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是一種廉價而簡單的「道德符號」。從政治角度來看，最低工資政策很受歡迎，但卻具有欺騙性。事實上，擴大工資補貼比提高最低工資更可取。
（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Paul McDonnold撰文／信宇編譯）
如果一切按照支持者的意願發展，一項旨在到2029年將首都華盛頓的最低工資提高到每小時25美元的提案，將於明年11月出現在市政選票上。從全國範圍來看，這並非個例。從紐約到檀香山，提高最低工資的提議在進步主義人士（progressives）中已屢見不鮮。
全美非政府組織「同等公平工資」（One Fair Wage，簡稱OFW）組織主席薩魯‧賈亞拉曼（Saru Jayaraman）以生活成本危機為由，為提高最低工資辯護。她告訴《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我們將……要求我們真正需要的，那就是足以維持生計的工資，一個能夠覆蓋生活成本的最低工資。」
雖然這種想法過於簡單，但我能理解其中的道理。作為一名自由撰稿人，我離「百里挑一」（1%）的社會精英階層還差得很遠。與此同時，一些名人、運動員和公司高管每小時的收入卻超過5萬美元。
金錢並非萬能，但它確實很重要。而財富與貧困（或者就我而言，是與謙遜）之間的差距，幾十年來一直在擴大。科技為各行各業的佼佼者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環境，讓他們能夠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利用成功。即便如此，每當我聽到提高最低工資的計劃時，我的人生經歷和經濟學知識都會讓我警覺起來。
2018年，一場健康危機讓我幾乎無法工作。我不得不慢慢地恢復工作狀態。這其中包括在一家百貨公司做兼職。我的工作是坐在監控室里查看安防攝影頭，同時與安保團隊和商店員工溝通，報告處理盜竊或可疑活動。
我原本打算只待幾個月，結果待了將近三年。這份工作有個很大的額外好處。大部分時間，我只需要用眼睛看。我可以自由地構思寫作項目、聽播客或者練習西班牙語，同時還能賺到大約每小時13.5美元的工資。如果當時有人提議把最低工資提高到每小時25美元，我肯定會斷然拒絕，因為我覺得這會威脅到我的職位。
經營一家企業就像萬花筒一樣，充滿了各種財務決策和權衡取捨。老闆的目標是盈利，也就是他們的工資標準。他們通過雇用那些能為公司帶來利潤、但又不會讓他們付出成本的員工來實現這一點。具體來說，我被雇來看監控攝影頭，是因為我的工作能為商店帶來遠超每小時13.5美元的利潤（主要是通過防止盜竊）。
經濟學家稱之為勞動邊際產出價值（value of the marginal product of labor，簡稱VMPL）。坐在監控室里，我有時會想，我的勞動邊際產出價值和我的工資相比如何。這很難說。但如果連鎖店認為監控員不值得雇用，他們完全可以把監控室空著，只在需要的時候讓經理進來監控店內活動或下載錄影供警方使用。很多商店都是這麼做的。
如果最低時薪是25美元，我的工作還能保住嗎？對此我非常懷疑。除非商店商品漲價（這可能會趕走顧客），否則我認為看屏幕的勞動邊際產出價值根本無法支撐這麼高的工資。
但有人可能會說，這只是這份工作的特殊之處。商店可以沒有看屏幕的人。但其它一些低薪工作，比如清潔工，卻是至關重要的。商店必須有他們才能生存。
這話沒錯，但僅限於狹義層面。商店並非必須有他們才能生存。作為自由市場的一部分，當勞動力成本上升時，它們可能縮減規模甚至倒閉——要麼敗給線上零售商，要麼被採用省力技術的實體店鋪取代，比如配備機器人地毯清潔器的商店。
進步主義人士認為，這類企業過於吝嗇，不願支付員工應得的工資。但更普遍的現實卻是，企業為了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高效營運，必須同時爭奪員工和顧客。一些低層職位確實不值得支付高薪。然而，人們選擇這類工作的原因有很多。就我而言，是出於健康原因。對其他人來說，他們可能希望藉此在職場站穩腳跟，以便日後晉升。
與此同時，我們仍然可以通過一些政策選項來解決日益擴大的收入差距問題，這些選項應該充分利用而非扭曲自由市場已被證明的強大力量。
從長遠來看，我們的教育體系應該更好地教導年輕人資本主義經濟的運作方式，以及它通過創業等活動為他們提供的種種人生機遇。
短期來看，擴大工資補貼比最低工資更可取。它能讓低收入工人獲得更高的收入，同時又不影響任何人的就業。補貼可以通過諸如「勞動所得稅抵免」（Earned Income Tax Credit）之類的項目直接發放給雇員，也可以通過雇用抵免政策發放給僱主。就連自由市場擁護者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也提倡這種做法，他創造了「負所得稅」（negative income tax）一詞，並將其視為緩解貧困的手段。
那麼，既然有明顯更優的工具，為什麼還要如此關注最低工資呢？原因之一就是，它是一種廉價而簡單的「道德符號」（virtue signal，也譯為「美德炫耀」）。從政治角度看，最低工資政策頗具吸引力。但正如生活中許多事物一樣，其表面簡單實則暗藏玄機。在表面之下，隱藏著錯綜複雜的隱性成本和連鎖反應，這些代價往往由最意想不到的人群承擔，甚至包括那些本應受益的群體。
本文刊自總部位於麻薩諸塞州的智庫「美國經濟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簡稱AIER）的網站。
作者簡介：
保羅‧麥克唐納德（Paul McDonnold）是一名自由撰稿人。他的文章曾發表在《基督教科學箴言報》（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世界雜誌》（World Magazine）、《期刊存儲日報》（JStor Daily）等多家報刊雜誌上。他擁有北德克薩斯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經濟學研究碩士學位，著有關於經濟恐怖主義的小說《自我盈餘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Ego Surplus，2010年）等著作。
原文：The High Minimum Wage Blues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