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最說不過去的是那塊木板上的「反標」。其實當時我看到，就認為它不完整，那都不是一句話，只有一個「反社會主義」，可以是定語，也可以是謂語。可以組成不同意思的詞組。也就是說它沒有獨立的意義。這塊木板很短，有一種被截斷的感覺。我甚至想過，是否是原來完整的標語，被鋸斷，只取了這麼一串字。比如「打倒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某某」之類。「反社會主義」，這個詞組當時到處使用，一個詞組，如果說算是反標，那麼每天報紙上豈不是都在登載「反標」？憑著堅實的語文知識，我認為我完全可以否定那個「反標」的結論。而出外「串聯」，看到外面很多大反覆的大事情，也長了我的膽識。
楊的母親說，關了一年，也沒有查出其他反革命證據，還是當時教室里的那塊木板，那條「反標」。所以，她要來找我們班的人。根子在這個班。我迫不及待地等到天亮，一起床，就出門，去楊德立家。我的母親擔心地看著我，她不來阻止我的衝動，因為她知道阻止不了。他家在昆一中校園的一幢教師宿舍里，很黑的走廊上，我敲門，等了半天，楊的母親才開了門，一副懷疑冷淡的面孔。我急切地說，我要和她談話。她沒有讓我進屋，而是叫我到校園裡等她。
一中原來是我讀過的學校，楊德立的父親就在這裡當體育老師。一中也是我父親的母校，楊的父親與我父親曾經是同班。可以想見他為什麼不出面，因為他這個「反動軍官」已經害苦了兒子。
我坐在一進校門的紫藤花架下，那裡可以看得見從宿舍樓走過來的人。楊的母親走來，和我一同坐在花架下面。她還帶著昨夜未消的怒氣，我則熱情地向她訴說。她的態度奇怪地變得冷淡，她說，要做這個事，只有找學校出面。我不管她的情緒如何變化，她受的打擊夠多的。我告訴她，我願意出面去審查楊德立的案子。
昆二十四中當時的當權機構叫「打倒劉鄧陶聯絡站」，同學簡稱「劉鄧陶聯絡站」，因為剛巧他們也是三個人。一個學生，兩名教師。學生胡遜態度熱情，他讓我去找另外兩位老師。學校的大印在他們手裡。
孫漢民老師因為在講歷史課時，經常愛發表議論，「運動」一來自然受到了衝擊。朱艷芝老師從前是蘇聯專家翻譯，穿著十分洋氣，也受到衝擊。當我提出要他們開證明，介紹我到警局和法院去提出覆審楊德立一案，兩位老師都非常支持，馬上蓋章。於是我拿到證明，出發。
接待我的是昆明市警局的王警官，後來他又介紹我認識法院的祝法官。他們都是主管這個案子的。王警官高大，人很和氣。祝法官小個子，很有文化，細膩，我們能談得攏。我說了自己的觀點，這個案子有疑點，祝法官也認同。這使我獲得信心。其實，在「運動」中辦案，正派的人都心裡明白。王警官同意把楊德立案件的所有材料都交給我，由我來代表學校方寫一份「要求平反」的報告，然後交給祝法官去核准。事情就這樣進入了程序。
回家找不到大的口袋，我褪下了自己的枕頭套，準備拿它去裝那些材料。
母親看著我成天跑警局和法院，擔心不已。這些地方是人們繞著走的。我卻送上門去。那天早上，我先跑到學校去。至今，班上男生天恩記得我：剪了一個「兒子頭」，穿了一雙拖鞋，拎著一隻枕頭套，在校園裡喊著：「走，到警局去，把楊德立的材料要回來！」沒有一個人敢跟我走。我於是一個人去了。
讓我大吃一驚的是，我的枕頭套幾乎裝不下那些材料。不就是一塊木板嗎？怎麼跑出來那麼多？當時我真的擔心：還能不能平反。我尋找我寫的那兩個記錄本，沒有。問祝法官，他說：「從來沒有見過，那個沒有價值，所以也不會送來。必須是有旁證人和舉報人簽名的。」
我明白了，枕頭套里的這些紙片，就是當時根據會上記錄，工作組又一一找同學，讓他們重新寫了親筆的揭發材料，簽名。那些在會上開過口的人都跑不了。還有的同學看到別人寫，自己害怕，也搜腸刮肚地寫了送上去。有個男生後來就對我說，因為他的字與楊非常想像，所以一上來是要他寫他「不在現場」的交代，後來又要他舉告。這樣的材料，再多我也不怕，都是泡沫。
裡面還有楊德立的一本硬面日記。我精研楊的日記。我不能把它給任何別人看。研究它，是為了把楊從牢獄中撈出來。楊的筆跡剛勁而漂亮。他的文采一直與我相媲美。教語文的孫蕖老師一念範文，不是我的，就是他的。日記寫得非常清晰，有脈絡。記載了他的感情與思想活動。可以說是歷歷在目。
日記里有兩個內容是突出的：一是詳細記錄了他在一次「考航校」時的過程與思想。當時航校來招生，楊是我們全校男生以「空軍標準」體檢時唯一合格的人。他的身體素質太全面了。然而，大家其實都明白，這個唯一合格的人，走不了。他父親是舊軍人。於是楊經歷了一段從夢想到墜落的痛苦，以敏銳的心領受了班上同學的各種從羨慕到驚訝，從妒忌到同情的種種反應。這被認為是他「反革命」作案的一個重要的心理證據。
二是日記中提到幾次的「她」，是他所重視的一位女同學，他們進教室會進行目光交流，從彼此的目光中發現欣賞或者冷淡。楊在自己遭受挫折的時候，也受到了「她」的躲避和冷淡，但那也許是他的敏感。這類感覺，我以為自己也有過。年輕的心，總是會尋找一些優秀者的目光來衡量自己，尋求認同。這還不算是異性戀情。
要說明楊德立無罪，就要駁斥給他的罪名。一是木板定罪：「反社會主義」只是一個詞組，不能構成「反標」。標語，應該是完整的一句話，有主體，有動作，有立場。同時也不能確定為楊所書寫。因此楊的「現行反革命」不能成立。二是思想反動，黃色：根據就是那些同學揭發他平時的怨言，還有他的日記。
楊德立因為他的「反動軍官」出身，和他全面才智形成強烈對比，所以他的內心呼聲尤其強烈。他的思想並不複雜，更不反動。他因為迫切和真誠地追求進步，不甘心因為出身而落後。他的埋怨，是因為人家不接納不承認他而產生的。
我一面分析，一面與祝法官討論，逐條地排除那些罪名，形成了一份「要求平反」的報告，簽上我的名，蓋上了學校聯絡站的章。報告交給祝法官。他表示認可，法院的手續就由他處理。
1967年5月28日，楊德立從雲南省第三監獄釋放。楊後來對我說，「因不懂事，故牢房號和犯人號未記住。」
當天由「劉鄧陶聯絡站」在昆明最繁華的百貨大樓上面安排了平反大會，由胡遜主持，孫漢民老師講了話。我發言介紹案情和平反過程。
坐在主席台上，我看著汽車把楊德立從遙遠的監獄裡拉回來了。後來，楊告訴我，那天早上，人家把他叫出去，說他沒有事了，送他回家。他當時並不太驚訝，因為他坐牢越久，越覺得自己沒有事。在牢裡，人們聽了他的情況，也認為不算什麼事情。看他是一個老實的學生，對他還好。
就在我寫的報告被核准，確定「可以平反」，但楊還沒有出獄時，我突然陷入了一種敵意包圍中。班上的幾個戰鬥隊向我發動一番大字報攻擊，說我「別有用心」「想撈油水」，要我「交出所有黑材料」。我去與他們見面時，他們的情緒十分激動，無理可講。
回家思考後，我明白了，原來，那些當年被迫寫材料的同學，擔心在楊出獄之後，把他們當作報復對象。按政策，「黑材料」是應該等到楊德立出獄，他也在場的情況下燒毀的。算了，我如果堅持下去，很多人心神不寧。於是我作出了決定。當著班上人和「聯絡站」的面，日記與黑材料都在楊出獄前，全部燒毀。這樣做，楊德立出來後，與班上的人就沒有芥蒂。班裡人的負擔也消解了。至今楊並不知道誰寫過他的揭發材料，也沒有必要知道了。
本來日記應該歸還本人。但上面已經被划過許多重點，標出一些話，是當年「文革小組」乾的，有陷害之嫌。所以也燒了。事實證明，在這個平反翻案的過程，我沒有利用自己的知情權去傷害任何人。
楊德立的案子，帶給同學們無窮無盡的折磨。這是一把雙刃劍。受盡了命運的播弄，人們應該過上平靜的日子了。
下鄉到盈江後，一天，遠在山腳下的一個男生，原來我的同桌，寫了一首長詩，讓另一位也是班上的男生騎自行車送到我的寨子來。並讓他等著我寫回信。我站在一條小山溝里，一面看信一面哭。那個送信的人在一旁，也不知道我怎麼了。其實那不是情書，很厚的一疊，用詩歌的方式，寫的都是當年楊被抓捕後，全班人陷入的那種恐怖與黑暗，那些狼哭鬼嚎的日日夜夜。我告訴騎自行車的送信人，不必等了。我會從郵局寄信給他。
我曾經熱愛這個班。一次下鄉勞動，我受了傷提前回家。正好國家體操隊蔣紹毅姐妹回鄉表演，我頭上還打著繃帶，就去排隊為全班人購票。在大家回來的那天，我等在學校，把票遞給同學，心裡非常高興。我是文娛委員，凡有好電影，都會去弄票。而到下鄉插隊時，我已經不再和班上的人們來往了。
寫詩的這位，後來也考上大學，留在大學任教。班上多才藝的人不少，但是我們不再互通心曲。
值得一提的是，1977高考恢復，孫漢民老師知道我要參加高考，他主動跑到我家，為我講了一天的《世界歷史》。可以說，試題都讓他捉到了。他告訴我：「法國大革命，鴉片戰爭，這兩個是一定要考的。年年有。」用最短的時間，複習重點的功課。這也是我名列榜首的原因之一。
從那天「平反大會」以後，我沒有再見過楊德立，直到我們都考上大學，有一年放假，他帶著幾個朋友來我家，聽我講北大競選，看我帶回的《開拓》。大學畢業後，再度回鄉，楊德立請我參觀他的教學實驗室，他創辦了雲南第一個「寶石學校」，培養了很多玉石行業的人才。去年，楊德立到我家裡來，贈送他的著作《一本書告訴你翡翠的事》。接著，收到他的一條消息：「從今早6月9日起，每周星期一早10點半到11點，雲南廣播電台經濟頻道88.7『德立說翠』專欄開播，為期半年，敬請指教！」老同學已經成了玉石行業的專家。
我時常對楊說：「善待你的母親，是你的母親點醒了我。只有你的母親有這個智慧和勇氣。只有她能為你做這一切。」其實我也感謝她，讓我做了一件清醒的事情。楊說，「知道，都在心頭。」後來他又告訴我：「上墳去，跪在她面前，扎紮實實磕三個頭。」「誰言寸草意，報得三春輝」。
在我母親八十五歲做壽的那天，我的班主任譚其惠老師拖著半癱瘓的身子來到宴廳。他大聲當我母親的面稱讚我：「你對楊德立的平反是有功的！」他豎起大姆指。譚老師這話對班上很多同學說過，尤其在他病重的時候。他是一位「地下黨」，一貫嚴肅。在他當我們班主任的時候，我認為，我並不是他喜歡的那類學生。聽到行走艱難的譚老師，當著母親和滿桌客人的面，這樣表揚我。我的心收穫了意外的果實。這或許是我能夠給母親的最好壽禮。
為了另一位母親，我的母親承當過恐懼擔心。班主任的心一直沒有離開他的學生，在學生受難的日子裡，他也深受痛苦壓抑。晚年譚老師寫了很多詩，自費印刷成集，贈送我們。那次見面不久，他就逝世了。譚老師安息吧，我永遠是您的學生。
在楊德立出獄後，多年來班裡流傳著一種說法，有人認為這是一樁桃色誣陷案，是由「三角戀」造成的陷害。而我認為：這種說法，對於楊本人，對於另外兩位同學都是一種傷害。我精讀研究過楊的日記，但一直守口如瓶。日記中楊雖然提及異性的目光，但並沒有進入所謂的戀情，沒有具體交往和目的，也沒有一貫性。這只是一種好感和自尊心的反應。
更重要的是，那塊作為證據的木板，其實不足為據，很偶然。但那字跡與楊相近，按照當時最自然的階級鬥爭學說分析，楊的出身，出色以及強烈的個性色彩，完全可能成為目標。這塊木板不大可能是偽造的。如果是蓄謀的，那麼可以製造更加堅實的證據，何必用這麼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詞組來作案情支撐呢？直到楊德立出獄多年後，我和他討論起來，都覺得蹊蹺。那字跡的確是像他的。而他在獄中回憶多次，自己確實沒有寫過。他在獄中曾經想過，是不是有人模仿他的筆跡，來陷害他的。
楊德立的鋼筆體漂亮遒勁，班上有些同學喜歡模仿。中肯的分析是：這個案件是那個形勢和那種人的頭腦分析的產物。它也可以出現在其他人的身上。班上的另一位男生李，就是人們認為是「情敵」的那位。「文革」時，他是工作組所重用的學生。那一年我從海南歸家，專程訪問他。他擔任一個國企系統的法院院長。他對我說，在他的手上，平反了許多冤假錯案。他認為楊案完全是錯案。楊入黨時，組織上曾經來向他調查，他就是這樣表態的。他還說，由於自己參與了此案，願意隨時向楊同學道歉。
這些年來，也有好奇的同學來問我，「當初為楊德立平反，你是否有私情？」除了班集體的文體活動，我與楊沒有打過交道。和其他男生的接觸還多一些，例如那位在鄉下寫詩帶給我的同桌。然而也始終只是「同桌」。我以前跳過級，算是「小的」，坐第一排，離老師最近。我時常開玩笑說，我們頭排的那裡知道他們那些坐在後排的「大女生」「大男生」的事呢？
如果按照有些人的「私情推斷」法，楊是為了「三角戀」去坐牢，「第四角」跑來平反，最後的結局，一定不會輕易放過。可是我自從在昆明百貨大樓的「平反大會」上看到楊，一晃六七年沒有再見。這也不符合感情的邏輯吧。這種「小感情」思維方式，容易使人徘徊於陰影之中。
楊德立出來後並不知道「平反」過程，聽到班上男生小廖說，才知道我起了作用。而直到我寫這篇文章時，與楊德立通電話，向他核對幾個時間，他依然對「平反」一事不甚了了。甚至他不知道我曾經獲得他的「黑材料」。當我說「我讀了他的日記」，他大吃一驚。我提到一些內容，他還記得。
事情至此，所有的人都可以高枕無憂了。楊的案子平反是遲早的事情。在當時學校師生的支持下，我積極出動，促使整個事態提前了。而這對於楊至關重要，減少他受折磨的時光，從而贏得了與同齡人一起下鄉、招工、考大學的時機。當全國冤案的「大平反高潮」到來，那是在胡耀邦主政之後，楊和我都已經上了大學。
我認為，有一個人是應該出來「亮相」的，這就是當年昆二十四中的工作組長吳某人。在昆明市，在全國，在中學校園裡從中學生中抓捕「反革命分子」，送進司法部門，送進監獄，即使在「文革」中，這種事情也是不多見的。這是工作組的「創舉」，當年吳一定有「立功」的感覺和所得吧。吳組長不能逃避，應該前來道歉，向楊德立，向我們全班和全校師生。
親身經歷同學被逮捕和誣陷，這個撕裂青春，斷送班級友誼的血腥記憶，恐怕永遠不會從我們的惡夢中消失了。在晴朗的天空裡，卻布滿了看不見的利箭，突然會射向安寧生活著的人們。
希望我們的後代，不要再生活在這樣的危機和心態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