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中國，一種名為「人盯人」的基層治理模式正以驚人的速度鋪開。從陝西商洛的「人盯人+基層社會治理」機制，到各地遍布的網格化指揮中心，再到全國縣市層面的社會治理現代化指揮平台，這種將社會切割成無數小網格、由專人「盯」住每家每戶的體系，已成為習近平時代維穩的核心工具。
表面上看，它是為了「精細治理」、化解矛盾、防範風險；但本質上，它標誌著中國正式步入「全民皆敵」時代——每個人都可能是監視對象，每個人都可能成為舉報者或被舉報者。這種極端的人盯人，不是在維護穩定，而是在製造分裂與恐懼，正如歷史反覆證明的那樣，它往往成為王朝末期加速崩塌的催化劑。
習近平上台以來，反覆強調「楓橋經驗」的現代化升級，將毛時代發動群眾互相監視的模式與當代網格化、科技監控深度融合。網格員、片長、社會工作觀察員、外賣騎手和網約車司機中的「黨組織」與「觀察員」，乃至社區裡的退休老人、下棋大爺，都被動員成監控網絡的一環。官方宣稱這是「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但實際操作中，它已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最細微處：鄰里糾紛要上報、宗教活動要盯緊、上訪苗頭要掐滅，甚至個人行蹤、健康碼、手機APP都成為數據鏈條的一部分。紐約時報等報導指出，這種體系源於習近平對穩定的極度焦慮，將監控嵌入社會微血管，讓「黨領導一切」從口號變成日常現實。
對照中國歷史，這種「全民皆敵」的治理邏輯並非創新，而是專制王朝垂死掙扎的翻版。秦朝末年，秦始皇為防叛亂，設立嚴密的郡縣監察和密探網絡，法家「告奸」制度鼓勵民眾互相舉報，結果「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百姓在高壓下人人自危，信任崩解，最終陳勝吳廣一呼百應，帝國迅速瓦解。明朝的錦衣衛、東廠、西廠，更是「人盯人」的極致體現：特務遍布朝野，官員百姓皆在監視之下，互相猜忌成風。崇禎帝時期，為應對內憂外患，進一步強化廠衛系統，卻導致朝政癱瘓、民心盡失，李自成攻入北京時，京城已無一人願為皇帝效死。清末的保甲連坐、密探網絡，面對列強入侵和太平天國起義時，也試圖通過全民監視來維穩，結果適得其反，社會凝聚力徹底瓦解，辛亥革命一觸即發。
這些歷史教訓驚人相似：當統治者感受到合法性危機時，往往訴諸更嚴密的控制，發動群眾監視群眾，製造「全民皆敵」的氛圍。但這種做法從來不是長治久安的良方，而是飲鴆止渴。它摧毀社會信任，讓鄰里、家庭、職場變成潛在戰場；它消耗巨額資源，卻只能短期壓制不滿；它讓民眾從被動服從轉向內心反抗，最終釀成更大的爆發。今日的「人盯人」，比古代更可怕，因為它疊加了數位技術：攝影頭、人臉識別、大數據平台，讓監視無處不在、無孔不入。網格化指揮中心看似高效，實則在製造一個「人人自危」的社會——舉報成風、猜忌橫生、互不信任，誰還敢說真話、誰還願為這個體制賣命？
習近平時代開啟的這個「全民皆敵」模式，恰恰暴露了政權的深層虛弱。對孟加拉、尼泊爾、委內瑞拉、伊朗等地動盪的恐懼，對內部經濟下行、社會不滿的焦慮，讓最高層寢食難安，於是選擇最原始也最極端的辦法：把整個社會變成一座巨型監獄，人人都是獄卒，人人都是囚徒。但歷史告訴我們，這種高壓只會加速末日到來。秦亡於苛政，明亡於猜忌，清亡於離心。當「人盯人」成為常態，當信任被徹底摧毀，政權就失去了最後的根基。或許，正如古人所言，「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今日的網格員、片長、觀察員們，看似在「盯」別人，實則也在被體制「盯」住；他們今日舉報他人，明日可能就被他人舉報。全民皆敵的時代，從來不是強盛的象徵，而是衰亡的前奏。
唯有放棄這種自毀式的控制，回歸真正的法治與民本，方能避免重蹈歷史覆轍。但從當前趨勢看，這樣的轉變似乎遙遙無期。習近平的「人盯人」，註定將成為中國現代史上最諷刺的一頁：它想永保江山，卻在親手挖掉江山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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