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梭《社會契約論》：「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
2026年2月2日，成都公安錦江分局發布警情通報，依法對劉某（男，50歲，即劉虎）、巫某某（男，34歲，即劉虎長期合作者巫英蛟）等人涉嫌誣告陷害罪和非法經營罪立案偵查，已被採取刑事強制措施，由成都市警局指定管轄。
稍前的1月29日，劉虎與巫英蛟發文「曾逼死教授的四川縣委書記，如今又把招商企業逼向破產」，看來二者不無關聯。
針對劉虎個人的處理方式惹了眾怒，激起極強的寒蟬效應，媒體和法律界人士紛紛給予呼應，就媒體監督權表達支持，就法律和執法權濫用表示憤慨。這大概是成都方面想不到的。
2月3日的網文將之總結為：舉報信成了「誹謗證據」，網絡發聲成了「製造謠言」，合法信訪成了「擾亂秩序」。在個別地方，公檢法系統被操縱為打擊異己的工具，監督者反成「犯罪嫌疑人」，正當維權被定性為「尋釁滋事」。
看來，個別地方的法治生態倒退不但確有其事，而且正處於進行時。
關於「非法經營罪」和「誣告陷害罪」，爭議很大。
其中，「非法經營罪」就是口袋罪，有的沒的全往裡裝，牽強附會的結果，如同法國大革命時裝人頭的筐，成了永遠裝不滿的無底洞，造成的社會矛盾和群體傷害無法估量。
從法律罪名適用上看，早有諸多可與之對應的、具有替代作用的相關罪名可用，繼續存在純屬多此一舉。
從立法理念上看，是建立在計劃經濟和壟斷加管制思維上的早期過渡性法律，在當下，已成為阻礙市場經濟發展的僵法和惡法，理應廢除。
傳統媒體式微，吃官飯的持證記者會越來越少。隨著自媒體興起和社會作用的同步增強，給予適當的合法地位，為自謀出路的「有償報導」正名，也成為當務之急。
至於「誣告陷害罪」，或更適用於民事領域平等主體之間。
針對官員在公務領域的監督言行，如果僅認知為「造謠，誹謗」水平，屬下執法者動輒以「誣告陷害罪」抓人，特別是流行的「先抓人，後斷案」模式，其中蘊含的暴力威懾，先入為主地打破了主體平等的法治理念。更讓人懷疑，官員是不是確實存在某些不便明言的內情？
如果涉及「造謠，誹謗」之嫌，官員自可動用民事追責手段進行平等維權，體現法律面前官民平等，何必強化至入罪高度，大動干戈，只圖一時爽，落得萬年臭呢？
媒體監督是成本最低的反腐手段。從官民天然的不對等性角度看，不觸及違法犯罪紅線的監督言論，天然具有法律豁免權，也早是法理學的應有之義。
除去宏大敘事和正確言論，但凡現代社會，官員接受全天候的言論媒體、法律監督，早不是什麼新鮮事兒。沒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官員如果確屬無辜，自有諸多條件自證清白。
總之，「非法經營罪」和「誣告陷害罪」已到了重新評估其時效性和適用性的時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