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說知青，都一概而論，其實一樣的身份，有霄壤的差別。有人下去一年甚至數月，走馬觀花般轉上一圈，便又招工回城或參軍去了部隊。有人卻滯留數年乃至十年，年近三十仍不敢談婚論嫁。
我下鄉第一年，即全程參與勞作，包括革命工分，掙了3000多分。我是9分一天，全勞動10分，這1分是體力與技能的差異，表明我不能與全勞動同工同酬。這樣的工分標準，在男知青中算比較高的，一般也就8分7分，女知青則還要低些。如此一算，3000多分已經是我一年能掙工分的極限。
插隊設籍時，我問過一個勞動單價（10分）的工分值，會計說，高的時候有9角，少的時候也有7、8角。按此標準折中一算，扣除口糧款，我少說也能收入170多元。但實際年終決算，勞動單價卻只有4角6分，到手的現金僅僅70多元。這讓我大失所望，也突然明白靠勞動養活自己，難乎其難。至於結婚生子，供家養口，更是想都別想。
當時的農村，像我設籍的生產隊，生活水平還算中等偏上。往下，一個勞動單價僅只3角的，2角的，也有不少。甚至極個別的生產隊，干一天的工分收入，只能買一包售價8分的經濟煙。如果再加上口糧不夠吃，那可真是雪上加霜。生活一旦困窘，人便不顧親情。有對兄弟，同奶吊大，結婚後吵鬧分家。父母一人一個，東西也是一人一份，絕對平均。分到最後，單餘下一口大缸，不能拆分，兩人各不相讓，索性司馬光砸缸，也不便宜對方。
所以一般的知青，你要讓他們和農民一樣掙工分，養活自己，不但不現實，也絕無可能。特別是炎夏季節，酷日當頂，在田裡栽秧打穀，水都是燙的，人如置身蒸籠之中，汗流如注，連褲腰帶都擰得出水來。我幹了一季，回了一趟城，我母親看見我說：「你怎麼變得又黑又瘦，像死人堆里爬出來的。」我怕她難受，沒過夜，又回到鄉下。我之能夠堅持，是因為從小就生活在困窘之中，讀小學時，常常吃不飽飯，甚至一天就吃一頓。12歲即到水泥廠挑黃泥巴掙錢，16歲做臨工修王浩兒碼頭。無此歷練，農民這碗飯決然吃不下的。
當然，農村也有相對輕省的工作，比如有的生產隊，辦有麵坊，蠶房，大隊有小學，醫療站，供銷社，工分天天有掙，還躲了太陽躲了雨。不過這些工種，本地關係都不夠照顧，通常輪不到知青，但偶或也能雨露滋潤。剛下鄉時，公社抽調我寫朗誦詞，歌頌新修建的「通北京橋」。到區里錄音時，需要一男一女組合，我去革命大隊找王功平，她已經分在小學教書。回憶起來，她恐怕是最早擔任教書的知青。老崗垻的何可和吳振威，先是在隊裡幹活，一舉一動林妹妹似的，索性安排到蠶房養蠶。再後來，見何可讀報口齒伶俐，報上的字沒有不認識的，又把她調到學校去當老師。和我下在一個生產隊的楊宗遨和馮玉文，沒有這份優待，年年補錢，拿不出口糧款，生產隊就扣著口糧不稱。兩人要吃飯，只好纏著隊長，隊長走到哪兒，兩人跟到哪兒。隊長沒辦法，找到會計說：「告訴保管員，稱。」
曾經踏水公社，發生一樁口糧血案。有知青找生產隊稱口糧，生產隊要他先補交口糧款。他沒錢補交，生產隊就不給稱糧。他拿了塊石頭去砸倉庫鎖頭，隊長和社員上前阻攔，他就拼命，農民也不相讓。打鬥中農民用鋤頭扁擔搗他，將他打倒在地。後來半天不見動靜，隊長才察覺有些不對，趕忙招呼人用籮筐把他抬到場上醫院。一檢查，早已經沒有了呼吸。這件事鬧大之後，許多知青跑到縣政府靜坐請願。最終追究刑責，隊長被抓捕判刑。
得此教訓，生產隊也不敢對知青太過分。相反倒是有些知青，一段時間裡時興相互串門，在來去的路上，隨身挎個書包，見田埂上有雞尋食，便將預先準備的米粒撒在路上，誘使那雞走近前來，乘其不備，一把抓住脖子，迅疾一扭。有知青描述到這兒時，會很得意的說：「那雞哼都來不及哼一聲，就已經放進書包里了。」再順手於農民的菜地里摘點蔬菜，一頓豐盛的晚餐就什麼都不缺了。當時有個特定術語，形容這樣的聚餐叫「跳豐收舞」。最瘋狂時，有揚言學威虎山舉辦「百雞宴」的，幸而後來跳豐收舞沒有進一步擴散，並漸漸收斂而至消失。
知青與農民的矛盾，說到底，是分口糧差錢又不補款。上面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插隊設籍，公糧統購卻一斤也不減少，等於直接將城市負擔轉移給了農村，這都罷了。知青幹活三天打魚兩天曬網，農忙就躲，農閒才回，生產隊也罷了。但口糧款即便農民也人人得交，沒掙夠口糧款的倒差戶，也要暫扣口糧，等補交了欠款才稱給糧食。如果知青欠款可以不交，照樣分糧，生產隊何以服眾？何以向社員交代？
處在知青一面，早該自食其力的年紀，吃飯穿衣還在依賴父母，情何以堪。典型如福建莆田的教師李慶霖，痛感於知青兒子狀況之慘，冒險上書最高當局，坦陳其子處境艱難：「在山區，孩子終年參加農業勞動，不但口糧不夠吃，而且從來不見分紅，沒有一分錢的勞動收入。下飯的菜吃光了，沒有錢再去買；衣褲在勞動中磨破了，也沒有錢去添制新的；病倒了，連個錢請醫生看病都沒有。日常生活需用的開銷，更是沒錢支付。」
這封信寫於1972年12月20日，直到1973年4月25日才轉到毛澤東手中，毛澤東26日即覆信李慶霖說：「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這封信後來在知青中廣泛傳說，最直接的變化，是上面要求各生產隊上報知青欠款情況，由財政買單，一律免除。楊宗遨和馮玉文的欠款，從此一筆勾銷，生產隊也鬆了口氣。甚至有知青欠款已經補交的，生產隊也替他申領了一份，讓他喜出望外。我因為年年進錢，自然不在補貼之列。
這項知青政策普惠的同時，卻沒有人問過，李慶霖的兒子終年勞動，都口糧不夠吃，年終無分紅，一年中有半年時間要跑回家吃黑市糧過日子，穿衣零用全靠家庭救濟；請問當地農民何以度日？其境況之慘可想而知，又該如何救濟？
我插隊設籍的公社，屬魚米之鄉。知青處境因李慶霖上書最高領導後，引起重視，逐步有所改善。考慮到知青在生產隊掙工分確實艱難，適逢區里規劃修建沫江堰，在各公社抽調人力，各公社再攤派到大隊，大隊再落實到小隊，生產隊就安排知青參加。這樣一來，天天都有活干，工分自然不成問題，還多多少少有點收入。又考慮沫江堰遠在幾十里外，幾百人的施工隊伍需要文藝生活，於是成立宣傳隊，將能歌善舞通曉樂器的知青納入其中。這樣的革命工分，比起在生產隊掙工分要輕鬆許多。這些知青每天聚在一起排練節目，到工地演出，間或也回區所在地安穀場匯報表演。過去三天打魚兩天曬網，甚至跳豐收舞的現象，也就自然消失。
我雖然沒能被第一批招工，但大隊發生的一場糾紛，卻意外地把我送進了醫療站。當時大隊醫療站剛辦一年，有一男一女兩個醫生，年終決算，大隊給男醫生評了3600分，女醫生2900分。依據是男勞力每天的工值是10分的標準，女勞力是8分，全年按360天計算。女醫生沒有意見，男醫生卻不認同，認為應該評4000分才合理。大隊書記說：「一年就365天，怎麼可能算成400天。再說大隊的公益事業還有學校、供銷社、打米廠，如果醫療站評了4000分，左鄰右舍如何兼顧？」男醫生威脅說：「那我不管。反正評不了4000分，我就不幹了。」雙方各執一詞，互不相讓，遂成劍拔弩張之勢。朱書記問：「你想好了？」男醫生答：「是的。」大隊書記點點頭說：「好！一個月後我找人來替你。」
這是我後來才聽說的。當天我在田裡插秧，早晨收工回來，正吃早飯，大隊書記突然親自來通知我：「吃完飯去公社醫院，找王院長，一個月後回來，到醫療站上班。」說完不做任何解釋，掉頭就走。
應該說，這是一個非常偶然的事件，全區乃至全縣，醫療站的標配就是兩個人，一男一女。如果不是因為談判破裂，我進不了醫療站。我的知青生涯，將艱苦得多。大隊書記當時也是逼上梁山，必須在一個月內找到頂替者，他環視周圍，相信我能勝任，就如同數年後恢復高考，大隊很多人參加高考，他斷定只有三個人能考上，果然一個不差，我即其中之一。在當時，我是一個特例，全區一百多個赤腳醫生，就我一個知青。我在公社醫院學習了一個月，回大隊上班，才知道男醫生已經妥協。這樣一來，醫療站便由兩個人變成了三個人，這在全區乃至全縣，又是一個特例。也是從此開始，不再有人爭議工分，我的標準是3300分，因為我從生產隊帶過去的標準是每天9分。
我吃過飯上午就去了公社醫院，找到王院長。一說明身份，王院長即說：「你們書記來打過招呼了。你要努力噢，快點學！」他拿出一本900多頁的《農村醫生手冊》，說：「你先看，我上午下醫療站巡視，下午回來給你講課。不懂你就問，這醫院裡都是老師。」有了他這句話，王院長不在的時候，醫院裡所有的醫生我都可以請教，中西藥房我都可以進去實習。當時有種急迫感，恨不得什麼都學，什麼都會。有病人來，我就去醫生旁邊站著，聽病人敘述病情，看醫生如何處方，不明白的地方就請醫生賜教。沒病人時，我就去中藥房辨認中藥，學習包紮，或去西藥房看仿單（介紹藥品性質、用途、使用方法的說明書）。後來，我買了一本陳新謙主編的《新編藥物學》，查閱起來就更方便更全面了。
公社醫院規模不大，九個人的編制。院址在公社機關旁邊，毗鄰殺豬房。從外觀和內部布局看，應該是過去某個大戶人家的四合院改造的。醫生大多是本地人，有不少是全掛子醫生，中西醫內外科兒科婦產科都來。有的醫術相當不錯。因為出身不同，行醫方向各有側重。鄉下人看病，對本地本方的醫生都很了解，譬如兒科找誰，婦產科找誰，都心中有數。他們稱呼醫生有細微區別，西醫出身的稱醫生，中醫出身的叫老師，當然也可以不加區別的混稱。九個人中，唯獨有一個人，既不叫老師，也不稱醫生，全公社上上下下都稱她「伍嬢」。她的職務是接生員，在醫院從不坐班，也不參加政治學習，但誰家的女人什麼時候生產，她一清二楚。整個公社一萬多人，幾乎家家戶戶的小孩，都是她給抱出來的。
就是這樣的公社醫院，當時稱衛生院，和大隊醫療站組成了一個網狀醫療系統，負責全公社的防病治病，衛生院更承擔有對醫療站的培訓指導任務。像栽秧打穀季節鉤端螺旋體病的防治，夏秋季節根治瘧疾的三日療法，消滅血吸蟲病中間宿主釘螺的噴灑藥物，都是公社醫院布置安排，由醫療站具體實施完成的。
王院長開始還每天下午給我講一小時的課程，後來事情一忙，他就叫我自己看書。這時候我已經和醫生們比較熟悉了，遇到提問，他們都有問必答。西藥房的鄧老師，遇到打點滴或注射針劑的患者，會叫我過去實習，告訴你操作規程。劉醫生是志願軍下來的老醫生，看兒科很有一套，內科婦科也來。他性格風趣，態度隨和，和病家交流，相處融洽，詢問病情，也聊家常。我看他治病，收穫不少。他對我特別關心，有比較典型的病例，見我不在旁邊，會特別招呼我過去講解。
王老師出身外科，能煉製丹藥和自製膏藥，與王院長是同門師兄弟。治療瘡癤腫痛是他專長，病家有言：「要得松，找王本東。」有天我向他請教如何中藥處方，他遞給我兩本書，一本《湯頭歌訣》，一本《藥性歌括四百味》。他說：「中醫治病，先要懂藥性，處方時，要依據湯頭，隨症加減。」要我先去背誦藥性和湯頭。我後來買了一本《新編中醫學概要》，才發現中西醫各有特長，兼收並蓄，中西醫結合，對基層醫院處理門診大有益處。醫療站是最基層的防病治病機構，面對的是常見病多發病，早發現早治療尤其具有臨床意義。
如果說文革中有諸多惡政，那醫療站卻是它唯一的善政。它的運作方式是合作醫療，以大隊為單位，從生產隊的公益金中每人提取1元，再自費繳納1元，作為每個人全年的醫療費用。譬如1000人的大隊，每年能收取上來2000元的醫療資金，醫療站拿到這筆款項之後，必須保證每個參保人全年的免費醫療。每次治療只收取掛號費5分，出診則無論白天還是晚上，距離遠近，都只收1角。
醫療站也對外開展診療。外大隊或外公社來看病的，掛號也是5分，但拿藥則要付費，藥品按進價再加價15%計算。這就是說，看一個外來病人，如果他（她）的藥費是1元，那麼加上掛號費，醫療站可以有0.2元的利潤。對醫療站來說，能夠有這筆收入，一則表明醫療技術高人一等，二則醫療資金也會更加充裕。當時的藥品價格都是公開的，同一規格別無二價。譬如中藥材，專門印有一本《中藥材價格表》，明碼標價，我在醫療站將近九年，從未見它漲價。醫療站包括醫院，計算藥費，也是嚴格按15%的利潤加價，不可能隨意多收。過去有專門的機構核收你的價差。別問我從前的人為什麼這麼誠實，要問的是今天的人為什麼變得如此沒有底線。
我自小受父親影響，很喜歡醫生這個職業。我父親12歲便在亞歐藥房學徒，1939年日機轟炸樂山，藥房被毀，老闆胡干書回蘇稽避難，父親失業。後來在一位涂姓姻親的資助下，自己開了一家藥房，又在成都春熙路、五通橋分別開設分店。1950年代公私合營，父親去了成都，進入醫院工作。我曾問過他學醫好還是教書好，他答覆說：「教書是冬瓜運，越老越起冬瓜灰；行醫是海椒運，越老越紅。」這話對我影響至深，終生不忘。
我一生中，最夢想的就是能讀醫科大學，能進一流的醫院進修實習。再不濟，能到縣級醫院接受培訓也好啊！但這一切最終都成了奢望，十年中，僅有過一次，對全區赤腳醫生分兩期進行輪訓，為期一月。我安排在第二期。給我們上課的，有區醫院的王開發老師，上海醫大畢業，也有從安谷醫院、太平醫院抽調來的中醫老師。培訓結束時舉行結業考試，有老師說：「我這科你免考。」
幾年後，恢復高考，我進了大學。回頭一看，我在農村十年，許多人都不同程度給過我幫助，讓我心懷感激。擴大而言，我也感謝大隊書記，是他選擇我當了赤腳醫生，讓我在經歷了一年艱苦卓絕的田間勞動之後，擔任了眾人羨慕的醫務工作。否則，十年的知青生活將形同深淵。十年後我考上大學離開了農村，當時曾以為，我是同批下鄉知青中最後一個返城的。直到前些年退休參加同學會，才知道1969年和我同一批下鄉的知青，居然有比我在鄉下呆得更久的，而且還是女知青！返城時年紀已經接近30或30出頭，一直未婚。中國知青對國家的貢獻，其實不在戰天鬥地改造山河，而是計劃生育，他們因為遲遲不敢結婚，有效延緩了人口增長的速度。
2021-09-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