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作者林世鈺曾在中國做過多年記者。她近年來旅居美國，對華人的海外生活經歷有許多記錄。為寫下這本書，林世鈺數十次訪問高耀潔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附近的寓所，對她進行深入訪談。高耀潔曾在媒體採訪中表示，這是"很普通的一本書"。但本書的口述史記錄，對於採訪者和受訪者來說，其實十分不易。高耀潔晚年長期臥床，多次因重病住院，很多時候只能用筆答交談。作者林世鈺也是費盡心血，細緻整理高耀潔的口述和筆錄，將高耀潔的晚年境況和所思所想呈現在讀者面前。
在踏上為愛滋病患者奔走的道路後，高耀潔親眼目睹了愛滋患者的絕望，無數個家庭被病情摧毀，很多孩子因為父母患病雙亡，成為了孤兒。她為此十分痛心，這也促使她要竭力去講出真相。
對於高耀潔為揭開愛滋疫情真相進行的走訪和對愛滋孤兒的照顧，《煙雨任平生》一書中有詳細的回顧。不過在《煙雨任平生》一書發布後，高耀潔一如既往地表示："我也沒有做出啥了不起的事情。我做的事情是每一個人都應該做的。"但事實是，每一個人都應該做的事情，還是只有極少數人做到了。在《煙雨任平生》附錄中，河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劉倩在文章提到，當時當地知道愛滋病疫情的人不在少數，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員，但他們對高耀潔等人揭發疫情卻不以為然。有人甚至漠然地說："（蓋子）其實不揭也是這樣，底下的情況（上頭）早都知道！"
文章中記錄，也有村醫說道："1999年就確定很多人得愛滋病了，但上面不讓說。現在村里是公開了，也瞞不住了，但對外還是不公開。我是村醫，是政府的人，得跟政府保持一致。不然領導知道了會批評，不想干就回家！"
與之相對，在面對大聲說出或者保持沉默之時，高耀潔選擇了從人本身的角度出發。她在採訪中說道："因為你是人嘛，人就應該維護人的利益。"在人性與強權之間，她選擇了人性，也選擇了制度的對立面。也正因為對"人"之存在本身的尊重，她不僅做愛滋疫情的"吹哨人"，也與制度長期對抗；不僅調查疫情的真相，也以個人的力量去救濟許許多多的患者和孤兒。
高耀潔的努力並未能改變制度。中共官方對非典疫情和新冠疫情在爆發初期的隱瞞，與對愛滋疫情的態度幾乎如出一轍，但是高耀潔向我們展現了一個勇敢而真誠的人如何在制度高壓之下，依然選擇人性的力量，並做出正確的事情。這種力量不只屬於高耀潔，也屬於其他默默為愛滋患者和愛滋孤兒奔走的人們。他們的持續努力，為愛滋疫情中的死者保留了一點人之為人的尊嚴——他們不至於在無聲無息中死去，沒有人知道他們承受的苦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