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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講真話的記者現在怎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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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以深度法治報導聞名的褚朝新,則成了賽博空間裡的一位獨行俠。在他的個人公眾號上,繼續對這個時代發出不合時宜的追問,文章時常在發出後不久,就變成一個紅色的感嘆號。 三位曾用筆改寫過無數人命運的記者,在這一年,呈現出三種截然不同的人生切面。 他們的故事,要從那個理想主義尚未完全冷卻的年代講起。那個年代,記者的筆,還被很多人相信,是一把可以解剖社會沉疴的手術刀。

2024年,當揭露三鹿奶粉事件的記者簡光洲,在商海浮沉十餘年後,創立了自己的白酒品牌「簡酒」時,他昔日的同行們也早已散落於江湖。

曾以一篇《山西疫苗亂象調查》震驚全國的王克勤,彼時正全身心投入在中國最偏遠的鄉村,為600萬塵肺病農民的呼吸而奔走。他的微博里,有一張張被粉塵侵蝕的肺部CT片。

當年以深度法治報導聞名的褚朝新,則成了賽博空間裡的一位獨行俠。在他的個人公眾號上,繼續對這個時代發出不合時宜的追問,文章時常在發出後不久,就變成一個紅色的感嘆號。

三位曾用筆改寫過無數人命運的記者,在這一年,呈現出三種截然不同的人生切面。

他們的故事,要從那個理想主義尚未完全冷卻的年代講起。那個年代,記者的筆,還被很多人相信,是一把可以解剖社會沉疴的手術刀。

1

故事要從2008年的夏天講起。那年的中國,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火焰是北京奧運的聖火,點燃了整個民族的激情與夢想;海水,則是在甘肅積蓄的一灘渾水,正悄悄漫溢。

在甘肅的醫院裡,14名嬰兒幾乎在同一時間,被診斷出腎結石。他們的父母抱著孩子,眼神空洞。醫生們圍著CT片子,眉頭擰成了死結。他們都是經驗豐富的老大夫,一輩子見過的腎結石病人,加起來還沒有這一個月見到的嬰兒多。

私下裡,他們竊竊私語,都指向了同一個東西:奶粉。

但那個牌子太大了,大到連續多年全國銷量第一,大到它的廣告每天都在中央電視台黃金時段循環播放,大到它的名字,幾乎就是國產奶粉的代名詞:

這個牌子叫三鹿。

時任上海《東方早報》記者的簡光洲,當時32歲,在報社跑了五年新聞,不算新人,也遠非大佬。

他挨家挨戶地走訪,在醫院的走廊里聽家屬哭訴,看那些嬰兒因為疼痛而扭曲的小臉。他悄悄把幾個家庭沒喝完的奶粉樣品塞進包里,坐上火車,送回上海檢測。

檢測結果出來那天,實驗室的報告單像一張判決書。三聚氰胺,一個對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完全陌生的化學名詞,從此將像一道刺青,深深地刻進一代人的集體記憶里。

2008年9月11日,簡光洲的報導《甘肅14名嬰兒同患腎病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見報。兩千多字的稿件,沒有一個激烈的形容詞,沒有一句憤怒的控訴,只是把事實一塊塊碼好,冷靜得像一份法醫報告。

但這篇報告,引爆了一顆核彈。

三鹿集團,這個銷售額過百億、品牌價值149億的龐然大物,在短短几個月內,從神壇跌落,轟然倒塌。

風暴迅速蔓延,全國22家乳品企業被檢出三聚氰胺,整個行業信用破產。

多米諾骨牌接連倒下:

石家莊市委書記、市長被免職,國家品檢總局局長引咎辭職。

簡光洲一戰封神。他成了英雄,無數人把他和他的報導,視為中國調查新聞的里程碑,一束刺破黑暗的光。

但光照亮世界的同時,也會灼傷自己。

據他後來對母校南昌大學的記者回憶,發稿前夜,他把辦公室的個人物品都打包了:

他做好了第二天被開除、甚至被跨省的準備。

他知道,他捅破的天,太大。

第二天早上,太陽照常升起。他的電話被打爆了。一半是來自全國各地同行的祝賀,另一半是:

操你媽。

騷擾電話、死亡威脅,像潮水一樣湧來。網絡上,鋪天蓋地的謾罵把他打成「民族工業的罪人」、「外資的走狗」。有人甚至放話,要讓他和他的家人「以殺父之仇相報」。

那24小時,是他人生中漫長的一天。

當晚9點多,新華社發布通稿,衛生部專家指出,高度懷疑三鹿牌嬰幼兒配方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

一錘定音。

風向在瞬間逆轉。謾罵變成了讚美,威脅變成了致敬:

那些昨天還罵他漢奸的人,今天開始叫他英雄。

一切都像一場荒誕的夢。

簡光洲說,那篇報導讓他新聞理想一下子崩塌,碎得一乾二淨。他看到了真相的力量,也看到了人性的複雜與現實的殘酷。他曾以為記者是社會的啄木鳥,後來發現,啄木鳥想啄掉一棵朽木,首先要祈禱自己別被樹上的猴子弄死。

他贏得了幾乎所有新聞獎項,但他心裡那點火,滅了。

四年後,當外界給他「中國最有良心的記者」光環時,他悄悄地,離開了。

2

如果說簡光洲是狙擊手,冷靜、精準,一槍致命。那王克勤就是重裝步兵,是推土機,是用胸膛去撞城門的人。

他曾被譽為「中國第一調查記者」,這個名號,是他用一篇篇帶血的報導換來的。北京計程車業黑幕、定州血案、邢台愛滋病真相……每一個標題背後,都是一個或者數個被碾碎的底層家庭。

因為揭露黑幕太狠,江湖上:

有人懸賞500萬,要買他的人頭。

2010年3月17日,他扔出了一顆比三聚氰胺更讓中產階級恐懼的炸彈:《山西疫苗亂象調查》。

這篇文章,一萬三千字,每一個字都像一聲哀嚎。

他和他的團隊,花了整整七個月的時間。線索來自山西省疾控中心的一位內部舉報人,名叫陳濤安。這位體制內的專家,向王克勤提供了一份長長的名單。

王克勤和團隊據此走遍了山西的窮鄉僻壤,像苦行僧一樣,一家一戶地尋訪。他們最終掌握了:

近百個在接種疫苗後或死或殘的兒童案例。

報導揭示,一家名為「華衛」的公司,壟斷了山西的二類疫苗市場。而這家公司的工商註冊信息顯示,它只是一個註冊資本50萬的皮包公司,還是墊資虛假註冊。

就是這樣一家公司,為了趕工,讓工人們在常溫下給需要全程冷藏的疫苗貼標籤。那些救命的疫苗,在高溫中迅速失效。

報導里有一個細節,讓人不寒而慄,運送疫苗的冷鏈車,在夏天就是一個移動的悶罐。

這些失效的高溫疫苗,最終被一支支注射進了無數孩子的身體裡。有的孩子死了,有的孩子癱了,有的孩子成了腦癱。

報導刊發後,山西省衛生廳連夜召開新聞發布會,措辭嚴厲,指責報導:

基本不實。

王克勤所在的《中國經濟時報》,也連夜發表聲明硬剛:

報導涉及事實全部屬實,掌握78戶患兒家庭翔實資料,願承擔一切法律責任。

那是一場載入中國新聞史的媒體與地方政府的公開對峙。

接下來的幾天,牌桌上的玩家越來越多。衛生部表示高度關注,派出了專家組。但隨後,據網絡消息,包括簡光洲在內的多家媒體記者,都接到了從山西撤回的通知。

最終,山西方面經過縝密調查,給出了一個充滿智慧的結論:他們調查了網上提及的15名兒童,只找到了10人,其中僅1人有異常,且均與高溫疫苗無關。

風波的結局,再一次充滿了中國式智慧。疫苗的問題本身不了了之,但提出問題的人,被解決了。

報導刊發後不到兩個月,《中國經濟時報》的總編輯包月陽,這位力挺王克勤的媒體主帥,被突然調離。

一年後,2011年7月18日,報社的深度調查部被正式撤銷。王克勤被解除職務。

他離開報社那天,默默地整理了十年來收到的讀者來信和上訪材料。據他的同事回憶,那些承載著無數底層人希望的紙張,沉甸甸的。

王克勤的命運,完美詮釋了什麼叫後坐力。他開出的那一槍,震倒了山西官場的幾棵小樹,但槍的後坐力,卻直接把他自己從事業的巔峰上震了下來。

後來,他去了《經濟觀察報》,試圖東山再起。但不到兩年,2012年,他主持報導了北京「7·21」特大暴雨的失蹤者名單,再次觸怒了有關部門。

調查新聞部,又一次被解散。

2013年2月,王克勤被約談,徹底離開了媒體行業。

一個曾被譽為「只為蒼生說人話」的記者,最終發現:

蒼生沉默如鐵,而壓在蒼生之上的,卻堅硬如鋼。

3

和簡光洲、王克勤相比,褚朝新的名字,可能對公眾來說稍顯陌生。他不像簡光洲那樣一戰成名,也不像王克勤那樣自帶悲壯的英雄光環。

但在新聞圈和法治界,他是一塊響噹噹的招牌。他曾是《新京報》、《南方周末》的王牌調查記者。他的筆,像一把精準的、冰冷的手術刀,專門解剖中國法治領域的疑難雜症。

他曾報導趙作海案。

這個案子,是一出頂級的黑色幽默。

1999年,河南商丘農民趙作海,被指控殺害了同村的趙振裳。儘管證據鏈條漏洞百出,他還是被判了死緩。

他在監獄裡蹲了11年。

2010年,那個被他殺害的趙振裳,突然活著回來了。

這是一個足以讓所有編劇都自愧不如的劇本。當地司法系統瞬間陷入了巨大的尷尬。褚朝新當時就在現場,他用他一貫冷靜到近乎殘酷的筆觸,還原了這起冤案的始末。

他沒有過多地渲染趙作海的悲情,而是將手術刀對準了案件背後那個看不見的真兇:

命案必破。

在當時的考核體系下,一個地方如果發生了命案而遲遲不破,從警局長到地方主官,都要承擔巨大的政治壓力。為了完成這個KPI,刑訊逼供、製造偽證,就成了某些辦案人員心照不宣的捷徑。

褚朝新的報導《一錯再錯:趙作海錯案始末》,深刻地揭示了這種制度性的荒誕。他指出,趙作海的平反,充滿了偶然性。如果不是那個死人自己回來了,他可能就要在監獄裡把牢底坐穿。

而中國,又有多少個沒有那麼幸運的趙作海?

褚朝新,那時候在《南方周末》這家當時被譽為「中國媒體良心」的報紙,揮灑才華。

(此處不得已刪去一些內容)

4

2012年,是一個充滿隱喻的年份。

那一年,瑪雅人的末日預言沒有應驗,但對中國的調查記者們來說,一個屬於他們的時代,確實走到了盡頭。

風起於青萍之末。最早感受到寒意的,是媒體的廣告部。根據公開數據,全國報刊的總印張數從2011年的2272億張,開始掉頭向下,一路狂瀉。到了2016年,這個數字幾近腰斬。

錢,沒了。

地主家沒了餘糧,首先被砍掉的,就是那些花錢多、掙錢少、還整天惹麻煩的部門。調查報導,這個曾經被視為報社門面和靈魂的部門,一夜之間成了負資產。

簡光洲離開《東方早報》的理由,說得最實在。

他在2003年入職時,月薪大概在五六千塊。到了2012年,他已經是全國聞名的記者,但工資條上的數字,幾乎沒變過。

上海的房價,在這十年裡,翻了不止五倍。

他後來坦誠,女兒一周歲生日那天,他看著嗷嗷待哺的孩子和每月準時發來的房貸帳單,突然覺得,理想這東西,可能真的不能當飯吃:

不是新聞不要我,而是我承擔不起新聞的代價了。

這話聽著心酸,卻是那一代媒體人的集體困境。他們用筆尖托舉著社會的良心,卻發現自己的生活,正在被現實踩進泥里。

如果說錢的問題,是壓在駱駝身上的一捆稻草。那麼,輿論環境的變化,就是壓下來的整座山。

就在王克勤加盟《經濟觀察報》後不久,2012年8月,北京發生「7·21」特大暴雨。官方公布的遇難人數是77人。但在王克勤的主持下,《經濟觀察報》發布了一篇深度報導《北京暴雨失蹤者》,用紮實的調查,暗示真實的數字可能不止於此。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李宇琛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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