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喬喬因在網上發批評政府的信息被派出所約談，他說在中國生活太壓抑。他懷揣三萬人民幣走線到美國。圖為他參加聲援香港民主的活動。（林丹/大紀元）
2025年12月14日晚，我在美國得知一件讓我心裡很不舒服的事情。陝西省榆林市子洲縣周家鹼鎮的村委會和鎮政府，要求我繳納中國的醫療保險。這一要求並沒有通過任何正式渠道通知我本人，而是直接找到了我的母親。
我已經兩年多不在中國生活，也沒有使用過任何中國的醫療資源。按理說，這件事早就和我無關了。但現實是，只要戶籍和家庭關係還留在中國的系統里，一個人是否身在海外，似乎並不重要。基層政府依然把我當作需要處理的對象，而最省事的辦法，就是從我母親這裡下手。
在反覆催促之下，我母親替我把所謂的醫保費用繳了。這件事我並不知情，直到事後她才告訴我。她不是願意，只是不敢不配合。她心裡清楚，對方是政府的人，一旦拒絕，事情可能會變得更麻煩。
事情並沒有隨著繳費結束。隨後，對方又提出，需要我母親提供身份證、正反面照片和銀行卡信息，說是「流程需要，之後會退還」。這些要求同樣沒有任何書面說明，只是口頭轉達。我母親年紀已經不小，對這些流程並不熟悉，也分辨不出風險，只能在壓力之下照做。
我聽完之後，心裡很沉。不是因為錢，而是因為這種方式。一個人在海外，卻仍然被中共通過父母反覆遭「處理」；一個普通的家庭成員，被推到前台，承擔本不該屬於她的壓力和風險。
我一直想不通一件事：銀行系統、戶籍系統本來都掌握在國家手裡，為什麼不走正式渠道，非要向個人、向家屬索要身份證和銀行卡？原因其實並不複雜。一旦走正式程序，就意味著要有立案、有公文、有責任。而在我的情況下，這些東西都不存在。
我叫朱喬喬。多年來，我一直在海外公開發表反共文章，也在報紙和公開平台上持續發聲。同時，我也曾在中共駐美國的大使館和領事館外，參與並進行針對中國共產黨對我個人迫害及不公平對待的抗議活動。這些事情都是公開的，也不是一次兩次。我很清楚，自己早就進入中共警方和相關部門的視線，長期被關注、被記錄。
但直到今天，我從未看到任何正式立案的文件。很多人會覺得奇怪，一個長期在海外公開反對中共的人，為什麼沒有被立案？原因很現實。立案意味著程序、痕跡和風險。對一個人在海外、暫時無法直接控制的對象來說，立案並不划算。
於是，更常見的做法就是不上升到法律層面。不立案，但不放手；不找本人，而是反覆找家屬；不走正式渠道，而是藉助各種行政名義慢慢施壓。醫保，在這種情況下，剛好合適。
金額不大，名義正當，看起來只是一次普通的行政操作。但它可以確認一個人的身份還在系統里，家庭關係還能被動用，也能不斷試探家屬的配合程度。它看起來溫和，卻很有效。
我母親並不關心政治，也不理解這些制度是如何運轉的。她只知道，如果不配合，事情可能會一層一層往下壓。正是這種普遍存在的顧慮，讓很多家庭在不知不覺中被卷進去。
真正讓我在意的，從來不是醫保的錢，而是它背後的做法。即便一個人已經長期生活在海外，只要他的身份、家庭和戶籍仍然留在中國的系統中，這種影響就不會徹底消失。它不一定以抓捕或判決的形式出現，而是通過一次次看似日常的聯繫、要求和提醒，慢慢滲入生活。
最讓人不安的，也不是某一項具體的行政事務，而是這種你很難拒絕、卻又說不清楚邊界的方式。它讓人意識到，在這套體制下，離開國境線，並不意味著真正擺脫。對海外異議者來說，壓力並沒有消失，只是換了一種更隱蔽的存在方式。
2025年12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