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現代人來說，姓氏是與生俱來的身份符號。但在漫長的古代社會中，今天我們所熟知的、人人皆有的姓氏，曾經是一種極其珍稀的奢侈品。那麼，古代平民從什麼時候開始普及姓氏的？他們如何認知自我以及他人的身份？
中國一些姓氏概覽。來源/紀錄片《中華姓氏傳奇》
姓者，女之所生
要理解古代平民為什麼一開始沒有姓氏，我們必須先知道，姓最初到底是什麼。東漢學者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解釋：「姓，人所生也，從女從生。」
一個「女」字旁，一個「生」字，清晰地表明，姓誕生於一個極其古老的、以女性為中心的母系氏族社會，是用來標記一個人由哪一女性始祖的血緣族群所生。因此，中國古老的姓，幾乎無一例外帶著一個女字旁。比如，舜帝的「姚」姓（一作「媯」姓）、大禹的「姒」姓、周朝王室的「姬」姓、以及齊國姜子牙的「姜」姓。人們常說的「百姓」，在商周時期，其實是特指那些擁有「姓」的貴族群體。
新石器時代紅山文化女神像。來源/遼寧省博物館
但最關鍵的一點是，這些古老的姓，其功能在當時只有一個，那就是「別婚姻」。
上古貴族社會嚴格遵守「同姓不相婚」的原則。「姓」就像一個高精度的血緣警報器，唯一用途就是在貴族們聯姻時響起，防止同一始祖母傳下來的後代近親通婚。
這立刻就帶來了一個問題：一個姓所涵蓋的範圍實在太大了。周天子姓姬，他分封出去的諸侯國，如晉、魯、衛、鄭等國君也都姓姬。一個姬姓，就可能覆蓋了當時貴族階層的小半壁江山。因此，姓在當時的日常生活中，幾乎是「無用」的。如果你在周代洛邑的城池中大喊一聲「姬兄」，可能會贏得很高的「回頭率」，令「姓」在日常身份識別上毫無價值。
對於庶民來說，他們不屬於高高在上的貴族通婚圈，也就不需要「姓」這個工具。而貴族們自己卻需要一個更精準的稱呼，來劃分彼此的地位、權力和財富。
於是，「氏」登場了。
氏者，貴之所出
氏的出現晚于姓，它是姓的分支，是父系社會的標誌。當一個龐大的「姓」不斷繁衍，其子孫被分封到各地開枝散葉，就需要一個新的符號來標記小家族的獨特地位。
這個新符號，就是氏。
與姓來源於母系家族不同，氏的來源五花八門，但每一個都清晰地指向了權力、財富和地位。宋代學者鄭樵在《通志·氏族略》中，將氏的來源歸納為32類，其中最主要的包括：
以國名為氏：你是諸侯，受封在齊國，你的家族就以「齊」為氏；受封在魯國，就以「魯」為氏。
以采邑（封地）名為氏：你是諸侯手下的大夫，被賞賜了一塊叫「馮」的封地，你的家族就以「馮」為氏。
以官爵為氏：你的祖上世襲「司馬」（掌管軍事）之職，你的家族就以「司馬」為氏；世襲「司空」（掌管工程）之職，就以「司空」為氏。
以技藝為氏：你的家族世代掌管王室的陶器製造，就以「陶」為氏；掌管祭祀用的屠宰，就以「屠」為氏。
西周時期全圖。來源/簡明中國歷史地圖集
看懂了嗎？氏的核心功能，與姓的「別婚姻」不同，而是「別貴賤」。
《通志·氏族略》一針見血地指出：
「氏所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
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上古時代的底層平民沒有姓氏了，因為在那個等級森嚴的世界裡，平民的身份是卑賤的。這個「賤」，不是道德上的貶低，而是古代社會殘酷的現實等級。平民沒有資格參與貴族聯姻，所以他們不需要姓；平民沒有自己的封國、采邑，更不可能擔任高官，所以他們不可能擁有氏。
西周虢國車馬坑。來源/虢國博物館
這樣一個微小的差異，就是當時整個社會結構的縮影。
平民獲姓的時代轉折
平民有姓氏的轉折點，發生在春秋戰國到秦漢之際。
這是一場長達數百年的大動盪時期。舊的宗法制度和分封制在列國無休止的兼併戰爭中土崩瓦解，那些曾高高在上的姓和氏，也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壤。當周天子連自己的都城都保不住時，姬這個姓還談何尊貴呢？當各國的公族後代在戰亂中淪為平民甚至奴隸時，別貴賤的氏又有什麼意義？
戰國水陸攻戰紋銅壺。來源/四川博物院
在戰國到秦漢的熔爐中，姓和氏開始混為一談。它們原有的別婚姻和別貴賤的功能同時失效，最終姓氏合一，融合成我們今天所熟知的、由父系一脈相傳的、單一的姓氏。
在這個新舊交替的關口，一個關鍵人物登場了——漢高祖劉邦。
漢高祖劉邦。來源/中國歷代名人畫像譜
按照先秦時代的規則，他是標準的「賤者」，一個有名無氏的平民。劉邦的太祖父以上各代先人的姓名都無從考稽，所以根本就搞不清楚自己應歸於何姓。司馬遷在《史記》中，用三個字解決了這個難題：「姓劉氏。」
以氏為姓，遂為一代之制。一個平民的家族「劉」，從此就是這個王朝最尊貴的姓氏。劉邦的登基，宣告一個「人人皆可有姓氏」的時代到來。
這場「姓氏革命」的背後，伴隨著深刻的社會結構變遷。
我們可以通俗地理解為，在西周的宗法封建制下，無論是血緣還是地緣，普通成員都寄生於他們的「人群組織」之中。國家只管理到貴族，而貴族再去管理自己屬地的眾人。因此，在文字記錄系統中，國家根本不需要知道個人的姓與名。但春秋戰國和秦漢變革，徹底打碎了這些中間組織。一個新型的中央集權國家誕生了，它的根基不再是層層分封的貴族，而是千千萬萬個個體的庶民。當單個小家庭第一次直接面對大國，當平民作為一個相對自主的個體直接與國家發生關聯時，他就迫切需要一個用文字表達的、能夠標識「我是誰」的符號。
這個符號，就是代代相傳的姓名。用文字書寫的人名，其前提就是個體必須是能直接面對國家的「戶口」。推行普遍編戶的條件，直到秦朝大一統、漢朝開啟相對穩定繁榮的統治之後才逐漸具備。劉邦的「姓劉氏」只是打開了一扇大門，而真正把姓氏賦予每個平民的，正是這個新結構下兩股個體無法抗拒的龐大力量。
第一股力量，是國家的編戶著籍。秦漢建立的新型中央集權帝國與西周的分封制有著根本不同，為了達到徵稅與徵兵的目的，統治者不再通過層層分封的貴族去間接統治，而是直接控制子民。
秦朝戶籍簡。來源/里耶秦簡博物館
為此，一個龐大系統被建立起來，這就是編戶著籍。國家派出大量基層官吏，如調查人口、製作戶籍、催征賦役的里吏，把疆域內的每一個人，都清清楚楚地登記在冊。
著籍正是庶人姓名「書面化」最重要的途徑。根據出土的秦漢簡牘，我們得以一窺這個系統的運作。
戰國時的齊國仍遵守舊制，庶人只稱名；楚國無論貴族、平民，較普遍地使用「氏+名」，楚法明確要求必須寫明當事人的「居處名族」（住址、名字和家族）。秦律則進一步要求涉事人「定名事裡」（確定名字和所在的基層行政單位「里」）。
為什麼戰國時期的楚法會率先要求註明「族」？一個重要原因是楚國境內百姓來源多樣，族屬複雜，且遷徙頻繁。當一個人離開故土，和來自他處的人共居時，名就不足以標識個體，必須在其名之前冠以其族，才易於區分。
因此，平民姓氏的第一次大普及，是出於國家機器的強制性管理和司法實踐的需求。姓氏，成了國家強加給每個人的「管理標籤」。
第二股力量，則是亂世的洪流，促使離鄉行役的人們自行確定姓氏。在西周的封建體系下，絕大多數平民一輩子都生活在自己的熟人社會裡。一個人生在A村，死在A村，周圍所有人都是他的親戚鄰居。在這樣的環境裡，他根本不需要姓氏。一個乳名「三兒」就足以把他和周圍所有人區分開。
但戰國和秦漢是戰亂、遷徙與行役頻發的時代。人們可能因為戰亂而成為流民，可能被強制遷徙到新開發的疆域，更可能被徵發為士兵或勞工。
漢代《塞上烽火品約》簡。來源/甘肅簡牘博物館
正如楚法的邏輯所揭示的，離開故鄉、脫離固有的血緣或地緣組織，是庶人普遍使用姓氏的主要原因。
當A村的「三兒」流向陌生人社會，他的乳名瞬間失效了。因為一個軍營可能就有五個「三兒」、八個「石頭」、十個「狗娃」。於是，三兒必須使用由國家登記的「標籤」：姓氏。
「你是哪個三兒？」
「張家的三兒！」
「張」這個姓氏，就變成了張三本人主動用於社會交往的身份名片。自己所屬的家族，成了古人在大風浪中唯一能抓住的身份浮木。
正是這兩股力量——自上而下的國家登記和自下而上的社會需求，在秦漢時期交匯，最終推動了姓氏在中國底層平民中的全面普及。西漢時期的編戶材料中，「姓氏+名」正式成為人名標準格式。一個「人人皆有姓氏」的中國社會，由此定型。
甘肅省金塔縣的肩水金關遺址曾出土一幅漢簡，是漢代戍邊戰士尹衡給朋友小偉寫的一封未曾寄出的信。信中，尹衡向老鄉的朋友「偉卿」表達了「起居燥濕」「強飯厚自愛」「慎春氣」等問候，還在信里寫「塞上誠毋它可道者」，說明他通過給友人寫信來打發邊塞生活的乏味，聊表思鄉之情。
漢代肩水金關漢簡。來源/甘肅簡牘博物館
小偉的姓氏我們不得而知。那個刻在竹簡上的「偉」，永遠地留在了歷史的塵埃中。而千千萬萬個「趙偉」「錢偉」「孫偉」「張偉」，則走上了新的歷史舞台。從此，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百姓」，匯聚成了從歷史走來的「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