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Fred
中國的晶片戰略專注於自力更生。美國應該重新考慮允許英偉達出口H200晶片的決定，並實施全面出口禁令。
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最近宣布允許英偉達向中國出口其高端H200晶片，引發了新一輪關於此舉對國家安全以及與中國競爭並贏得人工智慧（AI）競賽的整體戰略影響的激烈辯論。這場爭論似曾相識，幾乎已成慣例。支持者警告說，限制出口會損害美國公司，並加速中國的國內替代進程；批評者則認為，任何放鬆管制都會增強中國的AI能力，並削弱美國的科技領先地位。
然而，這場辯論引人注目之處不在於其激烈程度，而在於其過時的前提。雙方的核心假設——即美國出口管制能夠切實影響中國的戰略走向——已經越來越脫離現實。H200的決定固然有一定影響，但中國政策的整體方向不再取決於華盛頓是收緊還是放鬆限制。這場辯論仍在繼續，但其背後的戰略基礎已經發生了變化。
DeepSeek事件後的諷刺：從譴責美國管制到瞄準英偉達
諷刺的是，這一切始於今年年初，就在中國「DeepSeek時刻」之後不久，當時中國人工智慧開發者公開表達了對自身大型模型能力的日益增長的信心。多年來，北京一直強烈譴責美國的晶片出口管制，而中國企業和政府機構則通過各種渠道積極尋求英偉達最先進的晶片。然而，幾乎與此同時，中國開始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
北京採取了一系列行動，這些行動看起來很像是試圖對英偉達施加自己的限制，理由是國家安全擔憂，並以涉嫌違反中國反壟斷法為由對該公司展開調查。中國監管機構指控英偉達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未能履行與此前收購相關的承諾，這為罰款和監管壓力打開了大門。
這種明顯的矛盾——一邊譴責美國的限制，一邊加強對英偉達的審查——揭示了一些根本性的問題。中國關注的不再僅僅是能否獲得美國晶片，而是對美國晶片的依賴所帶來的政治、戰略和安全影響。
H200遭遇冷遇：緊急磋商而非慶祝
中國並未對美國解除H200晶片出口禁令的決定表現出興奮，甚至沒有公開表示歡迎。這一點值得關注。H200是英偉達性能第二強的AI晶片，僅次於Blackwell系列，美國國內的批評人士認為，允許其出口可能會顯著推動中國的AI發展。
中國非但沒有表現出公開的熱情，反而召集了阿里巴巴、字節跳動、騰訊和其他主要科技公司的代表舉行了一系列緊急會議。會議要求這些公司評估自身對H200晶片的需求——目前中國還沒有真正能夠替代H200的國產晶片。官員們明確表示，政府將在宣布任何決定之前審查這些評估結果。
僅憑這一回應就表明，北京並不將H200問題視為商業問題，而是一個戰略問題。
決策者的兩難困境：今天的實力與未來的主權
這些會議凸顯了中國政策制定者面臨的核心困境。一方面，中國迫切需要先進的計算能力來訓練前沿人工智慧模型、擴大推理能力，並在其視為決定國家實力的競爭中保持領先勢頭。另一方面，對美國晶片的依賴造成了脆弱性，而北京現在越來越無法容忍這種脆弱性。
這種困境不僅僅是技術層面的問題，更是政治和意識形態層面的問題。一個將技術自主視為民族復興支柱的國家，無法接受其最先進的產業依賴於可能被其他國家政府限制、監控或隨時切斷的投入。
人工智慧競賽：主權問題
美國和中國正展開激烈的人工智慧競賽，雙方都認為這場競賽的結果不僅將影響國家安全，還將塑造未來的國際秩序。對中國而言，美國反覆實施出口管制和技術封鎖的經歷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北京從中吸取了一個明確的教訓：依賴是危險的。
因此，「國產替代」已成為中國宏大戰略的核心。半導體自給自足不再僅僅被視為一個經濟目標，而是被視為一項主權要務。在北京的戰略考量中，技術主權如今幾乎與國家主權本身密不可分。
國家採購作為產業政策：鎖定國產替代
最近的兩項進展體現了中國對這一戰略的堅定承諾。
首先，據《金融時報》報導，中國科技部首次將中國企業的AI處理器列入政府批准的供應商名單。這項政策旨在推動公共部門採用國產晶片，並可能將數十億美元的資金導向國內製造商。至關重要的是，此舉發生在川普總統宣布限制H200晶片出口之前。
其意義不僅在於收入。中國的政府採購是強大的產業政策工具。通過強制使用國產晶片，北京加快了學習曲線，消化了早期效率低下的問題，並向整個生態系統——地方政府、大學、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發出信號：國產替代是一項政治要求，而不是市場實驗。
前所未有的國家資本投入
其次，據報導，北京正在考慮向半導體產業投入高達700億美元的資金，這可能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國家支持的晶片扶持計劃。無論最終金額是否達到這個水平，其方向都是毋庸置疑的。中國準備動員國家規模的資本來克服在製造、設備和研發方面的結構性劣勢。
與美國不同，中國無法依靠成熟靈活的資本市場來為長期、高風險的半導體研究提供資金。因此，國家資金變得不可或缺。它使北京能夠維持漫長的開發周期，容忍失敗，並以私營市場無法做到的方式協調供需和基礎設施建設。
金融市場已經做出反應。國內晶片公司的股價因預期政策支持而飆升。就連摩爾線程（Moore Threads）——一家成立於2020年、相對鮮為人知的圖形處理器（GPU）初創公司——的股價也在最近幾天暴漲。
為什麼舊的出口管制爭論不再成立
2023年，當拜登政府首次對先進晶片和製造設備實施全面限制時，美國出口管制可能會刺激中國創新的說法似乎還有道理。當時，人們有理由質疑這些管制措施是否會適得其反，反而加速中國的技術發展。
現在，這個問題基本上已經沒有意義了。中國實現半導體自給自足的決心不再取決於美國的政策選擇。無論華盛頓是收緊管制、放鬆管制，還是在這兩者之間搖擺不定，北京都已決定投入所有可用資源來構建獨立的晶片生態系統。戰略大局已定。
「成癮」理論及其局限性
一些政策制定者和顧問——包括川普政府的人工智慧和加密貨幣沙皇大衛·薩克斯——認為，允許廣泛銷售非尖端晶片可以使中國人工智慧開發者「依賴」美國技術，從而維護英偉達的市場份額，並限制華為等競爭對手的崛起。我之前也提出過類似的論點，稱之為動態精準出口管制策略。
但這種邏輯的前提是中國願意接受這種依賴。然而，這種假設現在已經不再成立。在華盛頓反覆無常的政策轉變和戰略信號之後，北京現在對美國出口政策背後的微妙算計心知肚明。
中國有句老話：「有奶就是娘。」中國明白，美國充其量只是中國人工智慧產業的「奶媽」，而不是「親娘」。北京擔心，中國人工智慧開發者可能會過度依賴美國的「奶水」，以至於把美國當作「親娘」，也就是屈服於美國的影響或控制。中國也明白，如果這樣做會過度增強別人的孩子，奶媽是不會提供最好的奶水的。中國不會讓自己陷入這種境地。
精準進口管控：在不屈服於美國標準的情況下使用美國晶片
然而，美國晶片仍然極具吸引力。據報導，H200的性能是此前獲准銷往中國的 H20的六倍，中國企業不惜一切代價——包括走私和通過灰色市場採購——來獲取受限制的英偉達晶片。
北京還有一個迫切的政治目標。為了在人工智慧領域趕上或超越美國，中國需要取得突破——更多像「DeepSeek時刻」這樣的成就——以提振士氣，激發技術民族主義情緒。先進晶片有助於創造這樣的時刻。
這預示著北京可能採取的策略：精準進口管控。中國將有選擇地、戰略性地使用美國晶片，但不會屈服於美國的標準、規則或長期依賴。與此同時，中國將繼續努力使其人工智慧產業徹底擺脫對美國的依賴。這並非矛盾，而是一種戰略。
特洛伊木馬問題：晶片帶來的安全風險
即便如此，另一個棘手的難題也迫在眉睫。一個核心問題是英偉達公司據稱正在測試的「位置驗證」技術——在中國有時被稱為「GPS後門」。人們擔心，如果這些晶片被用於中國等受限制的地區，可能會被遠程鎖定、禁用或監控。
儘管英偉達堅稱其產品沒有「遠程開關」，但這種功能存在的可能性本身就已引起北京方面對國家安全的嚴重擔憂。在中國，這些晶片有可能被視為「特洛伊木馬」——攜帶隱藏戰略漏洞的硬體。
這種擔憂觸及了中國戰略考量的核心。如果進口晶片可以通過軟體進行監控、限制或武器化，那麼這種依賴就不僅僅是經濟上的，而是政治和安全層面的。這種擔憂更加堅定了北京加快發展國內替代方案的決心，即使為此付出巨大代價也在所不惜。
中國的既定戰略——以及美國唯一合理的應對措施
簡而言之，中國的戰略清晰而堅定：精準控制進口、爭取時間、國內替代、自力更生、自給自足、實現完全的技術主權，並最終趕上或超越美國。而且，無論美國的出口管制政策如何變化，這一戰略都不會改變。正如稀土資源一樣，無論中國說什麼或做什麼，美國都必須迅速果斷地建立供應鏈安全。
如果是這樣，美國只有一個合理的選擇：無論是否情願，都必須對中國實施全面出口禁令。部分措施只會拖延不可避免的局面，同時將能力和經驗轉移給一個無論如何都決心脫鉤的競爭對手。
確保全面控制奏效：四項必要的配套策略
為了使這一戰略有效，四項配套措施至關重要。
首先，美國國會必須通過一項全面禁令，使其成為法律。鑑於近期美國領導層反覆無常、以交易為導向的傾向，法律的明確性至關重要。
其次，美國必須與所有不受禁令約束的國家簽署並執行具有約束力的協議，防止向中國轉口和轉讓相關技術。
第三，華盛頓必須戰略性地支持英偉達和其他美國晶片製造商擴大全球市場份額。美國資本市場運作良好，但人工智慧泡沫可能會破裂，而且與中國龐大的國家支持相比，公共資金有限。
第四，美國應限制機構投資者對中國人工智慧領域的投資，同時採取政策吸引外國資本投資美國的人工智慧、能源和基礎設施領域——從而幫助美國按照自身標準和規則構建美國的人工智慧生態系統。
超越晶片：邁向更廣泛的代碼之戰
無論我們是否願意，這些戰略選擇都取決於世界兩大強國之間人工智慧競賽的本質。在可預見的未來，沒有人能夠改變這種本質。
我認為，這場競爭最好被理解為一場代碼之戰——它源於技術，但其影響遠不止於此。這場戰爭不僅發生在國家之間，也波及全球市場、機構和國內社會。它涉及嵌入並體現在人工智慧模型和生態系統中的價值觀，涉及為人類制定人工智慧標準和規則，以及最終決定美國在人工智慧時代將成為什麼樣的國家的社會規範的制定。對這場代碼之戰的詳細闡述超出了本文的範圍。
關於作者：楊建利
楊建利博士是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的研究員。他是「公民力量」的創始人兼主席，著有《為了我們這些活著的人：一段照亮真相的旅程》和《是時候建立一個基於價值觀的「經濟北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