社會產生重大影響。這與過去民主社會對後發展國家的單向影響截然不同。西方已經認識到，通過接觸和融入來改變中國社會的希望已經破滅，但形勢發展如此之快，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才不會被專制中國改變？
被動的角度看，變化已經發生，這是被中國賴以興起的全球化推動的結果。全球化的問題在於，它依賴資源的全球流動，但實際上，人員難以流動。因此全球化過程中，西方社會中的實際受益者是資本和技術，而人成為受害者。這導致西方社會的政治右轉。各國民眾日益注重本國利益，反對於已不利的開放和多邊關係。這相對減弱了西方社會受中國侵蝕的速度。
但需要認識到，專制政府採取何種策略，並非取決其所想，而取決於其所能。當下中國政府的影響力已經如此之大，當它的步伐受到阻礙，其可用策略已遠超過去。這意味中國政府在國際關係中的策略會日益激進，與西方國家間的關係將迅速惡化。如此，西方社會，特別是歐洲就不得不從夢中醒過來，而採取主動的策略來應對事實上的與中國的對抗關係。那麼下一個問題就是：應該如何對抗專制中國？
基於以上分析，西方國家實際處於不利地位。民主國家的政府無法運用專制政權所具有的那些手段，作為開放社會，在應對中國的全面滲透、攻擊上也有心無力。（這從政治右轉過程中的各種阻力可見一斑。）但是，正如中國能夠攻擊西方社會之軟肋，西方策略之關鍵應在於中國專制政權的軟肋。其軟肋在於經濟。
在前文「專制中國的經濟走向分析」中已經說明，中國經濟是一種畸形的經濟形態，不應該從市場經濟角度來看待。中國經濟首先屬於「攫取性經濟制度」，因為機緣巧合進入全球市場，推動其經濟的市場化和經濟增長。但是，市場化必然因觸及權貴階層利益而停滯，使得中國的市場經濟最終成為政府和權貴實現其利益的工具。即是說，政府和權貴們通過壓制勞工權利，奴役民眾，破壞環境而取得全球市場上的競爭優勢，通過不斷擴大的全球市場份額來維持生產規模增長，從而獲得利益以及全球影響力的增長。
這意味中國經濟對全球市場的高度依賴。事實上，在掠奪體制下中國的國內經濟一直處於失衡狀態，僅僅依賴高速的外貿擴張和舉債支撐的公共建設才能維持增長表象。當基建失去作用後，外貿已成為中國經濟的單一支撐，當外貿停止增長甚至增長減弱，這頭巨獸就變得步履蹣跚。
中國的全球市場份額是以西方國內經濟為代價的。歐美企業一直面對不平等的市場競爭。這意味著僅僅是採取措施實現市場競爭的平等，都會打擊到中國經濟。例如歐洲已經開始推動的市場准入政策的對等化，阻止中國電商鑽漏洞等政策。當然局勢已容不得如此慢悠悠的進展。更有效的策略是，採取主動的措施，與中國經濟脫鉤。這會產生釜底抽薪的效果，瓦解中國專制政權之力量。
按照西方的政治現實，要實現這個政策轉變並不容易。目前大致處於形成政治共識階段。不過幸運的是，在美國這個進程就要快得多。眼下的風暴看似偶然，實則是專制中國威脅下的必然趨勢。讓我們稍安勿躁，靜待貿易大戰的結果和最終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