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吳天石夫婦被「鬥」死在南京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情，所以普通人對此也有一些解釋。關於這一點，南京的一般人的解釋比較簡單直接，他們說，相對來說吳天石是共產黨里教育程度和文化修養比較高的人，所以被共產黨里教育程度和文化修養不高的人整。另一種解釋說，反正一定要有人被整，所以每一層幹部都想把禍水引向別人，用以保護自己。
文革一開始，「五界」中的人，首先遭到攻擊，被打，被「鬥爭」，有的被「鬥爭」死去，有的在被殘酷「鬥爭」後自殺，有的被長期囚禁。但是也有極個別的例外。比如，郭沫若。1966年4月14日，郭沫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發言，說：「我是一個文化人，甚至於好些人都說我是一個作家，還是一個詩人，又是一個什麼歷史學家。幾十年來，一直拿著筆桿子在寫東西，也翻譯了一些東西。按字數來講，恐怕有幾百萬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郭沫若後來發表在報紙上。據說是毛澤東安排讓他這樣作的。內部怎麼和郭沫若談的，還沒有人說出。郭沫若作了這篇文章後，好象就「過關」了，在文革中沒有在「鬥爭會」上挨過「鬥爭」。雖然他也遭到大字報的批評，受到壓力，他的上大學的兒子被抓走，死了，被說成是「自殺」的。但是每逢大會他總是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他的名字還在報紙上，他也還住在原來的住宅里。那個在後海附近的有花園和小山的大房子，原來是北京已經有三百年歷史的中藥店「同仁堂」的財產，政府收走後給了郭沫若。
據當時的中共江蘇省委書記處書記陳光在文革後寫的文章「難以忘懷的紀念」（《新華日報》，1986年8月3日）說，當吳天石知道自己成為「點名批判」對象時，曾經去他的家，提出對他的那本小冊子，能否按照郭沫若公開聲明把自己的著作付之一炬的方式來作。但是省委書記的回答是：「你的心情我了解，但你同郭老的身份不同，即使省委同意你的想法，也起不了作用呀﹗」
吳天石想要和郭沫若一樣作，也就是說，他願意認錯，願意悔改，願意否定自己，願意表示對毛澤東的忠誠，願意追隨共產黨中央的指示。他不是對抗的，不是堅持己見的。但是他不被准許這樣作。於是，吳天石被停職，被報紙公開點名批判。當時，《新華日報》點名批判了一百二十人。吳天石是其中之一。
在文革後的對吳天石的悼念文章里，陳光感嘆吳天石「這位飽學之士竟然天真地相信，只要真心誠意地認個『錯』（說實在的，他根本沒有什麼錯啊），把自己的著作付之一炬，就能闖過這個關，逃過這個『劫』。」他的感嘆聽起來是真誠的。但是，怎麼才能不「天真」呢？他沒有告訴讀者一個成熟的人怎麼理解共產黨的制度和方式。
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做法。在戰爭中，只要一方願意投降，戰爭也就結束了。一方計程車兵，可以當俘虜，保全性命。文革卻連投降都不准許。對文革制定的打擊對象，不管怎麼檢討認罪，還是逃不掉被毆打侮辱甚至被打死的下場。文革的規則比戰爭厲害。
事實上，在文革中，每一個階段的打擊對象，都採取了承認「錯誤」，檢討自己的做法。除了及其個別的例子，沒有人公開表示對抗。但是，對文革打擊對象的討伐，卻並不因此停止，反而更加升級。從最開始，「彭陸羅楊」檢討了。後來，劉少奇鄧小平檢討了。但是，和吳天石一樣，他們後來都被拉到「鬥爭會」上受到暴力性的「鬥爭」。不在權力核心中的人，也這樣。作家肖軍寫的「檢查」有二十萬字。北京第八中學物理老師張連元寫的「檢查」，留下的底稿，也有上十萬字。這裡的原因，應當作更細的分析。
1966年7月底，毛澤東在北京指責劉少奇和鄧小平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並且下令撤出當時被派往各學校代替原來的共產黨黨委領導「文革」的「工作組」。
1966年8月3日傍晚，南京師範學院的一些學生衝進李敬儀和吳天石的家，把他們架出門去。這時，他們還穿著拖鞋。他們被拖著走，吳天石的腳被戳破，一路流血。他們被拖到南京師範學院的校園，那裡已經有一個搭好的高台。有人宣布「批鬥黑幫份子大會開始」。有人把裝垃圾的鐵絲簍套在李敬儀的頭上，有人把墨汁澆在他們身上。李敬儀吳天石陷入半昏迷。
接著，又把被鬥的一群「黑幫」拉到大街上，當時叫做「遊街示眾」。開始李敬儀和吳天石還被架著走，他們昏迷過去後，就被在發燙的馬路上拖著走。拖了有一里來路。李敬儀的身上磨得血肉模糊，死在「遊街」過程中。吳天石在「遊街」後又被拉回學校繼續「鬥爭」。有人用麻繩把他綁起來，還要把他綁在梯子上「示眾」。在這一過程中，吳天石雙臂被扭成骨折，雙腿癱瘓，腦水腫，腳上的肉被磨光了。他昏迷兩天後，在8月5日死去。
李敬儀和吳天石已經死去，永遠不再可能說出他們所受到的折磨的細節。李敬儀和吳天石當時的年齡是53歲和56歲，並不很老。他們在這樣的「鬥爭」後死去。我們可以想見他們受到的折磨是多麼殘酷。
在吳天石死去的那一天，在北京，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批鬥黑幫」，打死了副校長卞仲耘，當時50歲。大規模的校園暴力興起了。不但是李敬儀和吳天石夫婦，不但是卞仲耘老師，還有大量的教育工作者。後來，還發展到大量的城市居民也被紅衛兵抄家和毆打致死。
1996年，李敬儀吳天石夫婦死了三十年之後，文革開始時的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出版了他的回憶錄，題為《七十年的征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在書中，江渭清說出了一個和吳天石有關的事情。1966年8月，江渭清到北京參加中共中央委員會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他曾經在電話上和南京談過吳天石之死。接著，在討論修改「十六條」（中共中央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定，1966年8月8日）的過程中，毛澤東和周恩來，曾經找他和譚啟龍（中共山東省委書記）談話。江渭清說他告訴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現在，學生把人戴高帽子，拖上街遊行，打罵侮辱，把人都搞死了。（江渭清回憶錄，528頁）。
實際上，北京的卞仲耘老師被打死後，紅衛兵負責人宋彬彬等也在當天就向中共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吳德作了當面報告。但是吳德至今沒有說出他是如何向更上面報告以及那些人是如何答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