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曾長期將美國當作「對手與敵人」來研究，直到1980年代，自由派學者李慎之發起的一場學術運動，才打破了這一狀況。但今天，一切似乎又回到了起點。
1980年的北京，中國改革開放啟動未久，曾任周恩來外交秘書、鄧小平1979年訪美顧問的李慎之，接受了一項特殊使命——籌建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並於次年擔任首任所長。彼時的中國，正處在打開國門、了解世界、走向世界的歷史關口。美國這個1949年後一直被中共標籤以「萬惡的美帝國主義」的國度，如今成為改革開放最重要的參照系。而曾經被毛澤東欽點為「右派」的李慎之，突然接此重任——在當時，這不僅標誌著中國的美國研究這樣一個學科的誕生，也揭示了 中共當局對美國認知的歷史大轉彎。
鄧小平說：「凡是和美國搞好關係的國家，都富起來了」
出生於1923年的李慎之，屬於中共體制內「兩頭真」老幹部的旗幟性人物。所謂「兩頭真」，是指年輕時因追求自由民主，反對國民黨一黨獨裁而參加「革命」，後來卻被時代裹挾不得不隨波逐流，晚年幡然醒悟，重新投入爭取自由民主的大潮。這種「兩頭真」老幹部，大多知識分子出身，不僅學養深厚，而且早即對美國等西方國家及其自由民主體制有相當程度的了解與認同。
李慎之正是如此。他早年就讀的燕京大學，屬於美國人創辦的教會大學。李慎之因此很早就經受歐風美雨，有自由主義傾向，這也註定了他不可能淪為徹頭徹尾的布爾什維克。1949年後，當所謂的人民民主專政體制真正確立，他不能不痛苦地發現：一切與自己的初心背道而馳。生性率直的李慎之不能接受這一殘酷現實，與黨分道揚鑣也就成了最終的結局。事實上，早在1957年「反右」的時候，他就被打為「右派」。
1989年「六四」期間，戒嚴令公布之後，身為中國社科院副院長的李慎之，公開宣稱「絕不在刺刀下做官！」隨即掛冠而去。1999年，他發布檄文《風雨蒼黃五十年》，對1949年後中國的專制主義歷史予以深刻反思，此文被普遍認為是自由主義理念在中國復興的代表作。
如今回望，1978年，當中共啟動改革開放，試圖改變對美國的態度時，黨內高層對李慎之的自由思想底色，不可能不了解。但出於實用主義，依然對李慎之授以創辦美國研究所的重任——共產黨的「靈活性」由此可見一斑。
據李慎之回憶，1979年鄧小平訪美，在飛機上，作為陪同者的他曾問鄧，「為何如此重視和美國的關係」，鄧回答說：「凡是和美國搞好關係的國家，都富起來了。」而另一位陪同者、時任外交部副部長的章文晉也曾轉述鄧的一段講話，「要推行改革開放，首先就要對美國開放；不對美國開放，對任何其他國家開放都沒有用。」 可見，當時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改革派，對美國的態度，都是十分實用主義的。
《美國研究》期刊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共當年啟動的改革開放，首先是對美國的開放，要把美國從頭號敵對國家，轉變為對中國改革開放予以最大幫助的國家，以及最重要的盟國。相應地，長期以來的反美、反西方宣傳必須急剎車，對美國及美國所代表的西方國家，需要全方面的實證研究而且迫在眉睫。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次年，也就是1980年，就授命李慎之創辦了美國研究所。
李慎之也的確不辱使命，作為共產黨內少數的「知美派」，他利用創辦美國所的機會，重新定義了中國1980年代的美國研究，發起了一場富有歷史意義的學術運動，並讓這場運動對中美關係的正面影響延續到了21世紀。
破冰：「把美國作為一個文明總體來研究」
1980年，當李慎之開始建立美國研究所的時候，國內相關研究仍多停留在口號化與「就事論敵」的層面：材料分散、方法失范、議題單一。李慎之的破冰工作，是從認知與機制上同時再造。他提出「把美國作為一個文明總體來研究」，這在當時，是突破性的，改變了意識形態控制之下、把美國當作「對手與敵人」來研究的狀態，開始將美國視為一個「制度、社會、文化的複合體」，相關研究也由此展開。
社科院美國所當時設置了外事、編譯、圖書資料三個組，先以資料與譯介打底；再以跨學科研究室鋪開議題。李慎之曾反覆叮囑，要把美國所的圖書館建設成「全國最有權威實力的有關美國的綜合圖書館」，以材料供給與規範化管理，作為美國研究之根。
1980年代初的中國，曾經在毛時代遭受嚴重迫害的知識分子，還沒有喘過氣來。李慎之在創所之初，就吸納了一批曾經被「打倒」的資深學者。其中董樂山、梅紹武、施咸榮等三位德高望重的學者，學貫中西，精通英文，被喚作「三劍客」。另外政治、經濟、外交、社會文化諸室也都人才濟濟。為了讓研究者們真正了解美國，李慎之還主張「楚材晉培，還歸楚用」，不斷派人赴美訪學、回所工作，形成良性循環。
作為舊體制里走出的外交老手，李慎之深知「門內說理」的重要：1983年他主持了「全國美國研究研討會」，使中斷多年的全國性對美研究重回正軌；又力促與美國國會圖書館達成圖書交流，次年兩萬冊英文書入藏，並引入計算機目錄系統，保證資料供給與可檢索性；他鼓勵青年以翻譯與綜述「先補課」，從《國家間的政治》、《大趨勢》到社會政策與官僚政治的經典，一批批譯本在所內外流轉，成為八十年代中國人認識美國的公共底座。
1987年，李慎之以社科院美國所為基礎，創辦了《美國研究》雜誌；1988年，李慎之與資中筠共同主持創立「中華美國學會」，用「中華」一詞連通海峽兩岸學界，當時還以衛星連線，與美方重量級人士，如伍德科克（中美建交後的首任美國駐中國大使）等人對話，顯露出李慎之把學問做成公共討論平台的「野心」與能力。
1980年代的中國，政治風向反反覆覆，李慎之一方面以一己之力在院內庇護遭遇「清污」風潮的青年研究者，又推動以為凱特林基金會為樞紐的「中美長期對話」，以國民外交補國家敘事之所未及。在反覆波折之中，他奔走學界與政策圈，努力維持了中美之間的學術交流，李慎之對英文文獻十分重視。
據親歷者回憶，李慎之曾反覆強調：寫美國史與當代問題，必須以一手的英文材料為準繩。那些沒有原始出處的觀點，不足為學術意見。他直言「只用中文資料是寫不成的」，逼著年輕研究者到圖書館「對原文下針腳」。這也使得研究者們必須從「立場驅動」轉向「材料驅動」。意識形態對學術的控制就這樣被撕開了一道口子。
今日看來，李慎之的這些舉措疊加起來，使得1980年代美國研究這一學科的氣質整體轉向。在這股新的學術風氣之下，美國不再是被批判的對象，而是被解釋的制度。對美國的研究，從立場之爭退回到了證據與邏輯的競爭。由此視之，李慎之的「破冰」，破的是舊有的意識形態語言，立的則是以材料、方法與制度相銜接的理解框架。
李慎之時期美國研究的具體分工
1985年12月9日，在李慎之統籌下，中國社科院美國所正式設立政治、經濟、外交、社會文化四個研究室，形成分工協同的結構；軍事議題雖未單設研究室，但被納入外交研究的領域推進。
在美國政治制度研究方面，側重於憲政、聯邦、選舉和司法四個層面的系統化。研究者以英文一手文獻與制度演化史為經，以政黨運作與利益集團為緯，避免「事件點評化」，轉向制度邏輯與社會支撐的解釋。李慎之反覆強調，「只用中文資料是寫不成的」，把「重證據、查原文」定為底線，從而將美國政治研究從過去的意識形態本位，拉回到了學術規範的軌道。
在美國的經濟體制研究方面，則圍繞政府、市場和創新的權衡展開。早期美國所的很多論文，從技術革命的社會與經濟條件入手，分析財政金融工具、宏觀調控邊界與競爭政策的配套關係；此類研究，在1980年代的中國，回應了中國改革開放關心的問題，也校準了「國家角色」的定位。這些研究成果，部分進入政府部委的內參與政策研討，為改革開放助力。
在對美國社會與文化的研究方面，研究團隊以貧困、社保、族裔和宗教為抓手，走進美國的城市社區、工會與救助機構，採擷一手材料，追問美國社會「長周期穩定」的制度性支點，進而把社保演進與公民權利意識並置分析。此類田野與比較研究，打破了早年對美國社會研究的單調框架。
在外交與安全政策研究方面，李慎之主張在方法上同樣「去口號化」，通過「長期對話」機制，把在中國可能認為「敏感」的議題也納入學術討論的秩序之中。1989年後形勢陡變，但中國社科院美國所的這些研究始終沒有中斷。
「六四」之後，李慎之公開表達立場，示明了自己學術人格的底線。但他的專業工作並未停止，他曾赴美向國會議員等人解釋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的相互依賴邏輯，在現實層面上，維持了中美經貿結構的連續性，中國此後的經濟發展，與之不無關係
1999年，李慎之發布《風雨蒼黃五十年——國慶夜獨語》一文。這篇長文後來被認為是自由主義在中國浮出水面的代表作，也是李慎之公共論述的典範。在文章中，作為1949年新政權開創者之一的李慎之，在中國「國慶」50年的時刻，沉吟深思，盤點50年以來的政治災難，主張以法治、憲政和人權為重建政權正當性的底線。這篇流傳一時的文章，不是情緒宣洩，而是李慎之多年來研究美國的某種思想回流——經由對美國聯邦體制、司法獨立與公民社會的梳理和比較，提出對中國政治改革的一個參照。
2003年，80歲的李慎之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他去世後，他中國社科院美國所的同事們自發組織撰寫了《李慎之與美國所》這本紀念文集。作者包括美國所第二任所長資中筠、第三任所長王緝思，以及著名學者茅于軾等人。文集從不同側面回顧了1980年代李慎之籌備、創辦美國所，以及創辦《美國研究》雜誌、中華美國學會等機構的經過，呈現了李慎之作為一名公共知識分子的擔當與情懷。也能看到1980年代中國的美國研究，在李慎之帶領下，所呈現出的一份獨特樣貌：那是中美關係的破冰期，也是李慎之率領的一場以學術關照中國命運的破冰之旅。
如今回望，李慎之時代的美國研究，創造了紅色中國研究美國的巔峰記錄。今天，對現實稍有感知的人，都不得不承認，中國改革開放時代的窗口，似乎正在關閉，中國和美國的關係，正處於緊張的狀態。2023年2月，紐約時報曾發表文章——《中國崛起依賴於與世界的聯繫，但中國現在正遠離世界》，文中就提到鄧小平當年對李慎之說的話。時至今日，李慎之那一代的中國知美派，似乎已被執政黨遺忘，李慎之時代的美國研究，已不乏山窮水盡的意味。對美國認知的意識形態化，大有全面回潮的勢頭，這是每個關心中國的人所憂慮的。這也是我們今天重溫李慎之精神遺產的意義。
（作者海星：居住於中國大陸。歷史研究者，新聞從業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