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家林培瑞2012年在China File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將中國使用的語言稱為「毛氏語言」；中國作家慕容雪村2015年為《紐約時報》撰寫的一篇文章中，將這種語言風格定義為「粗鄙和殘忍」。他認為，其「目的就是要降低公共討論的質量，……在這種野蠻的話語空間中，許多詞語都漸漸失去了其真正的意義。然後，黨可以運用這種語言來裝腔作勢、混淆是非。」
「很多海外華人都拒絕閱讀簡體中文，或者不願意讓自己的孩子學中文，都是這種語言污染的心理創傷。」張適之說，「但我們的中文其實是很優美的，很有文化的。我所做的，就是在垃圾場裡做些建設性工作，努力保存一些有價值的文字。」他將這一系列出版命名為「存」，每本書都有一個編號。
傅國涌的《去留之間》便是這種情況。這本講述了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選擇的歷史記錄，2004年就在中國出版了。2017年時，出版社打算再版。傅國涌為此重新做了修訂，重新寫了序言。沒想到，印刷完畢，「上面來了電話，說不能賣」。出版社幾番溝通，回復都是「絕無可能」。所有書籍最終化成了紙漿。
這本書如今就是讀道社的「存001」號。
傅國涌著作《去留之間》封面（amazon.com截圖）
《人文中國》走的則是另一條道路。執行主編羅慰年曾在中國南部媒體重鎮廣州工作多年。疫情中，他被「十幾億中國人綿羊一般被關在家裡」的景象震撼了：中國人究竟怎麼了？
思考的結果，他認為是政府力量過於強大，社會力量過於微弱，「民族被原子化」，社會失去了活力，而「一個社會要有活力，必須要有自由的思想市場」。但中國的思想市場，在他看來已是「孤島」，中國知識分子的寫作與世界已經割裂了。和主編陳漸離討論後，他們決定要創辦一本「回到改開、又超越改開時代」的人文雜誌。
何為「超越改開」？羅慰年解釋說：因為現在有網際網路，有到世界各國留學並成為思想精英的海外華人知識分子，還有接受普世價值、信奉自由主義的國內知識分子。這個時代的《人文中國》，不只面向國內，也立志於成為國內寫作與海外的連接，讓國內知識分子的思想和聲音能夠被海外聽到。
也正出於這個目的，《人文中國》在創辦了中文紙質雜誌和頻道後，又迅速開闢了英文版和英文頻道，並進入美國國會圖書館期刊發行渠道。效率之高，離不開AI在出版業的應用。羅慰年說，「過去，一些很有水準的中文作品，由於翻譯渠道相當曲折，沒有翻譯成英文，不為英文世界所知。現在，靠新技術與出版文化的無縫對接，他們與國際的『時差』基本抹除了。」
人文中國第六期封面（世界華語出版社截圖）
「不是反抗的英雄，只是想過自由生活的普通人」
張適之不願稱自己的出版物為「禁書」，他更願意使用「在中國買不到的書」，表達自己的立場。「我不是什麼反抗的英雄，我也不是流亡，我只是想過自由生活的普通人。」
不過，出於種種考慮，在公開場合，他還是使用「適之」這個筆名：是對自己的保護，是對胡適之先生的致敬，也寄予了「適應新生活」的自勉。他在電話中無奈地說：「從個人興趣上，我也是更喜歡思想和歷史的作品。但如果這樣我還要受到鐵錘的暴擊，那我也只能承受啊。」
除了安全考慮，「無趣」是不想成為「反抗英雄」的另一個原因。在《波士頓書評》上，有人物訪談、新書序言、學者舊作，有深圳日本男童遇害事件的評論，還有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的專題。羅小虎說，「我就是想做個有常識的正常人，讀點兒高質量的書，說點兒有人味兒的話。什麼是正常人的生活？就是既不用因為害怕去逃避什麼，也不用為了迎合誰去拍誰的馬屁。」
相比之下，已頗有聲譽的博登書屋覺得自己是有「使命感」的。榮偉說，「我們博登書屋就是要在國內、香港的出版比較艱難的情況下，慢慢擴大成一個平台，樹立起一面旗幟，倡導華語世界真正的言論自由表達。」這個畢業於北京大學，多年輾轉於北京、深圳、紐約的藝術界與思想界的老人，越說越激動：「難道我們這個民族就這樣毀了嗎？」
羅慰年說，「我們生活在一個政治無所不在的時代，問題是怎麼涉及政治？是以激烈的方式還是以溫和的方式？是以戰術對抗的方式還是以戰略的高度去介入政治？」在他看來，不與當下的中國政治產生直接衝突，用人文主義的立場，各種生動有效的表達，漸進地推進文明的進程，「這就是最大的政治」。
孤島外的「排氣孔」
出人意料的是，當自由亞洲電台提問這些出版物能否反哺中國時，幾乎所有人都給予了樂觀的回答：當然。
《波士頓書評》創辦後，羅小虎收到了超出預期的訂閱，從郵箱判斷，有不少都是中國讀者；還有人免費幫她推廣，甚至幫她約稿。她說沒有稿費，對方答「不必擔心，我來替你付稿費」。深圳男童遇害後，她收到了日本著名漢學家阿古智子主動發來的評論；芝加哥大學教授羅賓森獲得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後，台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林明仁，馬上就將為羅賓森的台版著作《自由的窄廊》導讀免費授權發表。
羅小虎有種突然踩到了「中文領域的空白」的感覺。這使她開始有了「一點點事業心」。她剛剛註冊了非營利公司，想著再註冊一個獨立網站，「要好好做一下」。
《人文中國》的編委會成員幾乎是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大集合。當自由亞洲電台詢問是否經歷了艱難的說服工作時，羅慰年回答「不必說服，都願意支持」。他說，中國的學者把他們當成「孤島文化」的一個「排氣孔」，否則，他們的寫作就可能只是「抽屜寫作」。
這樣的鼓勵，榮偉也收到了很多。許章潤稱博登書屋為「自由之聲的象徵」；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則將博登書屋比做「清末民初著名的文化出版社群」，是作者們的「精神戰友」。在出版了《高耀潔畫傳》後，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教授黎安友對榮偉說，「我相信你們現在正從事的工作是一種對知識和道德資產的投資，從長遠來看，也將使中國受益。」
即便已經完成了最初定的一千冊的目標，偶而，張適之還是會陷入疑惑，「就算影響了一千人，也很微不足道」。是他的作者、中國散文家野夫讓他感到了釋然。「野夫說，因為不能出版，他早就不想寫了。但我這個出版社的出現，讓他又感到寫作是有價值的。我也為他的寫作提供了一點點意義和可能性，他現在又覺得，他還可以再寫一些。」
更讓張適之感動的，是許多在日華人主動幫他賣書，有開飯店的，有開中華特產店的，在網上與他結緣，就在自己的店裡為讀道社辟出一席之地，幫忙向客人推銷。
日本華人在奶茶店幫忙買書（X截圖/讀道社）
一次次送書，成了網友見面，沒有「見光死」，張適之反倒發現大家個個「身懷絕技」。比如在一個奶茶店討論導購海報時，店主說：我就是搞廣告設計的，等我想到合適的靈感和文案，我就給你做一個。
這些都讓張適之受寵若驚。他說，「我還是要堅持，反正我的目標就是百分之一嘛！我可能不知道哪一本書是最後一本，但有一本書，就出一本書。」
他的下一本書已經策劃好了，是中國作家吳思分析「官家主義」的一部分，取名：頂殘——來自頂層權力對中國市場的殘害。「封面設計是把『頂』字砍上幾刀的感覺。」
（羅小虎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