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至此，我覺得突然鬆了一口氣。我確認在向老太太身上終於找到一條理由說服自己，同時也向社會表明：我是真心誠意而不是口是心非地認同了偉大領袖關於知識分子的判斷。想到此我甚至非常自豪。長期以來，凡自己的想法和教義發生衝突，我都樂於懷疑和批判自己，而不是教義。這一次我找到了真實感受和教義的重合點。事後，在全公社的一次「講用會」上，我真誠地給同學們介紹了貧農大娘對我的教育，後來還以此為題，自編自演了一則相聲，叫《我和房東》。在相聲里我非常自豪又非常誇張地把知識分子醜化為一無所知的白痴，壓根兒就是沒有進化完全的脊椎動物，必須由農婦加以圈養馴化，在返校的文藝晚會上匯報演出，結果大受歡迎。
三、「四不清」幹部和階級敵人
前面已經說過三隊的「四不清」幹部李利全。其他隊的情況如何，已經記不太清楚。總的感覺好像都是雷聲大雨點小，運動開始轟一下，到了後期，結果還是雞歸雞，鳳歸鳳。
「95%以上的幹部都是好的和比較好的」，除了我傻乎乎地把三生產隊的政權班子作了變更，其他隊基本維持原狀。那一期工作隊，真正引起轟動的「四不清幹部」出現在第七大隊第六生產隊，隊長，叫劉多才。此事不僅轟動了申家公社，甚至轟動了全縣，算是該批運動的一大勝利成果吧。大學生們初次參加階級鬥爭，正嫌平淡無奇呢，這一回算是撞上了一個華彩段。
事情如此重要，工作隊隊部自然決定好好宣傳一番，還籌備召開一個聲勢浩大的批鬥會，務必讓全體社員重新找回當年鬥地主分田地的感覺，接受一堂生動的階級鬥爭教育課。為此，我被暫調公社隊部工作，負責采寫宣傳材料、布置會場、畫宣傳畫等等——這個機會讓我得以記錄並保存下許多當年的原始記錄。
四十年後重新翻看這些文字，剝去充滿政治情緒的評價，和由此而造成的事實偏離，我以為，這個黑暗的事實雖然是在階級鬥爭名義下被揭露出來，從中我們卻能看到那個非常政治化的年代裡，川北農民的生存狀態，也看到即便荒遠如斯的大巴山地，對於物質財富的貪慾，尤其當這種貪慾出現在當權者身上——不管他的權力小得多麼可笑——同樣會做出怎樣觸目驚心的荒唐事。
劉多才，申家公社七大隊第六生產隊隊長，大躍進時當過公社林場副場長，勞動模範，還參加過縣上的群英會，當是見過世面的人了。日子正過得平平穩穩，1962年卻突然出了事。那一年5月，北京新華社發布了一則消息，說是蔣介石準備「反攻大陸」。這則新聞我們是在大學校園裡聽過的。聽過也就聽過了。新華社本意是號召尚處於飢餓狀態的全國人民同仇敵愾，同時對台島小政權以卵擊石的痴心妄想大加嘲諷。可此消息一傳來大巴山區，沸沸揚揚地就變成別的模樣：「大竹縣柏林口豬兒山上，現在已是兵山一座啦！」、「國共已經開戰，白臘坪已經在運傷兵了」，「國民黨來了，先殺黨員，再殺團員，再殺幹部」。原始資料記載說，劉多才被這些消息嚇壞了，因而「階級立場嚴重動搖」，遂向大隊支部「提交了退黨申請書」云云。還有一件事情，同年八月，作為生產隊長，他主持會議宣布了「生產隊隊部」的決定：秋收之後立即分田到戶。原始資料按照當時流行的邏輯把兩件事情聯繫起來：因為害怕國民黨打回來，所以先分田到戶，實施「資本主義復辟」，以留後路。
這就帶來一個問題：該劉既然如此反動透頂，為什麼這以後他的地位卻絲毫沒有動搖？甚至這回「四清」已經開始，第一階段運動「清經濟」已經結束，他這個隊長為什麼還當得好好的？
東窗事發，完全因為一個偶然的原因。
肇因還是始於1962年，他乘人之危，買了鄰居的一間瓦房。在草房占有很大比例的山區民居中，瓦房屋所有權狀身就象徵著不可多得的財富。資料這樣說明事情原委：由於單幹活動的結果，六隊四十三戶人中，有八戶人生活水平上升出頭，（八戶中間七戶是幹部）占18.7%；生活一般穩定的十四戶，占32.6%；生活趨於下降的二十一戶，占48.7%。在這個48.7%中間，有極貧戶三戶。
劉多才的鄰居就屬於三戶極貧戶之一，名叫黃正帆，老伴叫王興玉，二人時年均近80高齡。老兩口膝下無人，從農村合作化以來就一直享受「五保」待遇。分田後更每況愈下，那年秋天，老頭終於一病不起。
劉多才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提出了買房。正式買賣那天還請來幾個鄉鄰作證，還不知從哪兒請來一個老學究操筆。下面是契約原文：
書立出售房屋字據人黃正帆，因經濟缺乏，夫妻商議，願將瓦房一間售與劉多才名下。瓦房一間，排立兩扇，釘角瓦片，地腳梁磉，悉行在內（前抵地垻心為界，後抵黃正帆自留地為界。是日，當憑人眾議定，價格人民幣玖拾元正，其人民幣一年付清，其房屋憑隨買主或佃或租永遠管業。恐口無憑，特書約一紙存照。
在證：覃朝仁、王仁全、劉之武、王文成同知
程隆業代筆
公元1962年8月18日立出售房屋人黃正帆
人民幣九十元尚需一年付清，說明這個「資本主義復辟」的典型還沒有太富。事實是，黃老漢不久病逝，劉多才只付給王興玉一百六十市斤南瓜和人民幣十二元，就把瓦房搞到手上。這便是事情的全部。
讓劉多才倒霉、同時也讓七大隊「四清」工作組大出洋相的是，從工作團派出的複查組偏偏來到了第七大隊第六生產隊。複查組員在劉隊長瓦房對面的地垻上發現一個可憐巴巴的茅草窩棚——後來我去看過，還畫過一張速寫畫：用幾根樹條搭成一個三角形支架，稀稀疏疏蓋上茅草，圍一格僅可容身的空間。讓人無法立身的小空間裡放了一架破破爛爛的床，床腿還斷了一隻。了無衣物被套，僅幾團互不連接的破絮而已。三兩隻破碗、一隻破鼎鍋、加上一個斷了腿的鐵夾權作火鉗——就是全部炊具了。這不是道具，真正就是一個叫王興玉老太太的全部家當。這些東西後來被拿到批鬥會上作為劉隊長「實施階級報復」的鐵證。批判者說：王老大娘的家產不足一元錢。照我看來，它們壓根兒就一分錢不值，比垃圾還糟。
複查組責令劉多才、也責令工作組對此作出解釋——問題就這樣暴露了。
鬥爭會在公社所在地申家鎮飛龍寺小學舉行。時間是8月24日，毒日當頭。但參會者仍熱涌如潮。劉多才被揪到高台之上罰站，僅四周火爆烈烈的氣氛就足以讓他發抖，加上批鬥者一旦情動難抑，還要施以手腳。他完全被嚇壞了。我至今記得他的神情：驚訝。發愣。不知所措。四顧茫然。事後聽人說，劉多才當天回家就死了。人家都說他是被嚇死的。
相比之下，「四清」運動中「階級敵人」的下場似乎要好得多。前面說過，我所在的第三生產隊沒有地主。參加「四清」的六個月里，我直接接觸過的「階級敵人」就一個——那天晚上搞得我們沒睡好覺的文盲老地主。根據後來掌握的情況，全大隊其餘地、富、反、壞，即使不是文盲，文化也普遍偏低。文化水平最高的階級敵人，是五隊的富農分子，名叫李平鬥。
李平鬥到底是什麼文化水平已無史可考，但他拉得一手二胡、吹得一口笛子，還唱得一套好曲兒，卻是遠近聞名的，他並因此而成了年輕人的偶像。尤其夏天，暑氣未退，永晝難消，男男女女都喜歡跟著他去星月燦爛的坡頭林下，伴他的絲竹長韻，跟著他學唱幾首卿卿我我的民歌小調。
這件事後來就被揭發了。是在「清政治，開展對敵鬥爭」階段。事情一經揭露就一發不可收，受牽連的不僅普通年輕社員，而且不少共青團員、團支部書記，也被富農分子「拉下了水」。拉下水的鐵證就是初通文墨的年輕人好些都用本子抄錄了富農教唱的「下流黃色歌曲」。團支書的本子最為考究，封面還駭然印著60年代那位著名軍人英雄的頭像，還有毛澤東的題辭「向雷鋒同志學習」，筆電里歪歪扭扭抄寫的卻全是《探妹妹》、《月兒往西斜》、《十八摸》一類誨淫誨盜。稱其「下流黃色」「晦淫晦盜」全是工作組長說的。我們普通隊員壓根兒都沒看過。這些本子收繳上來，一律嚴密鎖在工作組組長李開鈞的抽屜里。
李組長和老唐同志一樣，也是地方幹部。李在縣上什麼局當科長或者副科長。他個頭兒也和唐一樣牛高馬大。和唐不同的是，李組長氣色很好，精力充沛，聲如宏鍾。相書雲「聲如宏鍾，主貴」。可能他的仕途正開順風船呢，所以在我們面前總是喜歡一本正經。他不讓我們接觸這些筆電，估計是怕我們年幼無知，看了也會變壞。解放以來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對於地方幹部，就相當於戰爭之於軍人，是最容易創造功績、也最容易得到升遷的。記得那天開工作會，一大堆筆電摞在案頭，可誰也不敢動，李組長很有講究地提出其中一本翻開，然後煞有介事地念了幾段便嘎然而止，如《十八摸》：「一把摸到妹的頭，頭上抹了二兩油；二把摸到妹的臉……」下面不念了，只非常不屑地罵一句「什麼玩藝兒！」接著又把本子神秘地鎖進抽屜。眾人猜想無非是情哥哥不安分的手繼續下行，直至敏感部位，最後真槍實彈，如此這般而已——組長偏偏要吊大家胃口。掌握秘密是很愉快的，因為它總是代表著與眾不同，代表著一種眾人不具有的特權。
依我們這幫長期生活在大學校園的年輕娃娃看來，富農分子如此公開腐蝕青少年，真是聞所未聞，可惡得很，滿以為李組長該下令狠狠整治，李平鬥的下場絕不能比劉多才好——結果卻大出我們意料。事實上不過僅僅在第五生產隊開了個大會，例行公事把那廝批一通鬥一通，完事。而團支部書記以降，各自老老實實檢討一番，「對敵鬥爭」也就勝利結束了。總而言之，四清七月，對於「地、富、反、壞」的懲罰，不過就是每次開大會都把他們叫來事前訓一頓話：對於四清，只准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因為不享受公民待遇，每次社員開會，他們不能參加也不能閒著，這就派去出義務工：鏟草皮補路修橋什麼的。出義務工本來就充滿象徵性，不考核指標，四類分子們落得久逢知己，湊在一起聊天說地。
李開鈞組長對我們說，地富反壞，他們根本不掌權嘛！幾個小疙蚤，能頂得起鋪蓋？《二十三條》說過了，搞社會主義革命，主要危險是在黨內，是黨內這些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嘛——很久以後我才體會到，早在「文革」開始之前，遠在大巴山腹地的這個芝麻小官就真正領悟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精髓。對我而言，李組長留給的這個根深蒂固的觀念，作為這個觀念的註腳，還包括劉多才的故事，一起成為了我人生的重要伏筆：正因為這個，半年以後「文革」伊始，我就確信這次政治運動絕不會是「反右」的簡單再版。不管有多少好心人苦口婆心用57年的教訓來規勸和威脅我，我都嗤之以鼻。我確信毛澤東思想真諦在握，誰人其耐我何？我義無反顧地對校黨委、後來乃至於向更高層的黨委開展鬥爭，成了學校里最早的造反派，同樣，我也理所當然在漫長而坎坷的人生道路上，經受了那一代人理該經受的苦難、困惑、思索和抗爭，直到老之將至。
四、四清時期的文化生活
農村「四清」的指導性文件《二十三條》裡專門有一條：各行各業都要支援「四清」。在申家公社的六個月時間，縣裡商業部門送貨下鄉、文化系統派電影隊來放露天電影、派劇團到村里演出的事都時有出現，給冷僻山鄉帶來了許多歡樂：雖然次數非常有限。在十三大隊，我記得就只是縣文工團來演過一次川劇，電影隊是一次也沒來過的。之所以記得這樣清楚，是大學生們呆在那兒很快便有了與世隔絕之感，對人群密集的熱鬧，不管多遠，都要不舍晝夜前去湊。申家鎮離此地十多里山路，演過兩次露天電影，一次是《英雄兒女》，一次是《白毛女》，雖然都老掉牙了，我們還是絕不放棄，連夜跑了個來來回回。看《白毛女》那次，遠在申家峽那一端渡市鎮的同學們甚至劃著小船穿越峽谷，前來湊趣，直到深夜，曲終人散盡，這才駕船歸去。看見一葉扁舟在幽黑激流中悄然遠逝，我曾非常羅曼締克地渴望和他們一道擊水夜河，想像流連於月光之下的深山幽谷，一定有蘇子泛舟赤壁的空靈飄逸之概。
農民當然不會有那些空泛的冥想。推己及人，我只是想到我們在此不過數月，而山民們是整個一生，是世世代代呀！他們對於文化的渴求可想而知。僅僅搞政治運動「支持」一下，根本解決不了問題。與社員們「三同」六月，我已非常清楚這遠山野地沒有電、不通電話、不通公路……與外部世界相去何其遙遠！一旦天色向晚，夜霧整個兒覆蓋了山崗和盆地，他們除了上床，還有什麼好去處？用農民話說，就是只有「做娃娃」。第二天日出而作，來了坡頭地邊，除了談說前一晚的床笫糾纏，還能有什麼更多話題？上一節說到五隊那幾個無辜被收繳了筆電、作了檢討的年輕人，如果他們有書可讀，有電影、有戲劇可看，或者乾脆考去了城裡探尋山外文明，他們還會那麼痴迷迷地跟李平鬥上山唱《十八摸》嗎？
這兒還得說一件可笑的事情。一次幹活歇息，幾個農民就坐在鋤頭把兒上唱起了歌。是一首城裡早流行的老歌：「麥苗兒青青菜花兒黃，毛主席來到咱們農莊」。歌者極其認真，我作為旁聽者卻馬上發覺他們整個兒跑了調，用四川話說就是「左喉嚨」。又有一次，也是田間休息，又聽人唱，照樣「左」得出奇——如是者三，這就讓我納悶了：莫非十三大隊的聲帶全都出了岔子？後來再問，才知道當地村小新來了一位女教師，就是她在教娃娃唱歌，再由娃娃傳給大人的。後來我就見到了那位女教師，姓蒲，非常清純可人的一位女孩。她對農民孩子、對她從事的鄉村教育事業充滿熱愛。有一天小河漲水把橋淹了，我親自看見她把褲腿卷得老高老高，赤著腳把嘰嘰喳喳的孩子一個一個背在背上，像走平衡木一樣搖搖晃晃地背過河，又牽著上山。山頭上有一株孤零零的老榕樹，一座孤零零的舊廟。老榕樹下的舊廟就是本村村小。蒲老師唯一的白璧微瑕，就是唱歌時嗓子老發「左」，讓人感到一種莫名其妙的遺憾。十三大隊唱歌全體走調，其源頭蓋出於此。大巴山這個遙遠窮鄉壓根兒就是一片文化沙漠，只要是一滴水，都會被拼命吸納。
前面多次說了，因為有文化，我們在農民面前總是非常自卑。而從農民的角度看，又以為我們非常值得尊敬：因為我們是文化人。尤其大學生，在他們眼裡簡直就無所不能了。剛到申家公社那天，正遇了五月端陽，公社幹部和當地百姓無論如何要我們為他們表演一台文藝節目。我們班農村子弟最多，最不擅長拋頭露面，更別提文藝演出了。皆因為社員們要求甚切，最終無法推辭，只好硬著頭皮充數。
演出在飛龍寺小學舉行。農民們不知從哪兒弄來幾盞氣燈點燃了，搖搖地懸在台前，亮晃晃的，像是那麼回事了，這就開演。在學校里晚會看過不少。豬肉沒吃過，豬跑總是見過的。加上那些年政治活動頻仍，經常是要演練革命歌曲的，還有憶苦思甜之類的東西，拼湊拼湊，也就夠數了。節目說不上藝術性，比如那首憶苦經典「天上布滿星，月牙亮晶晶」，改編一下，歌詞裡唱什麼，就讓角色在台上比劃什麼，完全就是行動劇或者動態的看圖識字。工作隊裡有位姓鄧的老師，學狗叫特別逼真，扮演窮人的女同學石碧群唱到大年夜討口要飯被地主家放出惡狗狂咬一節，鄧老師便在一旁大叫一聲，因他學得太像了，嚇得捧土碗跪地上的女生真把碗嚇落砸地，摔個粉碎，效果格外地好。
還有一位女同學是學校體操隊隊員，天生麗質，身材姣美，可不會唱歌跳舞，這就給她派了一個節目：表演自由體操《我們走在大路上》。沒有化裝，也沒有舞台服，一副平常打扮，只是為了方便運動，穿得稍微「緊透露」些——其實暴露程度遠不及體操服——如此步架，竟弄得山民們驚心動魄，幾個動作下來，滿堂已是目瞪口呆了。作為此次演出的結果，凡在舞台上亮過相的同學，僅此一回，便都成了方圓數十里山民心目中的大明星。筆者濫竽充數，在晚會上表演湖北曲藝作家夏雨田的相聲《女隊長》。我任逗角，話說得多，給人印象自然多於捧角，以後凡到任何村莊田地，遠遠都會有人對我指指點點，說「乾子」來了「乾子」來了！讓我今生算是過了唯一的一把明星癮。「乾子」是節目中我所充任角色的諢名。
尤其讓我們受寵若驚的是，縣文工團來公社演出後，農民們竟不以為然，固執地認為與我們班相比水平差得多。從劇團演出現場的氣氛看，我以為農民們說的絕非客套話。實事求是地說，專業團體節目的藝術性肯定比我們高出許多，可遠處山鄉的農民以為粗糙原始的「下里巴人」更合自己口味——我們的水準恰恰僅限於此。
運動結束，我們該返校了。行前，公社無論如何要我們再為農民們搞一台晚會。這一次被我們拒絕了。拒絕的原因不為別的，單為舞台的照明問題。「四清」期間我們幫公社安裝了一個10KW的小水電站。夏季雨水豐沛，每天阻斷水溝蓄水，可給鎮上供兩三個小時的電；我們離村時是十一月，冬天水枯，電站基本就停了。農民們為了要看我們演出，一致表示願讓溝渠沿途的生產隊按比例分攤，從各自存蓄冬水的堰塘向溝里放水，以供晚會發電之用。四清六月，我們已經深諳了農民的甘苦，深諳了「有收無收在於水，收多收少在於肥」的道理。水是他們的生命啊！我們怎麼能用自知非常蹩腳的演出給山民們來年的莊稼增添困難？我一直想不起那一次他們為什麼不用氣燈。
我們最終沒拗得過固執而真誠的山民。所有沿河的生產隊一致堅持要放水發電。我們只好就範了。
這是讓我最為感動的一次晚會。在學校，我是班上唯一參加校文工團活動的，大家就讓我擔任舞台調度。會前動員，我一再給演員們表白自己的精神壓力：這是農民用自己的血來支持我們演出啊！大家一定要好好兒賣力啊！飛龍寺距離水電站約摸兩公里，為了準確控制時間，沒有參於節目的李永福同學自告奮勇充當了「偵察員」。整個晚會，他就一直不停地在漆黑山路上來來回回奔跑，給我們報告即時水情。為了回報山民們讓人感動的熱忱，那一晚的節目我們恰恰準備得特別多。可惜演出剛過半，李就氣喘吁吁跑來了水情告急，只好砍去幾個節目；後來又不行了，忍痛又砍。李永福是個農村孩子，平時不苟言笑，做事一板一拍，極認真的。他最後一次跑來後台，臉上的無奈和緊張一看就讓我們明白了事情已無可挽回，下決心把餘下的、我們自以為最精彩的幾個壓軸節目也全部砍掉。正好，最後一個節目剛剛演完，電燈正好熄滅：不是拉閘。兩公里外的溪水終於流盡，水輪機緩緩停下，飛龍寺小學的小廣場，於是沉浸在大巴山區久久難捨的、溫馨的黑暗中。
最後需要補充的是，返校前，我們三個曾在向大娘家搭過伙的同學，專程從公社集訓地回過一次十三大隊，專程去她家告了別。運動開始的第一階段，我們被老太太搞得飢腸漉漉，實在忍受不了，終於在「清政治，開展對敵鬥爭」開始不久，經工作組長首肯，便離開向家去了另一位農民家搭夥。新房東解放前被拉夫當過兵，半途逃跑回來務農當長工，很有些僱傭兵的爽快和懶散。他家的飯菜極其粗放，每做一次總是「連毛帶屎」煮一大缽，一直吃到發臭。筷子伸去缽里一夾便拉出長長的霉絲，大家還吃。總算沒再挨餓了，我們卻常常想念向大娘每天將稀粥顫巍巍端來我們面前的日子。這也許更多因為她的善良和可憐。臨行告別，老太太很傷感，她拉著我們的手，一直送出圍滿竹叢的小院，送上小山頭。走不動了，她就站在坡頭一直喊「周同志，張同志」，一直喊到山風起了，把她蒼老的聲音四下吹散。我們回過頭，遠遠看見她的白髮被吹得很亂，就像羅中立油畫《春蠶》裡那部頭髮一樣，在我的記憶里，永遠定了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