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我們很難用簡單明了的定義來闡釋張恨水,因為他文學創作的體積實在太龐大了。我只從孫輩的視角和感受，講述這位著名作家的暮年生活，以豐富張恨水研究史料。
70歲的張恨水（攝於1965年）
在進入正題之前，我想先介紹我的一位收藏家朋友，正是從他那裡，我獲得了一些關於爺爺的一手資料，對了解爺爺晚年的工作和生活狀態提供了很大幫助。
那是在天津曹禺故居，我當時正參加博物館日活動，收藏愛好者賈俊學向我展示了他撿的漏——「文聯舊檔案」，一些他從舊紙堆中撿出來的「文物」。20世紀90年代，北京幾家出版社和中國文聯搬家，有些舊檔案就被當廢紙賣了，賈俊學用不多的錢買了幾麻袋，以後的每天，他都會仔細地閱讀這些舊檔案，著迷於舊檔案中的人物。十幾年下來他竟然整理出了300多位文化名人的口述實錄，其中有中國文聯幹事對老舍、張恨水、沈從文、曹禺、陳其通、藍馬、歐陽山尊、田漢等人的訪問紀要。因為有我爺爺的專訪，他贈送我一部分「紀要」。看到爺爺與中國文聯沈慧等同志的談話，我感覺是那麼親切，爺爺的一言一語再次掀起了我內心的波瀾。
竭智盡忠（1949—1956）
爺爺是有錢瀟灑、沒錢苦日子也能過的人。從他的自傳文字中，我看到他青年時期離鄉背井、闖蕩江湖的艱辛，在上海時他大病一場，寒冬臘月只能當了棉袍子買藥吃。他也有過令人啼笑皆非的「逸事」。1919年，爺爺初到北京住在南城的懷寧會館，不久《時事新報》駐京辦事處聘用了爺爺，並提前發了月薪10元工資。除去還債和飯費，兜里還有一元大洋，爺爺悠然自得地逛街去，竟然用全部的家當買了戲票，看梅蘭芳、楊小樓、余叔岩的聯袂演出。他的這一「豪舉」後來被文藝界的同仁笑稱「一元看三星」。爺爺曾經說過：「只要不怕窮，還有什麼可怕的？生不帶來，死不帶去。」他這種達觀的人生理念，也影響了我的父輩和我們。「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飯」成為我們家的家訓。
青年張恨水
1949年初，北平《新民報》宣布解除經理張恨水、代經理曹仲英的一切職務。爺爺不善於搞人際關係，報館經理的工作又是千頭萬緒，全體人員的吃喝拉撒都要負責，這對於爺爺來說有些疲於奔命，不當這個經理也罷。但緊接著，給他更大打擊的是《新民報》一篇文章說張恨水是國民黨特務迫害北平《新民報》的幫凶，這對爺爺刺激很大。沒過幾天，爺爺在家裡輔導我兩位叔叔功課時，因高血壓病突然發作，導致中風，被送進了北京中和醫院（現北京大學人民醫院）。他的所有寫作都終止了。為了給爺爺治病，家裡賣了一套大院子，換了磚塔胡同一套小院。爺爺一旦停止了寫作，家裡的生活立刻變得緊張起來。為了減輕爺爺的負擔，爸爸和幾個叔叔都很早就參加了工作。
爸爸是家中長子，他1948年考取了華北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的前身之一）。華北大學是一所從延安過來的革命大學，不僅管吃管住，還發軍裝發工資。新中國剛剛成立，急缺人才，爸爸也不能按部就班地讀書了，本科只讀了兩年就開始讀研究生，研究生讀了兩年就畢業留校給蘇聯專家當助教。一切從簡，一切從快，要「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爸爸參加工作後，將我奶奶、小姑姑接到人民大學。二叔張二水考取了清華大學石油冶煉系。我曾經問二叔為什麼選擇石油專業，二叔說：「石油是工業的血液，這是國家最需要的專業。」三叔張全，17歲就考進長春電力專科學校。四叔張伍1951年考上了中國戲曲學校。「我們哥兒幾個考的都是包吃住還不用繳納學費的學校，那時候我們都想儘快獨立，儘快減輕你爺爺的負擔。」二叔對我說。
新中國成立後，黨和政府很關心爺爺的創作與生活情況，中國文聯也常常來人到我家噓寒問暖。爺爺還參加了中國作家協會，中國文聯組織的作家藝術家西北訪問團，讓爺爺看到了新中國成立後西北的變化，他滿腔喜悅地寫下了中篇遊記《西北行》，刊於1956年的上海《新聞報》。1954年，爺爺還曾應中國新聞社之約，準備寫一篇北京解放後巨大變化的文章。於是他拄著手杖，乘坐三輪車，遍游北京十三座城門，經過兩個月的辛苦寫出了一組散文，在海外發表後產生了很大影響。
1956年1月，毛澤東（左二）與張恨水（右一）在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
1956年1月，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當茅盾把爺爺介紹給毛澤東時，毛澤東微笑著和爺爺握手說：「還記得，還記得。」毛澤東在重慶談判期間，廣泛接觸愛國民主人士，曾經單獨會見了爺爺，兩人進行了長談。在這次政協會上，周總理再三詢問爺爺的生活情況，指示文化部給爺爺一定的生活補助，這讓爺爺很感動。爺爺中風很快得到治療，恢復得很好，他根據民間故事改編了《孔雀東南飛》《孟姜女》《白蛇傳》《秋江》《磨鏡記》《逐車塵》《重起綠波》《男女平等》《鳳求凰》等十幾部中長篇小說，這是在腦出血後遺症的狀態下完成的，足以見到他的意志和才華。新中國成立初期，他的約稿一直不斷。
逢礁避讓（1957）
1957年這一年，爺爺的其中一項工作是校對他的長篇小說《翠翠》。這是一部以元朝故事為題材的章回小說，長約60萬字，打算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爺爺將這部書稿先交給了我爸爸張曉水作第一讀者。爸爸在人民大學政治經濟系當教員，爺爺把書稿交給他的大兒子來把政治關，這是最合適的人選。新中國成立初期，人民大學校址在鐵獅子胡同一號，人們習慣稱它「鐵一號」，學校距離爺爺住的磚塔胡同很近。爺爺給我爸爸買了一輛菲利普自行車，爸爸騎著這輛自行車往來於鐵一號和磚塔胡同很是方便。每當夜幕降臨，爺爺將自己埋在燈光下，進入了他的寫作世界，爸爸就坐在旁邊看書。夜半時分，胡同里傳來小販的吆喝聲，這時候爸爸會跑出去，買上一個醬肉夾燒餅、一碗餛飩，趁著熱乎勁兒給爺爺端去當夜宵。
我家磚塔胡同的小四合院是有獨立衛生間的，安裝有抽水馬桶，但沒有洗澡設備，爺爺每次洗澡都是我爸爸陪著到西四的澡堂子。泡完澡，爺倆叫上一壺茶，爺爺這個時候很願意聽爸爸講講政治形勢。爸爸很委婉地說，《翠翠》這部長篇小說愛情部分還是多了，千萬別被當做黃色小說受到批判，他有這個擔心。既然我爸爸都認為這部《翠翠》描寫愛情部分多了些，那就刪吧，爺爺將自己的作品迫不得已刪掉了一多半，60萬字的長篇只剩下了20多萬字，然而最終還是沒能出版。時隔60年之後，我四處打聽那部20萬字的《翠翠》，但已經無人知曉它的下落。
爺爺的另一部長篇小說《五子登科》在這一年出版了單行本。這部書寫於1947至1949年，在《新民報》上連載，後未完中斷，停止連載。爺爺被迫停止連載的小說很多，或由於戰爭原因稿件郵寄不便，或是因政治審查，或是因為稿費糾紛，他的100多部中長篇中有29部是夭折的半成品，《五子登科》也是一部沒有寫完的小說。
1957年，爺爺得以將《五子登科》這部小說寫完，並且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單行本，這是件好事。《五子登科》寫的是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派遣的接收大員的腐化生活。接收大員的權力處在只有奉承沒有監督的狀態下，一些漢奸把接收大員安排在朱門巨宅中，競相使出美人計，接收大員便利用職權在北京和重慶之間走私黃金，等房子、金子、女子、車子、票子統統到手後，他們便跑到上海當寓公去了。爺爺巧妙地將教子有方的歷史典故加以畫龍點睛，概括出腐朽政治中的人生類型。《五子登科》譴責性的題材觸及了當時社會的熱點，這本書名氣隨之大漲。由於這是新中國成立後出版的單行本，流行更加廣泛。多少年之後，我的一位文友大哥見面就說，看過你爺爺寫的《五子登科》，寫得真好！
在這一年，爺爺主要創作的作品是《記者外傳》。這可以說是他的自傳體小說，以他「北漂」的親身經歷為素材，通過主要人物——新聞記者楊止波從安徽到北京的謀生經歷，反映民國初年北京社會眾生相，與他的《春明外史》《京城幻影錄》一樣，可當作民國初年的野史看。創作前，爺爺認真地進行了資料的搜集工作，翻閱從前出版的大報小報，做了大量筆記。原本是要寫上、中、下三部的鴻篇巨製，時間跨度從民國初年到新中國成立，終因身體不佳，精力不濟，改成寫上下兩部，以每個月6萬字的速度在《上海新聞報》連載。寫到第30回，政治風雲變幻，又遭遇停載，好在這30回的《記者外傳》改革開放後由北嶽出版社出版了。
這三個長篇得到了預付稿酬幾千元。我們家的生活剛剛有所好轉，爺爺就給文化部寫信，表示不要每個月150元的生活補助了。有人說，1949年後靠稿費生活的作家是不多見的，而張恨水就是一個。
1957年8月15日，我出生了，這天湊巧是我爸爸張曉水和媽媽周維蘭結婚紀念日。當媽媽把我抱給爺爺時，爺爺開心地樂了，他掏出100元錢給媽媽做營養費，這相當於爸爸兩個月的工資。爸爸覺得爺孫倆這見面禮太重，推讓著，但爺爺還是執意要給。爸爸請爺爺給我起個名字，爺爺想起了這一天的特殊，對爸爸說：「這一天是你們結婚紀念日，就叫張紀，紀念的紀。」
困難來襲（1959—1961）
歷史的車輪壓過了1959—1961年，這三年又留下了怎樣的時光印記呢？在中國文聯的檔案里，我終於看到了真實的張恨水。爺爺在用他衰老病弱之軀，抵抗著生活的劇變。
1959年是三年困難時期的第一年，中國文聯的沈慧同志又來到我家，他們還在關心著爺爺，對他進行慰問和訪談。從1957年下半年開始，約稿越來越少，爺爺逐漸閒了下來，興之所至寫寫舊詩詞。但這些舊詩詞只不過是抒發個人感情的吟誦，已經沒有發表價值了。他對中國新聞社的約稿倒是有求必應，始終未間斷，主要是照顧到海外影響，使海外華僑知道他仍在從事創作活動。
值得欣喜的是，在這一年，爺爺收到了中央文史館館員的聘書，光榮地成為了一名中央文史館館員。爺爺成了一個有「單位」的人，每個星期去兩個半天，參加學習活動。這紙聘書對爺爺的晚年生活是個保障，對我們家來說是「及時雨」。爺爺這棵大樹在30年代鼎盛時期，曾養活過一家二十幾口人。
爺爺對文聯沈慧同志說：「本來今年應該寫《記者外傳》的第二部，不能出版也就不再寫了，天天在家砸砸煤，掃掃地，生生爐子，有時還去排隊買買菜。我的愛人去年又開了一次刀，因為癌症又發展到了肺部，把肺切除了一葉，在醫院養了幾個月才能動，花費了五六百元。家裡還有四個孩子在念書，需要供給，感到自己有責任，死不得。可是身體又是這樣壞，半邊身子勉強對付，手腳都是腫的，血管都硬化了。人老了，一切都完了。」爺爺感到了一種夕陽隕落的悲觀和緊迫。他還想抓緊時間再出去走走。此前，他去了濟南一趟，回來時為了省幾個錢，沒買臥鋪，結果腿著了涼，一走路就疼。這年他特別想回安徽安慶老家一趟。我知道這是他心中最後的願望。
1961年，我已經四歲，有了餓的記憶。記得喝棒子麵粥，我當時有個習慣，就是舔乾淨我的飯碗，然後照照，很光亮，就對媽媽說：「媽，這個碗不用洗了。」遇上吃頓好的，我和姐姐在飯菜沒上桌時就開始亂蹦，不停地叫嚷著：「大豐收了！大豐收了！」
1964年，文聯沈慧同志最後一次來我家。當時扛過了三年困難時期，爺爺是這樣對沈慧同志說的：「我去年大病後，又接著住了兩次醫院，情況都很嚴重。今年已經整70歲，實在是治不好，死了也沒什麼值得可惜的，現在家裡適當地治療和休養，再也沒有別的好條件。像郭老和其他老前輩，歲數都比我大，但都是生龍活虎一般，我很羨慕。這半年來，不斷來人看我，帶給我很多安慰，他們都是過去《世界日報》《新民報》時代的老人，我們談起話來顯得格外親切。」
文人的黃昏（1962—1967）
1962年，三年困難時期已經過去。這年的過年，吳范寰、張友鸞、萬枚子、左笑鴻等一些爺爺的老同仁、老朋友，又拎著飯盒、每人帶著一個拿手菜來我家小聚。萬枚子先生集我爺爺小說書名撰寫對聯助興：「揭春明外史，嘲金粉世家，刻畫因緣堪啼笑。喜新燕歸來，望滿江紅透，喚醒迷夢向八一。」老人們戲謔玩笑，每次聚會都使爺爺非常地愉快。這一年，爺爺的章回體長篇小說《卓文君傳》由中國新聞社對海外發表。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拍攝了一部紀錄片《老人的春天》，反映中央文史館老人們的學習、工作情況，其中有爺爺伏案寫作的不少鏡頭。
伏案寫作的張恨水（攝於1962年）
位於北京西城區磚塔胡同的張恨水故居（已於2005年被拆）
1967年，「文革」開始後的第一個過年，國務院宣布全國不放假，過革命化過年（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79年）。這年的正月初七，爺爺早早起來，自己穿好衣服，預備去醫院瞧病。在家人為他穿鞋的時候，他突然失去平衡，身子往後一仰，停止了呼吸。他腦出血再次發作，沒有一句話，也沒有痛苦的呻吟，就這樣平靜地離開了人世。安徽潛山老家有一句諺語：「今天穿的鞋子，不知道明天能不能穿上。」爺爺走了，在人心惶惶的喧鬧社會中他撒手人寰，別無長物！
爺爺初到北京時，曾寫過一首《念奴嬌》，其中一句「十年湖海，問歸囊，除是一肩風月」，尤得同鄉成舍我讚賞，他全力舉薦我爺爺步入北京新聞界，從此有了成名的張恨水。如果問爺爺給我留下了什麼？那就是他的風，他的月，他豐富的人生經歷和精神財富。
爺爺寫作《金粉世家》時是以報人的冷靜眼光看世界，對人生的體驗增加了一層「浮生如夢」的佛學色彩。他在序言中寫道：「嗟夫！人生宇宙間，豈非一玄妙不可捉摸之悲劇乎？吾有家人相與終日飲食團聚，至樂也。然而今日飲食團聚，明日而仍飲食團聚否？未可卜也。」爺爺自己驗證了他的預言。
本文選自《縱橫》雜誌2018年第4期「文苑藝林」欄目，文章略有刪改，作者系張恨水長孫，圖片由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