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中學同窗們的回憶，在「文革」中劃上了血腥的句號。
故事發生在1966年夏天，我所就讀的昆明第二十四中學。
雖然「文革」已經開始，工作組進駐了學校，大字報糊滿在教室走廊。但學校里仍是和氣未失。
第一批大字報是批鬥「封資修」教育路線的，大字報上許多認真教學的老師都被點了名，他們培養的「修正主義苗子」也被點名。工作組授意把學生的名字都塗掉。在那些墨跡下面，我依稀還辨認得出自己的姓名。
「運動」是衝著老師來的，我們這些學生還是「革命接班人」，還在「被教育」的範圍。工作組只是讓我交出了那本「三家村」的剪報本。當年父親在異地，每次看見報載文章，都會挑選剪出，寄給我，並叮囑我貼在一本廢書上面。
班裡同學之間的「面子」還沒有撕破。雖然也有人揭發，我晚上在宿舍講《紅樓夢》《聊齋志異》。但基調還是那樣，改選思想。我這樣的出身與性格，一直都是在灰色地帶。
6月29日，清晨，陽光明朗。
早晨，同學們走進自己的教室。我還沒有坐定，一抬頭，忽然看見兩名同學和兩名警察走進來，在他們中間，扭動著一個身軀，試圖要掙脫。然而他不僅被控制，並且戴上了手銬。
「楊德立！」一聲同學的驚叫。
工作組長出現了，一位姓吳的中年婦女。她作了鄭重宣布。同學們只是害怕，什麼也沒聽清楚，大約是講楊德立「反社會主義，書寫反動標語」等等，案件已被破獲。
教室里的朝氣活潑景象不復存在，驚悚、血腥和恐怖的一幕從此拉開。
在全班人的目睹下，同窗共讀的同學剎那間變成了「反革命分子」。
楊德立是班上的體育委員，多年後他對我說，那天早上他已經感到自己被某種目光所監視。早上，他被人留住，說「有事」，被帶到學校辦公室，裡面已經有兩個警察，拿出了那塊致命的木板，只看見遠遠的，上面有粉筆字「反社會主義」。楊德立否認是他寫的。但是他們不聽，立刻就把他銬起來了。楊德立回憶說，後來，在監獄審訊與宣判時都再也沒有出示過那塊木板。
然而警察當時又不把他帶走，而是在同學們回到教室時，突然地把他推了進來。接下來，在莫名的憤怒和恐怖中，有同學向自己的同窗投擲石塊和墨水瓶。楊德立力圖反抗和反駁，他的頭上，臉上已經血跡斑斑，墨水和鮮血一直流到他的白襯衫上。後來，他回憶起，那天他剛換了一件新的白襯衫。
楊是一個英挺少年，班上的體育委員，校園籃球高手，舞台明星，平時風頭倍出。瞬間他就變成了污濁中的怪物。在兩個警察的挾持下，他的面孔和身體都在拼命地進行著「不認可」的反抗。這使得他更加狼狽。但對我卻留下了深刻印象。
楊被警察帶走，下面的立即召開了揭發會。我被指定做記錄。因為我寫字快，歷來班會都是我作的記錄。飛快地劃了兩個筆電。
以後的日子裡，在工作組和班上「文革」小組的啟發下，嚴重的事實被指出來：「我班的領導權已經被階級敵人篡奪」，原來幾乎所有的班幹部都是出身「反動軍官」，一個個觸目驚心地被揭發出來。
除了已經逮捕的楊德立是體育委員，那個笑眯眯的，成天樂於為同學買飯票的生活委員邢同學，那個勞動時一個人扛幾把鋤頭在肩上的勞動委員段同學，頓時都成了「野心家」。一個喜愛說評書，時常逗大家開心的羅同學，被指為「居心不良」。講過的那些歷史段子肯定是宣傳封建主義的，記得他講得最多，表演最精彩的是《甲午風雲》。每個開過的玩笑都被重新揭發出來，和他自己檢討出來。
一個留著長發，頗有藝術氣質的馬同學，喜歡唱抒情歌曲。他因病休學，年紀稍長。每天晚自習的休息時間，他都教全班唱歌，並且事先把歌譜歌詞抄寫好，懸掛於黑板上。這也是我們班的一個特色，引得其他班同學前來觀望，紛紛羨慕。那些歌曲多是電影插曲，例如：「在我們生活的道路上，友誼的花朵到處開放。它把濃郁的芳香，撒進了我們的胸懷。」而電影在這場「文革」中已經全部被抹黑。於是「散播毒素」這樣的罪名就加在這位辛苦教歌的同學頭上。
我們這個班集體由於大家的努力，一直過得很開心很出色很活躍。班上同學的感情一直很濃，有時星期天都不歸家，相聚打桌球。看完電影夜深了，男生就會送女生回家。學校開運動會時，不參加比賽的同學就把飯票省下來，送給參加比賽的同學。在那個物資短缺，糧油肉和糕點都定量供應的年代，我們正在長身體的飢餓之中，每天上午才第三節課就飢腸轆轆。而能夠把飯票節省下來，這需要多大的克制啊。這種事情完全就是自發的，出自自願。而在運動會之後，運動員們又會把飯票退回去，說「比賽完了，我還沒有吃完，這些剩下的飯票，還給你吧。」回答則是：「我夠了，你身體壯，能吃，就吃吧。」直到今日，想到這些事情，我還會眼眶發熱。我也參加「中長跑」比賽，是學校800米冠軍。我也吃過同學的飯票。
這種感情，在朝夕相處之間，應該是人一生的珍貴收穫。然而，就像房屋抵擋不住颱風，一切都摧毀了。當時我聽著這些揭發，還要記錄著這些揭發，真有種排山倒海的感覺。同學們真誠地感到自己的「覺悟太低」，這麼多「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雪夫」，原來這就是「復辟」。
楊德立消失了。但抓「敵人」的聲浪並沒有結束。課間操抓捕，擬定這個方案的人，就是為了製造一個大恐怖，大鎮壓的開端。全班人，全校人，每天都在發抖中過日子。
昆二十四中的「紅色恐怖」是空前的。在黑夜裡，我們被命令站立，聽那些曾經一起打球，一起做作業，一起郊遊的「紅五類」同學揮舞皮帶叫罵：「老子反動兒混蛋！」當場就有同學暈倒。
比打成「反革命」還可怕的是「挖黑烙印」。楊德立被抓捕時，他還在掙扎，否認自己的罪名。而在下面的日子裡，班上那些出身「黑五類」的同學，被迫爭先恐後地坦白自己的「罪惡」，那都是一些莫須有的自我誣陷。
班上一個平時就很怯懦，身體瘦弱的男生，居然坦白，他「夢見自己想殺毛主席」。這個成果被報上去後，大家又是一陣恐懼。後來可能是上面也認為太誇張了，沒有理會。這個同學平時就沒什麼讓人羨慕的地方，所以也沒有人有什麼興趣再去整他。平時的妒忌，也是學生中「整人」報復的一個因素。這是一次未成年人脆弱時分的人格塌陷。
我認為，從那個時候起，我們這個班集體的情誼與人性也塌陷了。同學之間信任與關愛的基礎已經被摧毀，很難恢復。
在校園裡，一位老年女教師被拋入了學校水池中。她奮力掙扎，還引來譏笑。爬起來之後，她被剃成了「陰陽頭」。
「天陰鬼濕聲啾啾」，我時常想到這句古詩，來形容當年的校園。那些花香鳥語的日子一去不返，並被抹黑栽贓。我曾經邀請一位專縣上的女生到家中過周日，母親特意用「定量肉」招待她。可是在「文革」中，她居然說，我母親要拉攏她。也許她忘記了這件事，但我至今不理她。得罪我的人，認錯就過去了。可是加害於我善良的母親，我永不原諒。
當「大串聯」開始，學校和班級很快就散了攤。從此，人們有意地避開這往日熟悉的集體。
疲勞的串聯歸來，我在家中歇息。從外面帶回許多雜亂無章的印象，自己也難以理清。忽然，在一個晚上，有人敲我家的門。母親開門，她沒有想到，進來的也是一位母親。
楊德立的母親來找我了。我站了起來，說：「你找我幹什麼？你去找那些文革小組的就是了。他們辦的案子。」
我母親給客人倒水，讓座，一個勁地朝我使眼色，嫌我太粗魯。她是一位臉色黝黑，面目端莊的婦人。她先是說好話：「你是你們班最有頭腦，最聰明的，所以我來找你。」我一點不留情面地說：「你別痴心妄想了。現在人家平反的都是反工作組的，他那個是寫反動標語，反革命事件，任何時候，不搞運動也是犯法的。平反不了。」
我一直站著，作出一副趕她走的架勢。我已經聽說，楊的母親幾乎把我們班的人都找遍了，沒有人搭理她。有一個男生還用一盆水把她潑了出去。因為「串聯」在外，所以，可能我是她最後來找的人。看她的樣子很急切，是抱著希望的。聽我這樣斷然的說話，她的眼神里露出了絕望與憤怒，她轉身走了。走出門的她，忽然回過頭來，對著我大聲疾呼似地喊道：「你自己想想吧，你真的以為楊德立是反革命嗎？」說完，她蹬著氣昂昂的腳步走了。
母親追了出去，向她道歉，請她「慢走」。回來又責備我粗暴。母親對倒霉的人心軟。我卻有一陣震呆了的感覺。他母親的呼喊有一種穿破夜空的力量。我一直站在那兒，也不去準備睡覺。母親看見了我的變化。我徹夜未眠，腦海里出現很多現成的畫面，那是被我壓抑住的畫面。楊的母親喚醒了它們，她最後的話像閃電掀開了帷幕：「你自己想想，你真的以為楊德立是反革命嗎？」
我和他都是熱情的班幹部，在以他為主力的爭奪下，我班獲得全校男籃冠軍。我是文娛委員，在我的努力下，我班無論歌詠比賽還是文娛節目，名列全校第一。當時盛行演朗誦劇。我撰寫了劇本《革命接班人》，再現《紅岩》裡的一幕。楊德立扮演那個威武不屈的革命者，他拖著鐐銬出場，一面朗誦：「任腳下響著沉重的鐵鐐，任你把皮鞭舉得高高」。他的形象、聲音都很入戲，一時成為校園的偶像。
我們都認真地度著自己的學習生活，敬仰著先烈，熱愛著集體，追求著進步。楊德立在最後時刻那張極度恐懼和憤怒的臉，他嘴裡在喊著：「我不是」，或者是「我沒寫」，這個疑問一直在我腦海里。我回憶當時做過的會議記錄，同學的吃驚、悔恨、表態，要跟他劃清界限。那裡面的話，都是一些情緒話，揭發楊平時的不滿意、不服氣等等，大不了就是為什麼他樣樣出色，卻總是得不到承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