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平教授是筆者十分敬重一位大學問家，有民生關懷，且敢於直面時弊。但閱讀孫教授對川普重返白宮後的相關分析文章，特別是近期發表的《姑且把這當作是一次關於後美國時代的討論》、《川普為什麼執意要拆散美歐聯盟？》、《有人評論，這是過去三十年中所有全球領導人所發表的最重要演講之一》三篇文章，筆者越發感到，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部分優秀知識分子仍未能擺脫啟蒙主義的思想漩渦，其認知邏輯、價值預設與分析工具，仍深深植根於啟蒙運動以來的西方現代性話語體系，難以對當下複雜的全球現實作出完全貼合本質的解讀。
現狀是爛不是亂這個體制下誰都不滿意-孫立平
一、文本解析：啟蒙主義話語在三篇文章中的顯性投射
孫立平的三篇文章，雖聚焦不同議題，但核心分析範式高度一致，均呈現出啟蒙主義的典型特徵：以理性為絕對標杆，以西方現代性為理想模板，以線性進步觀為敘事邏輯，將複雜的全球變局簡化為「理性與非理性」「文明與野蠻」「進步與倒退」的二元對立。
在《姑且把這當作是一次關於後美國時代的討論》一文中，孫立平將後美國時代的核心矛盾定義為「基於規則的秩序」與「基於強權的秩序」的對抗，而前者被天然賦予合法性與進步性。這種劃分暗合啟蒙主義的核心預設——理性建構的規則體系是人類社會的終極追求，偏離這一軌道的行為均屬「蒙昧」。文章對後美國時代的樂觀預期，本質上是啟蒙主義線性進步觀的延伸：認為人類社會終將沿著「理性化、規則化、民主化」的路徑演進，後美國時代並非秩序的崩塌，而是更完善規則體系的醞釀。然而，這種解讀刻意迴避了「規則」背後的利益博弈與權力結構——所謂「基於規則的秩序」，本質上是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的話語包裝，其合法性並非源於普世理性，而是源於西方在近代以來的權力優勢。孫立平對規則的神聖化解讀，恰恰是啟蒙主義「理性崇拜」的當代延續。
《川普為什麼執意要拆散美歐聯盟》一文，則將川普的政策邏輯簡單歸結為「非理性」「民粹主義」對「理性合作」的破壞。文章將美歐聯盟的存續視為「文明進步」的象徵，將其分化歸咎於川普政府的「反啟蒙」行徑，卻忽視了美歐聯盟的本質是利益共同體，其分化是全球化進程中利益格局重構的必然結果。啟蒙主義的「理性人」假設在這裡再次顯現：孫立平默認美歐精英的「理性合作」是符合歷史潮流的，而川普代表的「民眾意志」是情緒化、非理性的，因而也是需要警惕和批判的。這種視角割裂了精英理性與民眾訴求的內在關聯，忽視了全球化紅利分配不均所引發的民粹主義浪潮的合理性，陷入了啟蒙主義「精英啟蒙大眾」的傳統認知陷阱——將知識分子的理性判斷置於民眾的現實訴求之上，將複雜的社會矛盾簡化為「理性與非理性」的對立。
第三篇文章對「最重要演講」的高度推崇，更凸顯了啟蒙主義的「話語崇拜」。文章將該演講的價值核心歸結為「對自由、民主、規則的重申」，認為其為後美國時代提供了「精神燈塔」，這種評價標準完全以啟蒙主義的核心價值為圭臬。在孫立平看來，凡是符合「自由、民主、規則」等啟蒙理念的言說，都具有天然的正當性與重要性，而忽視了這些理念在不同歷史語境與文化背景下的差異性與適用性。這種將特定價值絕對化、普世化的傾向，正是啟蒙主義的核心特徵之一，也是其在當代遭遇困境的關鍵所在——當啟蒙價值被剝離具體的歷史與文化語境，成為評判一切的絕對標準，便會陷入「西方中心主義」的認知誤區。
二、思想溯源：中國知識分子啟蒙主義情結的歷史成因
孫立平的思想傾向並非個例，而是中國知識分子群體啟蒙主義情結的縮影。這種情結的形成，源於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特殊歷史語境與知識分子的自我定位，具有深刻的歷史必然性。
自近代以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始終與「啟蒙」緊密相連。鴉片戰爭後，面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先進知識分子意識到中國的落後不僅在於器物與制度，更在於思想文化的「蒙昧」。從五四新文化運動高舉「民主」「科學」大旗，到改革開放後「新啟蒙運動」的興起，啟蒙主義始終是中國知識分子推動社會進步的核心思想武器。在這一過程中，啟蒙主義被賦予了雙重使命：一是「救亡圖存」，通過學習西方的先進思想與制度，實現國家富強；二是「思想解放」，通過批判傳統文化的「落後性」，塑造現代公民。這種「以西方啟蒙思想為工具，實現中國現代化」的歷史實踐，使得啟蒙主義在知識分子心中深深紮根，成為一種難以割捨的思想情結。
孫立平這一代知識分子的成長經歷，進一步強化了這種情結。他們大多經歷了改革開放初期的思想解放運動，親眼見證了西方現代性理念對中國社會的衝擊與改造，對「自由、民主、規則」等啟蒙價值的認同，源於對計劃經濟時代思想禁錮的反思與對現代化美好生活的嚮往。在他們的認知中，啟蒙主義不僅是一種思想體系，更是一種經過歷史檢驗的「成功經驗」——西方通過啟蒙運動實現了現代化，中國要實現同樣的目標，也必須遵循這一路徑。這種「路徑依賴」使得他們在面對全球變局時，依然習慣性地以啟蒙主義的視角解讀現實，將西方的現代性經驗視為普世真理。
此外，中國知識分子的「啟蒙者」自我定位，也加劇了其對啟蒙主義的堅守。自五四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始終以「社會良知」「思想導師」自居，將啟蒙大眾、推動社會進步視為自身的歷史使命。這種自我定位與啟蒙主義的核心邏輯高度契合——啟蒙運動本身就是一場由知識分子發起的、自上而下的思想改造運動。在孫立平的文章中，我們能清晰看到這種「啟蒙者」姿態：他以理性的化身自居，對川普的「民粹主義」、強權政治的「非理性」進行批判，試圖引導讀者認同「基於規則的秩序」的優越性。這種姿態使得知識分子難以放下啟蒙主義的思想武器，因為這不僅是對一種思想體系的放棄，更是對自身「啟蒙者」身份的否定。
三、現實悖論：啟蒙主義在當代的局限性與知識分子的思想困境
然而，當全球變局打破了西方現代性的「神話」，啟蒙主義的局限性日益凸顯，中國知識分子的啟蒙主義情結便陷入了深刻的現實悖論——他們試圖用一套源於西方、適用於特定歷史語境的思想體系，解讀一個日益多元、複雜的全球現實，其結果必然是認知與現實的脫節。
啟蒙主義的核心悖論在於「普世性」與「特殊性」的矛盾。啟蒙主義將「理性、自由、民主」等價值視為普世真理，認為人類社會終將趨同於這一標準。但現實是，不同國家的歷史、文化、社會狀況存在巨大差異，現代化道路也必然各具特色。後美國時代的到來，恰恰標誌著西方現代性的「普世性」神話的破產——新興國家的崛起不僅帶來了權力格局的變化，更帶來了發展模式與價值觀念的多元競爭。孫立平將後美國時代的核心矛盾歸結為「規則與強權」的對抗，本質上是對這種多元競爭的迴避，他不願承認西方主導的「規則體系」只是眾多發展模式之一，而非人類社會的終極歸宿。這種認知偏差，使得他難以理解川普政府的政策邏輯並非完全「非理性」，而是美國國內利益格局調整與全球權力結構變化的必然結果；也難以看到美歐聯盟的分化並非「文明的倒退」，而是全球化進程中利益重新分配的正常現象。
啟蒙主義的另一重悖論是「理性崇拜」與「現實複雜性」的矛盾。啟蒙主義將理性視為解決一切問題的萬能鑰匙，認為通過理性的規劃與建構，就能建立起完美的社會秩序。但現實世界的複雜性遠遠超出了理性的認知範圍，權力博弈、利益衝突、文化差異等因素，使得任何理性的規則體系都難以完全奏效。孫立平對「基於規則的秩序」的推崇，忽視了規則背後的權力支撐與利益妥協——沒有權力作為後盾，規則只是一紙空文；沒有利益的平衡，規則也難以持續。在國際事務中，所謂「規則」往往是強者的意志體現，當權力格局發生變化，規則也必然隨之調整。後美國時代的核心特徵，正是規則體系的重構，而這種重構並非理性的產物，而是權力與利益博弈的結果。孫立平的啟蒙主義視角，使得他難以正視權力與利益在國際秩序中的核心作用，陷入了「理性烏托邦」的幻想。
四、超越漩渦：啟蒙主義的當代轉型與知識分子的思想突圍
承認中國知識分子的啟蒙主義情結，並非否定啟蒙主義的歷史價值。啟蒙主義在推動中國現代化進程、打破思想禁錮、傳播現代文明理念等方面，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放棄啟蒙，而在於超越啟蒙主義的局限性，實現啟蒙思想的當代轉型。
啟蒙主義的當代轉型，首先需要打破「西方中心主義」的認知誤區，承認價值觀念與發展模式的多元性。後美國時代的到來，意味著沒有任何一種發展模式或價值觀念能夠壟斷真理，西方現代性只是人類文明的一種形態，而非終極形態。中國知識分子需要以更開放、包容的心態，看待不同文明的差異與競爭，不再將西方的價值觀念視為評判一切的絕對標準。這並不意味著否定啟蒙價值，而是要將其置於具體的歷史與文化語境中，賦予其新的內涵。
其次，需要擺脫「理性崇拜」的誤區，正視現實世界的複雜性與矛盾性。啟蒙主義將理性視為萬能鑰匙，但現實世界的問題往往不是單純的「理性與非理性」的對立，而是利益、權力、文化等多種因素交織的結果。中國知識分子需要放棄「啟蒙者」的居高臨下姿態，深入理解民眾的現實訴求與社會的複雜矛盾，不再將複雜的問題簡化為二元對立，而是以更辯證、更務實的視角解讀現實。在分析全球變局時，不僅要看到「規則」的重要性，更要看到權力與利益的核心作用；不僅要批判「強權政治」，更要探討其背後的歷史成因與現實訴求；不僅要關注精英的理性合作，更要重視民眾的利益表達與權利訴求。
最後，需要實現從「啟蒙大眾」到「對話大眾」的角色轉型。啟蒙主義的核心是「精英啟蒙大眾」，將知識分子視為理性的化身，將民眾視為需要被啟蒙的「蒙昧者」。但在當代社會，民眾的主體意識日益覺醒，其訴求也更加多元、複雜，知識分子已不再是唯一的「思想權威」。中國知識分子需要放下「啟蒙者」的身段，以平等的姿態與民眾對話，傾聽民眾的聲音，吸收民間的智慧，在對話與交流中形成共識。這種角色轉型，並非否定知識分子的歷史使命，而是要以更民主、更包容的方式推動社會進步，實現啟蒙價值與民眾訴求的有機結合。
在2012年，筆者在《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死穴》一文中說：「如果置身於改革開放的洪流之外，如果不以普通老百姓的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不接地氣，高高在外、在上，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最終將一事無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