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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曉妍|賣掉唯一住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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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房市波動等因素影響,一些人選擇賣掉唯一住房。有人是為了防止財富縮水,套出更多現金在手;有人為籌措醫療、教育等剛性支出而降價變現;也有人主動調整資產結構,轉向流動性更強的資產以尋求安全感。

房產曾是中國家庭最堅不可摧的信仰。如今,這些賣掉唯一住房的人們,正在用腳投票,重塑著社會對於房子和資產的觀念。

傷疤

賣房後的半個月,大福每天都哭。當初精心挑選的家具掛在二手平台,有買家是同小區業主,抱著撿漏心態上門,背著手挑挑揀揀:「是進口的嗎?」「還有什麼好東西?」一把原價5000塊的電子琴,對方只肯出價500。這讓她有種家被侵略的感覺。

沙發、冰箱、電視機,家被買家們一點點搬空,後來床也賣掉了,大福和丈夫打地鋪睡,「好像很失敗,必須要變賣家產才能夠活下去」。

這套位於杭州的房子,是大福的丈夫在2021年,預備作為婚房而買下的,價格360萬,是他名下的唯一住房。當時身邊的人,不是已經買了房,就是正打算買房。在婚姻面前,房子是剛需,杭漂了七八年的大福也曾覺得,如果結婚沒房,「就好像你過的很苦,找的人也不行。」

當時,丈夫是一名大廠程式設計師,大福在一家幾千人的企業里做電商、直播營運,月薪近三萬元,兩人對未來充滿期待。同年,杭州房價整體上漲,部分區域達到了歷史高位,他們的經歷,是很多高位上車的買房人的縮影。

2023年,大福和丈夫搬到新房裡,她將婚紗照掛在新房的客廳的照片牆上。不到一年,房子賣掉,婚紗照被撤下,釘子被拔掉的牆上留下幾個孔洞,像大福心裡的傷疤。

圖|大福花15000買來的冰箱,以7000的價格賣掉

在浙江金華的曹玫,也經歷了類似的賣房陣痛。2023年賣房時,曹玫一家在外地,她和買家在線上溝通,把房子從270多萬降到240萬。這套剛入住半年的新房,她以虧損30多萬的價格賣出。賣房後的五天裡,曹玫瘦了六斤。

短短几年,曹玫親身經歷了樓市的天翻地覆。曹玫家庭中的第一套自住房買於2017年,那是一套68平方的老破小二手房。當時是房東市場,她想簽約時,房東說等一等,第二天就漲了2萬。2020年女兒出生,老房子住著擁擠,她才考慮換房。

曹玫還記得當時,自己一眼相中新房帶橫廳、面積118平的戶型,「這個才是家」。那一年,金華房價月度波動,但全年均價堅挺。她和丈夫置換的這套新房,首付80萬,月供1萬2,選的最貴的次頂層,樓棟也位於小區的中心位置。

但幾年過去,2023年賣房時,市場震盪。曹玫和丈夫簽了獨家委託,打掃衛生,雜物能藏則藏,就為提高房子的賣相。出價自降30萬,買房的人還讓她「再降幾萬」。曹玫開始放平心態,「差額不大的情況下,能成交就成交」。

如果不是及時脫手,死扛到今天,曹玫計算過,她還要再虧60萬左右。就像大福賣房時,仲介跟她說:「現在賣,你應該慶幸,沒什麼好哭的。」

現在回想,曹玫覺得高槓桿買下第二套房時,當時27歲的自己還太年輕。她在結婚、生育的人生新節點,在「該買房了」的婚俗觀念中倉促入市,還沒真正理解,30年房貸意味著跨越4-6個經濟周期。

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和公共政策教授阿蒂夫·邁恩在《房債》一書中指出:「債務是反保險的。債務並沒幫助人們分擔與房屋所有權相關的風險,而是將風險集中到社會上風險承擔能力最低的人群身上……房價一旦縮水,便毀掉了負債購房者的淨值,進而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圖|曹玫的喬遷儀式

止損

疫情之後,曹玫的丈夫所在的銷售行業不景氣。2023年,曹玫患有肺癌的母親病情惡化,要使用昂貴的靶向藥。曹玫是獨生女,母親治病的費用要靠她和丈夫一起承擔,加上一萬二的月供,家庭最基本的月支出也要三萬打底。

連續五六個月,曹玫夫婦一睜眼就要盤算當天的支出,擔心下個月的房貸沒有著落。丈夫的笑容越來越少,每天都皺著眉頭,「這不是我們倆當初換房想要看到的結果。」曹玫也擔心,壓抑的氛圍會影響到孩子的成長。

決定賣房時,親朋好友勸他們,「再守一守,住了半年的房子就賣,又要虧裝修錢,還要虧利息。」但丈夫說服了曹玫:「房子不再像以前一樣保值,它不是必需品,只是作為使用的產品的時候,沒必要長期拿在手裡。何必把自己綁得這麼牢?」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真實故事計劃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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