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就中共所聲稱的「蘇聯霸權主義」的典型例子是1958年「蘇聯要求在中國建設聯合艦隊和長波電台」，完全屬於中蘇同盟正常的要求，且蘇方並未強迫中國接受，而只是提出建議性的訴求。在1950年中蘇兩國即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雙方都有通過包括軍事手段在內的方式保護對方安全的義務，而軍事合作是基本要求。
蘇聯希望建設聯合艦隊，當然有擴大蘇聯在亞洲和世界影響力的考慮，但同時也有利於軍事尤其海軍較弱的中共中國得到更多軍事技術支持、武器援助、安全保障。而長波電台作為配套措施，也是必要的。而且中方也可與蘇軍分享蘇聯境內的軍事設施，中國海軍艦船也可停靠蘇聯港口、與蘇軍合作共管。
但毛澤東卻對蘇聯的這項要求大發雷霆，視為蘇聯霸權主義、欺負中國，並向蘇聯駐華大使尤金、蘇聯外長米高揚、蘇共總書記赫魯雪夫本人，都表達了強烈抗議。雖然蘇聯面對中共這種顯然不講道理或起碼過度的反應，仍然保持了克制，但中蘇關係已出現明顯裂痕。而之前在1958年中國在不通知蘇聯情況下逕自炮擊金門，對外誘使國際認為中國受蘇聯支持才進行炮擊，也讓蘇方頗為不滿，但仍然默認中方行為並在公開場合支持中方，但中國的行為更損害了中蘇互信。
其實，讓毛澤東真正怨恨蘇聯、逐漸和蘇聯決裂的真正誘因，是1956年蘇共二十大上，赫魯雪夫批判史達林的個人崇拜和專制行為，明確反對個人崇拜，並鼓勵各共產黨國家改革、實行集體領導等開明措施。因為毛澤東就是中國的史達林，同樣專制殘暴，也對民主開放之類嗤之以鼻。赫魯雪夫批判史達林，與毛澤東將自己打造為中國的史達林的企圖不符。所以毛澤東假借聯合艦隊等其他問題，來發泄不滿和破壞中蘇本來親密友好的關係。
雖然蘇聯扶植中共打敗國民政府，讓中共奪取中國權力荼毒人民，對中國人民有罪。但另一方面，蘇聯在1950年代給予百廢待興的中國不少經濟和軍事援助，如著名的「156項工程」，奠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工業基礎。蘇聯也派遣不少專家支援中國，幫助中國培養技術人才等。這些利於中共統治，也客觀上促進了中國經濟發展和國民生活改善。至於蘇聯藉機控制中國之嫌，其實蘇方還是很尊重中方獨立性的。在中國已與美國及西方斷交情況下，維持中蘇同盟顯然是利遠大於弊的。
但毛澤東從1960年左右開始，就逐漸的主動疏遠蘇聯，並在文革期間上升到「打倒蘇修」，全面與蘇聯對立，並有意加劇中蘇邊境局勢、與蘇方強硬派共同挑起戰火。於是中蘇從親密盟友變成仇敵，並持續20多年，直到80年代後期才有所緩和（且仍未真正恢復友好）。
中共主動斷絕中蘇合作關係後，蘇聯援助停止、蘇聯專家撤走，而同時中國又與美國等西方國家對立，於是中國的經濟、外交、軍事等各方面都陷入困境。當然當時中共各種胡鬧式的內政政策是中國陷入困境的根本性原因，但外交上同樣的「胡鬧」，無疑加劇了中國困境，並讓本就貧窮短缺的中國人民的生活雪上加霜。
中共為凝聚國內人心、宣傳對蘇聯的仇恨，還散播「蘇修逼債」傳說，說1960年代中國的經濟困境、食品短缺，是因為蘇聯要求中國還債，還編造「蘇聯人只要每個豬的舌頭、只要好蘋果，其他都扔掉」等宣傳蘇聯對中國的欺負、霸權主義。但這些都是子虛烏有，相反蘇聯在1960年前後中國困難時期還主動提出可以延期還債。而毛澤東和中共卻要從幹部到老百姓「勒緊褲腰帶還債」，以爭口氣、爭面子。這顯然加劇了1959-1961年的大饑荒及之後十多年的貧困，造成更多中國人營養不良、生活痛苦、死亡。
至於中共所稱蘇聯是「修正主義」，及以「反蘇修」為名的對抗蘇聯的行為，無論是按照馬列理論辯論，還是基於普世價值評判，都是站不住腳的。相對於蘇聯，毛澤東和中共將馬列主義「中國化」，例如「農村包圍城市」、「新民主主義」、「毛澤東思想」、「統一戰線」等，都極大「修正」了馬列主義。中共沒有資格指責蘇聯的「修正」。而且相對於中國「大躍進」、「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等荒唐行為和悲劇，赫魯雪夫等人改革「史達林體制」，發揚黨內民主、言論寬鬆、刺激經濟、改善國民生活，恰恰更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為人民謀取幸福的真諦。
中共在對抗蘇聯時，也不僅打出「反對修正主義」的口號，也正是那時開始構建中共式「中華民族」理論，強調中國主權、反對外來干涉，並認為社會主義國家之間也是國家利益高於階級。這看似有道理，但實際上卻是中共為自身擺脫外來的、對中國利害交雜的干涉，可以在中國大陸內部胡作非為而無外力可干預和制約。相對於中共，蘇聯、東歐、越南等紅色政權都比中國更講人道，如饑荒和貧困程度都低於毛時代的中國，和平時期的清洗和殺戮也較中國為少。中共的「獨立自主」，恰恰讓中國人民更多苦難、更加無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