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提到的"藍色封皮線裝書"，這事發生在1962年，曾國藩曾孫、台灣東海大學第一任校長曾約農，在台灣世界書局把《李秀成親供手跡》影印公布於世，每份售價兩百四十元，內容較刻本多九千多字，為三萬三千三百多字，全書沒有結尾。曾約農將原稿捐贈國立故宮博物院，題名為《李秀成親筆供詞》，大陸則稱為《李秀成自述原稿》。這本書居然是上海的張春橋進口來送給毛澤東的，這個細節透露，早在1964年"四人幫"里的張春橋已經很貼近毛了；當然，江青主動找戚本禹，也顯示這個婆娘對文化學術界的咄咄逼人，以及她的盛氣凌人——"背對"著戚本禹傳達毛的旨意。
毛澤東為什麼對"李秀成"忠叛爭辯感興趣？這涉及到一個重大黨內舊案，即所謂"華北六十一人自首叛黨集團"。1936年時任中共華北局書記劉少奇，為了抗日戰爭的需要，指示關押在北平軍人反省院的61名中共幹部履行"自首"手續保釋出獄，此決定由延安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批准，61人包括劉瀾濤、薄一波、安子文等。誰知1966年康生寫信給毛澤東，重提此案，說劉少奇當年的這個決定是"一個反共的決定"，很明顯他是在給毛出主意，如何發動文革打倒劉少奇。毛澤東恰在此時看到戚本禹的文章，樂得"古為今用"一下，借學界"忠王李秀成"的忠叛之爭，明確向天下釋放一個他要"抓叛徒"的信息。後來文革爆起，以及蔓延全國的"抓叛徒"風潮，冤死無數性命，其端倪皆始於此。那批當年"自首"的人，一個也沒逃脫"叛徒"的歸宿，劉少奇則最慘，帶著"叛徒、內奸、工賊"的帽子被活活整死。
不過在六十年代初，戚本禹"一炮當紅"，康生要他去設在釣魚台的"反修九評"寫作班子，但是《紅旗》副總編輯鄧力群也找他談話，他說不想去《紅旗》，鄧一扳面孔："這個事是給主席打的報告，主席批了，沒得商量了。"原來《紅旗》雜誌總編輯陳伯達搶先向毛澤東提出調戚。
沙灘大院一九六四年那時，大家都到機關食堂吃飯，各家湊一桌，我記得常看到有一個瘦高的中年男人，總是誰也不搭理，孤伶伶獨自吃飯，偶爾湊到我家這桌來，也是傲慢地朝我爸點個頭，悶聲吃他的。後來聽爸同媽媽私下說，此人即正當紅的戚本禹。
三、"閻王殿"
共產黨搞革命，一靠槍桿子，二靠筆桿子。陸定一是筆桿子，住在中南海，他的兒子陸德說：
『黨政軍有三個部門在中南海裡面辦公：中央軍委、中央宣傳部、國務院。中央軍委和中宣部在乙區，國務院在丙區。在辦公地點和出入方面，國務院比中央軍委和中宣部低一級。我家前院原來住的是彭德懷，五九年上廬山開會的時候，我爸爸跟彭老總坐一列車，火車上彭老總跟我爸爸談了他對大躍進的想法，我爸爸還給他提供了一些材料。廬山會議上彭老總給毛主席寫了信，當時有人也批評我老爸右傾，是主席說了話："秀才還是我們的秀才嘛。"這才沒整我老爸。彭德懷出問題以後，軍委搬出中南海。中南海裡面就剩下兩個部門，一個是國務院，一個是中宣部。』
1957年初，中宣部機關從中南海的慶雲堂等處搬出，遷進沙灘大院新落成的辦公大樓，就在"五四"紅樓的正北面；接著遷進來的，是《紅旗》雜誌和中央政治研究室。但是陸定一仍然住在中南海的增福堂。
陸定一，江蘇無錫人，在上海南洋大學讀書時加入共產黨，長期在共青團中央擔任宣傳部長，曾赴莫斯科擔任中國青年團駐少共國際代表。後來回國參加長征、抗日戰爭，曾主編《新華日報》、《解放日報》，1945年起擔任中央宣傳部部長，共在此任上二十二年。期間，陸定一在對待知識分子的政策上，前後矛盾，他積極制定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卻又強調"沒有什麼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只有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反駁1962年陳毅在廣州宣布"給知識分子行'脫帽加冕'之禮"，雖然後者可能只是"虛晃一槍"而已，但是這個事件顯示了陸定一的教條和迂腐，接下來他就跌進了文革深淵。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刊登姚文元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向被認為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此文由毛澤東授意，江青私下組織。彭真、陸定一抵制轉載此文，毛在上海還曾下令印刷小冊子，由新華書店系統發行；而《人民日報》遲至11月30日才在《學術研究》版內轉載此文，兩端激烈爭奪，這是文革的第一場較量，即所謂"輿論指揮"權的爭奪，劉少奇一派便以損失"彭羅陸楊"四員大將而敗下陣來。自1962年"七千人大會"後到1965年這段期間，毛有部署地展開對文藝、學術的批判，如對戲劇《李慧良》、《謝瑤環》、電影《北國江南》、《早春二月》以及史學界批李秀成自述、哲學界批楊獻珍、經濟學界批孫冶方等，此乃所謂"文化大革命"叫法的由來，因為毛覺得"大權旁落"，要靠自己的一幫秘書來發動反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