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我在清華大學畢業，留校作了一年研究生，導師是錢三強先生。1950年7月隨導師離開清華大學研究生院到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所工作。有時星期六回清華，在叔父家住一晚上。
1953年院系調整，清華大學理學院合併入北京大學。叔父離開了北院七號，搬到北京大學鏡春園76號。鏡春園76號是民國以前建造的四合院。朝南的正屋較大，左右分住兩家，各三室一廳，背面各有廚房和工友房。叔父實際上只用了一室一廳，另外兩間堆放書籍。四合院的東西廂房各住一家。院子裡的樹木較高大，房子比較陰暗。各家都有衛生設備，但沒有暖氣，自己生火取暖。1954年近代物理所搬到中關村，我常騎自行車到叔父家。
1956年春，叔父告訴我，他正在治裝，準備跟竺可楨先生一起去義大利佛羅倫斯參加第八屆國際科學史大會。快要走時，忽然上級通知他留下，叔父沒有告訴我上級是怎樣解釋的。竺可楨、劉仙洲、李儼（其他兩人不詳）等五人參加了那次大會。現在我猜想，很可能是叔父的那一段抗日的歷史引起上級的不信任而不讓他出國。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叔父因無官職，沒有受衝擊。1967年初叔父告訴我，幾天前，北京大學「革委會」帶了幾位外調的人到他家詢問一些1937年在天津的事情，並說，他們詢問後就走了。當時北大有兩大互相對立的造反派，當權的聶元梓的「新北大公社」和作為反對派的「井岡山兵團」。「新北大公社」當時並沒有就這件事貼出什麼大字報。過了幾天，「井岡山兵團」得到了消息，忽然發難，貼出「打倒CC大特務葉企孫」的大字報，同時「揭露聶元梓包庇CC大特務葉企孫」。於是，聶元梓一派也貼出了「打倒CC大特務葉企孫」的大字報，隨即兩派對我叔父實施專政，強迫勞動，競相批鬥年屆七十的老人。
1968年6月28日，叔父被以「CC特務」罪名逮捕，關入北京衛戍區監獄，還戴上了手銬。他在獄中的情況迄今是個謎。叔父堅守獄中對人的承諾，顧全大局，至死未吐露一字。當時我只知道叔父忽然被捕，是什麼機關以什麼罪名逮捕，沒有通知家屬，可以說是忽然「失蹤」。我們家屬不敢問，也不知問誰。1969年10月我去二機部湖北幹校勞動，1973年3月回北京。
我回北京後，不知叔父住在北大什麼地方。我向物理系提出要看叔父，過了大約兩個月，通知我可以去看他。他住在家屬公寓的一間房內，有一位老工友給他做飯。叔父兩隻小腿全部腫脹發黑，很可怕，可能是很嚴重的丹毒，是在監牢裡得的，走路極其困難。由於前列腺肥大，小便失禁，他日夜坐在一張破藤椅上。他說，小便失禁，坐在藤椅上好處理一些。我勸他去看醫生，他斷然拒絕。大約1975年中，北大組織一批老先生到北京大學去作體檢，有我叔父、馮友蘭等，通知我陪同。我記得是由一位中年醫生為他檢查。醫生一看，很驚奇地說，你的腿的病情這樣嚴重，我從來沒有見到過，應該趕快治。第一步治前列腺肥大。對老年人像你這樣的病情，最有效的治療方法是割睪丸，手術很簡單，效果很好。醫生還說，不久前，他給一位80歲的老先生做過這樣的手術，效果極好。叔父不加思索地回答說，「不做。」醫生十分發急，大聲講，「不治很危險，有性命危險。」叔父發火了，聲音比醫生的還高，「我就是要死！」醫生只好讓步，說，「那我給你一種藥吧，不過不太有效。」？藥名我忘了，藥內含有雌性激素和安眠藥物。醫生沒有想到，叔父幾十年來幾乎從來不吃藥，這種藥居然有奇效。小便失禁大為減少，可以臥床睡覺了。可是，過了幾天，叔父拒絕繼續吃藥，他說，老是昏昏欲睡。幸好，一點點藥起了大作用，從此小便不失禁了，可以臥床睡覺，叔父的生活才稍微恢復正常一些。兩隻小腿還是全部腫脹發黑，叔父置之不理，拒絕就醫。
1977年1月13日，叔父病逝，物理系黨總支書記跟我談開追悼會的問題，我提出我的叔父還沒有平反，以及悼詞怎樣寫的問題。他說，「葉企孫的問題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開追悼會。」他還答應說，校黨委將開會討論悼詞，悼詞擬好後會徵求家屬的意見的。那時離追悼會還有六天。我就等著，沒想到，每天的回答都是，校黨委還沒有開會。一直到舉行追悼會的前一天，會還沒有開，說是當天晚上開。悼詞一直沒有給家屬看。悼詞的基調仍然是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對我叔父的評價極低，只輕描淡寫地這樣幾句話：「葉企孫先生長期從事物理學教學和科學研究工作，對培養我國物理學工作者和開展物理學事業作出一定成績。葉企孫先生對中國科學史也做過研究工作。」當時參加追悼會的叔父的老同事、老朋友、學生們議論紛紛，大為不平。吳有訓先生悲憤交集，追悼會未終，便拂袖而去，以示抗議。
追悼會後，我就去找某位負責人，我提出：「還沒有平反，請北大向上級報告，從速處理」。他說：「不需要，校黨委的決定就是最後的決定」。我說：「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不是平反」。接著，我提出，「希望北大向新華社提出，叔父去世的消息見報，像不久以前清華大學化學系張子高老先生去世後那樣，報上發布了短短几個字的消息，這樣好讓親友知道，他不是反革命」。他回答，「不必要，不是人人死了都見報」。話說到這裡，我也就不再多說而告辭了。稍後，我去找吳有訓先生，他見了我，憤憤不平地說：「你叔父沒有平反，你一定要上告！」我明白了，我無法通過北大向上反映。我只好上訪、寫信、找關係向上級遞申訴信，到北京市的接待信訪單位去申訴，向中央統戰部、中國科學院方毅同志、姚依林同志等寫信，為我叔父要求平反。同時，很多叔父的同事、朋友、學生和學術界的人士也到處奔走呼籲、寫文章、查歷史材料，要求平反並恢復叔父的名譽。
通過大家的長時期多方面不懈的努力，經過艱難曲折的過程，1984年8月20日中共河北省委做出「關於熊大縝特務問題的平反決定」，指出：「熊大縝同志是1938年4月經我黨之關係人葉企蓀、孫魯同志介紹……對冀中之抗戰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定熊大縝同志為國民黨CC特務而處決，是無證據的，純屬冤案」；並特別指出「葉企蓀系無黨派人士，愛國的進步學者，抗戰期間對冀中抗戰做出過貢獻。……葉企蓀根本不是CC特務。」這個平反熊大縝的決定附帶平反了葉企孫，葉企孫被誤寫為葉企蓀。
在1984年中共河北省委做出決定約兩年後，北大在1986年印發了「［86］224號文件」為葉企孫平反。1987年2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北京大學沈克琦、孫佶和汪永銓三位先生合寫的紀念文章《深切懷念葉企孫教授》，在報紙上公開為叔父平反。此時相距1977年叔父病逝，差不多過了將近十年。雖然平反了，叔父投身救國，卻含冤而死，在家屬的心中，一直十分沉痛，心情很難平息。
原載《中關村回憶》，蔡恆勝、柳懷祖等著，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