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的灌輸，為什麼收穫的是保守的右派？
福克斯新聞在其周末頭條一語驚人：「數據顯示，Z世代是幾十年來『最保守』的一代。」AtlasIntel的數據顯示，川普在該年齡層的支持率已達到52.7%，AP VoteCast也記錄到年輕選民支持率從2020年的36%上升到2024年的47%。
對許多政治學家和民調專家而言，這是一場「理念背叛」；但對Z世代自己來說，這是一場遲來的「真實覺醒」。
Z世代成長於一個左派文化完全占主導的時代。他們出生時，主串流媒體早已被自由派價值主導；他們進入學校時，「多元、公平、包容」已成為教學信條；他們踏入社交網絡時，言論邊界早已用「政治正確」畫出雷區。從小到大，他們接受的教育不再以知識為核心，而是以身份為起點、情緒為尺度、立場為武器。
在課堂上，他們被要求為自己的膚色道歉；在校園裡，他們必須認同「性別是流動的」；在社交網絡上，他們必須隨時聲明「支持正義事業」；而一旦稍有遲疑，就會被貼上「恐跨」、「種族主義」、「法西斯」等標籤，被「取消」，被封號，被逐出話語場。MeToo運動，一開始是正義的覺醒，後來演變為一場「性別戰爭」，男孩從此活在隨時被毀滅的陰影下。
現在Z世代逐漸意識到，所謂的「覺醒文化」不過是一場掩蓋既得利益的裝飾，是一種新的階層歧視，是特權階層對普通人施加的道德勒索。他們不是反對環保、平等、包容這些理念本身，他們反對的是這些理念被濫用為權力工具、變成思想控制、行動威脅、言語審查的武器。
於是，他們開始反抗。
他們開始重新擁抱自由言論、傳統美德、市場經濟、宗教信仰、父權結構——不是因為他們變成「老頑固」，而是因為這些東西曾被摧毀，所以他們願意重新拾起。他們正在走出烏托邦的廢墟，回到現實世界的土地（楊大巍《年輕人反了：左派灌輸20年，收穫保守派？》）。
一點感想：事情變化的根由往往是在深層。幾十年的灌輸與強制，收穫的恰恰是相反的結果。
伊朗為什麼會走到今天？
伊朗之所以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很大程度上來自於伊斯蘭革命以後，霍梅尼為核心的教士精英設計了一套獨特的社會制度。這套制度不僅違背了他們對伊朗人民的承諾，也公然站在人類文明的反面。這套制度放大了人性的黑暗也奪走了伊朗的未來。
眾所周知，伊斯蘭革命（1979年）推翻巴列維王朝後，伊朗建立了一個政教合一的神權體制。霍梅尼領導下的教士精英們構建出一整套政治、法律、意識形態與安全制度；對社會施行一種金字塔結構的，從上至下多層級的控制。在這套制度的本質是一個以什葉派神學等級制為基礎、以宗教合法性為核心權威的統治結構。可謂是等級森嚴、體系完整。馬爾賈（Marja-e Taqlid）是這個結構的最頂端。雖然名義上是什葉派宗教學者，實際上是「大法官+教宗」的結合體。霍梅尼和哈梅內伊都是馬爾賈。然後就是阿亞圖拉（Ayatollah）與大阿亞圖拉（Grand Ayatollah）的高級神職人員，不僅可以釋法還有宗教稅收的接收權。再往下是胡加特·伊斯蘭」（Hojjat Islam）。他們是中級神職人員，多為清真寺領袖、地方法學家或准政治幹部。最下面一層是塔勒貝（Talabeh）。他們是宗教學校的學生，教士階層的「預備軍」。主要在地方清真寺、伊瑪目學院、國有機構實習傳播政權思想。
伊朗把這套宗教結構嵌入到整個國家機器中的每一個權力節點，並成為真正的國家神經中樞。這就形成了我們今天看到的這樣一個「神權掌控的現代奴隸制官僚國家」。看似神權高高在上，卻無時無刻不在控制國家權力和經濟命脈；人民好像可以民主選舉，但選來選去的結果都變回到對神權體制的維護（如是大牛哥《他們如何通過構建社會法則讓伊朗走到今天》）。
一點感想：伊朗會發生政權的更替嗎？目前來看是困難的。更大的可能是，即使內衣不在了，在這個深層的結構基礎上，還會複製出一個同樣的權力。
平克：不要被「後真相」這個說法誤導
至於「後真相時代」，記者應該棄用這一俗語，除非他們想用它來表達嘲諷。「後真相時代」的說法來自於人們看到有些政治家——特別是某一個政治家——謊話連篇。但政治家從來都會撒謊。人們會說，在戰爭中，真相成了第一個犧牲者，這一點在政治戰爭中同樣如此。
「後真相」這一俗語的另一個來源是近年來無處不在的「假新聞」。但這也不是新近出現的問題。詹姆斯·科塔達（James Cortada）和威廉·阿斯普雷·（William Aspray）即將出版的新書的標題——「假新聞之國：美國謊言和誤讀的漫長歷史」——就指出了這一問題，儘管這類漫長歷史絕不僅限於美國。《錫安長老會紀要》，這份偽造的聲稱猶太人陰謀征服世界的秘密會議紀要，在隨後幾十年裡讓很多知名人物信以為真，包括工業企業家亨利·福特。關於某些少數群體背信棄義的謠言則煽動了無數的大屠殺、私刑處死和致命的種族衝突。
相信假新聞正在取代真相本身，這一信念需要得到事實的檢驗。在分析了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中出現的假新聞後，安德魯·格斯（Andrew Guess）、布倫丹·奈恩（Brendan Nyhan）和賈森·雷夫勒（Jason Reifler）發現，假新聞只占網際網路新聞極小比例（遠低於1%），而且這些假新聞主要針對很難被說服的黨派死忠粉。假如你是一名狂熱的右翼分子，一旦你在社交媒體上看到一個帖子說，華盛頓特區的一家比薩店是希拉蕊·柯林頓參與的虐童組織的大本營，你很可能就會信以為真，而這一現象並不令人感到驚訝。
然而，我們應該棄用「後真相」這一俗語的主要理由在於，它是有害的，可能還會形成自我強化。它會使得我們棄理性和真相於不顧，用我們自己的謊言和恐嚇與壞人的謊言和恐嚇作鬥爭。但其實我們可以做得更好（史蒂芬·平克《為什麼說我們沒有生活在後真相時代》）。
一點感想：後真相意味著人們不再相信真相，不再相信事實。在社交媒體成為信息主要來源的今天，這似乎成為一種越來越普遍的現象。而後真相的說法，正在成為一種可怕的自證預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