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費拉為暴政洗地
遊覽烏石山之後，福州連續三日大雨，魯認悶坐無事，便總去謝兆申秀才的房中閒聊，不經意間問起了明朝的稅法。
謝兆申也不拿他當外人，當下提筆答覆：「中國自古稅法多變，至唐代用租、庸、調三法，大抵沿襲至今。所謂租，即是田稅；庸，指百姓代替徭役的身稅；調，指男丁按當地土產所繳雜物。而所謂的稅並非單指田稅，凡市井上魚鹽絲棉宰牲等都要交稅，商賈車船貿易流通也要課稅，可以說隨處隨稅，各有規程。」
魯認問：「官人和秀才也要一體繳納庸、調二稅麼？」謝兆申答：「當朝官員和我們這樣有功名的秀才不需納庸稅，另外軍戶和僧道之流也依例免徵。其餘民戶即便一家有十人，除老弱外每年各收一錢五分銀子。調稅同樣按丁口徵收銀一錢五分，即便無業閒丁也不例外。」
魯認又問：「那麼各府縣的稅金如何管理，又如何使用？」謝兆申答覆：「所有賦稅由各省的布政使司負責收管，收齊之後分為四份。一份輸送兩京（北京與南京）戶部，充作宗廟祭祀費用和朝堂百官俸祿；一份留作各省各營各衛所駐軍的餉銀和食費；一份用作各路驛站里官吏差旅和赴考舉人的開銷；一份留作本省軍門、布政使、按察使、總兵、游擊、巡道、海防等衙門的公費開支、以及州、府、縣大小地方官乃至胥吏、書手、門子、廚役等輩的月俸支出。」
這裡筆者要提一下，這位謝兆申不但是兩賢祠書院的主講之一，而且自幼博覽群書，經史子集乃至典章制度無不涉獵，日後更是成了著名的藏書家，絕非只會空談性理的東烘先生。其人生性豁達灑落，與剛強直爽的魯認頗對脾氣，故此在交流中心無纖芥，甚至列出了自己掌握的一組全國年稅數據：
蓋春秋二稅三千三百八萬五千九百石。內：漕運米四百萬石，絹二十萬五千五百匹，綿花二十四萬六千五百斤，綿布十三萬八百匹，麻布二千七十匹，南蠻席布二千五百十六條，茱六十五斤，針八萬一千縫，馬草一千四百六十九萬五千勾，馬驢騾三十萬九千匹，鹽共四萬六千六百石矣。
蘇州每年稅米二百萬石。成化年間。州減其半。本朝則八十萬石矣。
魯認默默記了這組龐大的數據，第二日早飯後，又跑去謝兆申的房間，直接請教起大明兩京一十三省的駐軍兵力一共有多少。謝兆申表示自己也不知道具體多少萬，只作了如下猜想：
大概兩京軍，則四百衛。而一衛之軍，每五百名，都數二十萬。其餘十三省軍，則無慮五百餘萬眾。
來自貧弱之國的魯認暗自咋舌，心中算了一筆帳：如果這五百二十萬名士兵每個月按餉銀一兩來計算，再加上數以萬計官員的月俸，簡直是個難以想像的天文數字。
他將這組龐大的數據一字不漏地寫進了日記里，打算有朝一日回國呈獻國王案前，好讓朝鮮君臣了解到本國與天朝之間巨大的實力差距——「中國物力殷富，通萬古比來極盛矣！」
筆者按，其實這組數據僅是理論上的稅收，參考意義並不大。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的明朝固然因為張居正改革紅利而國力提升，但此時經過萬曆三大征與萬曆瘋狂的奢侈浪費，已經導致中央財政左支右絀，漸呈崩頹之勢。
從技術方面看，雖經一條鞭法改革，萬曆朝貨幣稅和實物稅依然並存。徵收貨幣稅時，民眾常因銀錢比價波動、吏胥剋扣等原因遭受多重盤剝；徵收實物稅則需通過低效的水陸途徑轉輸各地，其間損耗巨大且成本高昂。從管理層面看，賦役和丁役分離，貪官污吏乘機上下其手，萬民任其魚肉。就這還沒提萬曆一朝臭名昭著的礦稅暴政。
至於開支方面，謝兆申列出的四種途徑更像是理想國中的鏡花水月。除去各級官員胥吏嚴重的浪費、貪腐、吃空餉不談，所列舉的支出中還漏算了有明以來日益龐大的宗室年俸。再加上寧夏、朝鮮和播州三大征的連年用兵，軍費開支激增到承平時節的數倍乃至數十倍。以明朝以田稅為主體的經濟框架而言，財政總崩潰只在下一個瞬間。
或許謝兆申並無心故意誇大國力來向藩邦友人誇耀，但以上種種一切的弊病，都讓他提供的紙面數據有如冬日祭灶的福橘，看起來表皮鮮亮，實則內部早已朽爛成空。
李氏朝鮮的假道學跟中國區別不大
六月十九日，天氣轉晴。魯認一早起來遛彎，發現倪、謝等幾位秀才都在院中各自整理衣冠，口中道：「我們這就去。」於是湊上去問：「各位如此這般，要到哪裡去？」謝兆申答道：「西門外有一個友人，本月初五遭遇親喪。近來我等因為課業所累未曾去慰問，今日晴好，正要上門弔喪。」
魯認一聽弔喪二字，正好撞上自己的舒適區，趕緊請求：「我想觀摩一下天朝的儒家喪禮，能否帶挈我一起去弔喪？」謝兆申道：「跟我們去看看也無妨。」於是一同去。
就這樣，魯認跟著秀才們來到西門外的喪家，只見喪家孝子身穿齊衰、腰系首絰，手持竹杖，腳踏芒鞋，正站在喪柩前痛哭不止，心中便有幾分冷笑。
原來按照儒家經典《儀禮》有關喪禮五服的規定，死者的親兒子理應身穿最高等級的重孝「斬衰」，即衣裳斷處不緝邊的粗麻布喪服。而這位孝子僅服次一等的「齊衰」（上衣下裳均緝邊的麻布喪服），顯然大違喪禮規制。另外《儀禮》還規定，首絰乃是系在額頭的麻布帶，系在腰間的才稱為腰絰。這位孝子卻將首絰系在了腰間，顯然是混淆了兩種喪帶。
諸位秀才來到喪柩前，齊齊列成一排相對而哭，卻不下拜。魯認又瞧在眼中，再看堂中那副喪柩，漆工倒是極為華美，但卻放在北壁之下。死者家屬在喪柩前面懸掛死者的大幅畫像，在西壁設下紅色的銘旌；東壁下鋪設枕席被褥，用白紗帳四面圍起。另有專人朝夕不停地清理喪柩，宛如死者生平在日。
作為喪禮權威，魯認默默點頭，看出這家在靈堂布置上完全按照朱熹《晦庵家禮》的規定。只不過銘旌上的文字寫著「顯考行年七十三歲李公之柩」，卻與家禮大為不同，顯得不倫不類。
不多時，秀才們弔喪結束，向喪家辭歸。喪家孝子連忙挽留，又是端茶又是盛飯，眾人也就坐下來開吃。魯認發現喪者家屬竟然也就著蔬菜一起吃，而沒有表現出哀痛毀傷、不思飲食，這顯然又違反了《晦庵家禮》中「啜粥三年」的規定，心下很不以為然。
弔喪歸來第二日，魯認實在憋不住優越感，又來到倪士和的房中，開始吐槽昨日看到的喪禮。
昨日喪家之禮，與晦庵家禮仿佛而相異。銘旌大不同。初喪與客對飯。又大違禮矣。
倪士和已經習慣了他這種性格，答道：「《晦庵家禮》在長江以南或有完全採用，或有部分採用的。江北地區已經完全不用了，這都是陸象山那幫異端亂了人心，導致世風日下。」
寫到這裡，筆者忍不住要吐槽一下。魯認自從渡海來到明朝，可能是被福建諸城的繁華所震懾，心中不免產生了一種強烈的自卑感。這就導致他在某些交流場合過於敏感，常常誇大朝鮮的「文獻禮制」，用以平衡自己受創的民族自尊心，其中優越感最強的就是對喪禮的遵守。
從《錦溪日記》看，他曾多次強調朝鮮嚴守《晦庵家禮》中的規定。從登陸中國起，他就長期穿著孫把總相贈的喪服，經月不換，又多次在宴席上強調自己嚴守喪禮不聽音樂、不食魚肉，為自己打造出一副喪禮衛道士的人設。上文更是對別人家的喪禮指手畫腳，大秀優越，實在有點不知輕重。
然而從他自己的日記來看，這位喪禮衛道士其實也沒有嚴守《晦庵家禮》。首先，他是死了父母和全家的超級重孝之身，無論按哪個國家的風俗來說都不宜登門弔喪。其次，他雖然在宴席上堅持不用魚肉葷腥，但出席宴會本身就已經嚴重違反喪禮慣例。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的日記中多次提到「沽酒痛飲」、「沽酒自慰」、「共酌大醉」、「大醉忘形」、「醉不能食」，有些地方還欲蓋彌彰地用「秋露一壺」來打啞謎，很顯然只戒魚肉而不忌飲酒，而他所引用的朝鮮喪禮中，卻分明寫著「雖奴賤之人。父母之喪非獨不用酒肉」，白紙黑字，啪啪打臉。就這樣還能覥著臉大秀道德君子的優越感，令人不禁齒冷三日。
亘古以來，自我標榜理學家的群體多出偽君子，尤其以朝鮮李氏王朝為甚，從魯認的這些言行可見一斑。魯先生的氣節與膽勇誠然無可指摘，才氣也頗為可取，筆者無意在此將其全盤否定，只不過想客觀地指出一些他的缺陷，為讀者更完整地呈現出一位有血有肉的歷史人物。
喪禮事件往後的幾日，魯認閒來無事，受邀前往秀才黃慮陽、洪汝訥等人的府邸作客，不免信步閒庭、賞玩書畫、飛觴拈韻，題寫了八首詠景絕句。
翌日，洪汝訥將魯認的新作拿回書院展示，諸位秀才無不讚嘆：「足下如果留在書院和我們一起做科舉事業，就憑足下的才氣，區區文章七篇（八股文）必能出類拔萃，登壇折桂如探囊取物。」魯認笑道：「我乃萬死俘余之人，豈能冒瀆天朝的科舉。」
《錦溪日記》到這裡戛然而止，至今沒有人考證出是魯認後續日記失傳了，還是他因為某種不可抗拒的原因決定擱筆。總之全文停止在萬曆二十七年的六月二十七日。
以上就是他自己所記錄的從被俘日本到被救渡海、再到遊歷福建的全過程，共128天。或許因為其以一介俘虜有幸得渡中華，文中在福建的兩個多月記載巨細無遺，收錄了不少宏大歷史敘事中所不曾見的珍貴歷史細節。
尤其是魯認以一名朝鮮人的視角對晚明福建一省的制度、民俗、學術、風物以及禽獸花果，都進行了一番白描式的記錄。從中國人的角度反向閱讀，實可謂妙趣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