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上了北師大
1965年盛夏溽暑難熬的一天，父親去翼城縣城買小豬——養豬，那是我家唯一的收入——碰見王老師，得知我考上北京師範大學。我扛著鋤頭從田間歸來，心中仿佛揣著小兔，也許心靈感應，覺著家裡發生了什麼。一進家門，嫂子的喜悅臉神仿佛傳遞喜訊。我收到大學錄取通知書。一個農家子弟寒窗十二年，所期待的莫過於此。後來便是第一次乘坐火車，第一次看見斑馬線和電風扇，滿眼新奇。
北師大多收貧寒子弟，冬日霜晨操場多赤膊上陣光膀子的赤腳大仙！那不是為著風流，而是貧寒。南方學子初入學一床被子，鋪一半，蓋一半。但師大學生孜孜苦讀，亦能在全國折桂奪冠！在這裡，貧窮不受歧視，奢華反遭詬病。虛心學習是高尚，好問窮究不為恥。
我來自晉南農村，基礎教育相當薄弱，學英語是大笨伯，但我不藏拙，不遮醜，不虛偽，不矯情。不懂就不懂，朱其英同學就是我的老師。有幾個音素我發不好，就覥顏請教朱其英。人家不厭其煩，我倒煩了。入學第一個寒假，張廣慧問我假期幹什麼，我虛偽地說準備學毛選某篇某篇。張廣慧說，我問你英語準備學什麼？我忽為自己矯情虛偽覺羞愧赧顏。如果不是動亂歲月，我們就會沿著知識大道各奔前程。
大一入學軍訓和後來的戰備演習，就是防止蘇修入侵。丁正常裝扮蘇修美蔣特務被抓獲。丁正常還會擺著籃子唱「花籃的花兒香」。北師大在臨汾牙兒溝搞農場半工半讀，躲避蘇修空襲，大家很興奮，只有我悶悶不樂。我想來到北京暮登天子堂，怎麼又忽然回本鄉本土當田舍郎？鄉親們會說你在村口上大學呀！這不是走回頭路嗎？
大一時教室有一塊小黑板，我為入團，積極表現，便抄毛主席語錄。晚上自習結束拿拖把擦樓道，也是功課！大一時，我好幾次半夜感冒，韓佳升同學送我到校醫院。第一學期，女同學向雷鋒哥哥學習，張廣慧等為我拆洗被子。
我和劉澤英常在一起嘰里咕嚕，甭管英語學得好歹，反正愛說敢說，錯了也不臉紅。我自己英語不行，又是土包子，但我不忌諱不迴避。我把帶著問題學，活學活用也用到英語學習上。大概還有「積極主動爭取主動權」一類戰略思想。總想發言，就是總想打仗。還有林彪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也用上了。隗仁蓮因為是醜小鴨在教室前排中央就座，學習也刻苦。那個農村娃飽嘗過飢餓的味道，到北師大忽然知道世界上居然還有可以吃飽飯的營生，一個學期就長胖了，衣服不合身了。
文革來了
「文革」來啦。1966年6月1日譚厚蘭劉興隆得風氣之先，從紅旗雜誌社回來貼黨委大字報。下午忽然風向驟變，說不能否定黨的領導。傍晚時分，公共政治課著名黨史專家張靜如老師大字報扭轉乾坤，他說黨的領導應該是毛澤東思想指導，黨委如果有錯誤，也可以批評。遂挽狂瀾於既倒。《人民日報》筆桿子們引用馬克思一句話：「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們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惡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復仇女神召喚到戰場上來反對自由的科學研究。」這句殊為精彩，我琢磨了幾年，也未必探驪得珠。不過代表私人利益的復仇女神的確出籠了，比如我就特別仇恨我們大隊書記，所以他倒霉，我高興。
輔導員楊芝嶺的得意門生開始反戈一擊批鬥她，有人在地上畫一美女蛇，讓她站在蛇頭圓圈內。啊呵，原來我們尊崇的老師還是美女！有些在政治上不甘寂寞者始終走在前列。1966年7月27日傍晚，晚霞滿天，突然聞聽「毛主席萬歲」聲巨浪排空，師生熱淚盈眶者大有人在。陳伯達、江青、康生來到師大校園。自然還有王關戚、穆欣。大概後來陶鑄、王任重也來了，不過坐在邊上，也沒有人介紹，現在看來是被冷落的。工作組的劉卓甫（物價局長）被中文系的王嵐斥為「沒有孫友漁（七機部副部長，原工作組長）的孫友漁路線」。王嵐後來默默無聞，不顯山露水。那時候崇拜江青，說到底是因為崇拜毛澤東。這次的首長講話被傳抄全國，北師大譚厚蘭因而成為四大學生領袖之一。
1966年紅衛兵風乍起，我和劉澤英結伴去清華附中串聯學「唐僧取經」，嘛也沒取回。後二人一同加入紅衛兵師，旋又同時反水叛投井岡山，還在飯堂門前張貼「鄭重聲明」，煞有介事，宣布自即日起退出紅衛兵師。找到井岡山康健遞送了申請，康健說「研究研究」。我心想，我們看得起井岡山，你們還研究什麼。那時覺著這就是杜鵑山棄暗投明反水入伙而已。我們不是紅五類，有些理不直氣不壯。
師大的風雲人物，那時候還有陳蘭彬、鄭云云、李春秋、王頌平、李先華、蒲壽章（外號普魯東）。譚力夫鼓吹血統論，我當然反感。二附中的小闖將們有一次闖進北師大廣播站大鬧，對空喊話，大罵狗崽子。血統論盛行時，「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滾蛋」，「罵，罵，罵，罵出一個紅彤彤（甚至有念紅丹丹）的毛澤東思想新世界」。我們的女同學也張口閉口「他媽的」。國罵盛行，就是愛國。頭扎小辮，腰扎皮帶，女子穿短褲，就是那時的時髦裝束：摩登。有一次我在英二同學的《紅樓夢》上書寫「黃色書刊」，弄得大家不愉快。因為我想，談情說愛，與「三分之二」無緣。要武，不愛紅裝愛武裝，是理想。
李春秋的大字報一石激起千層浪：《擁護還是反對譚厚蘭等革命左派是真假革命的分水嶺》。這題目，多嚇人。後來的「紅梭鏢」就以這批老師為班底。我個人是支持這張大字報的——站在少數派一邊。不過在當時反對工作組，為被打成「游魚」的學生平反，才真的算是革命呀。
有一件事情值得回憶，我們外語系的孫文博大姐，革命幹部家庭出身，屬於紅五類，籌委會主任，紅衛兵師長（後來被叫作偽紅衛兵師，因為北師大是師級單位），廳師級幹部。有一次大會她朗聲道：「被敵人反對是壞事而不是好事！」引起一片噓聲。還有一次，32111鑽井隊做報告，她說：「給英雄的32111鑽井隊獻花圈。」她的名言：「毛主席為我們親筆題寫『北京師範大學』金光閃閃八個大字」。我掰著指頭一算，明明只有六個大字呀。你想，這分明是緊張所致，又不是她算術不行。我這裡不是嘲弄大姐。那個時代把人異化啦！
1966年冬我和雷、劉也試圖脫穎，辦了個鋼板蠟紙刻印之《新思潮》，引1918年《湘江評論》毛澤東話：「時機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閘門動了，且開了！浩浩蕩蕩的新思想業已奔騰澎湃於湘江兩岸了！順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傳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這是我們全體湘人最切最要的大任務。」「文革」大串聯，我和王爾德、雷天生、韓佳升來到太原南文化宮造大慶展覽的反，放了個馬後炮。被我們批判的王文章，老紅軍，後來成了副省級幹部。
文化革命是一個不知寬容包容為何物的時代。那時所繼承的政治學說，關於階級、階級矛盾、階級鬥爭國家學說、政權專政政府理念，同世界上最先進最已開發國家相差十萬八千里。文化革命起初想用公社代替國家。北師大新思潮派提出，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公社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馬克思國家學說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打碎舊的國家機器」。馬克思讚賞的巴黎公社那些摧毀舊國家機器的措施，主要都是弱化強制手段的措施，包括廢除常備軍而只保留民兵。馬克思絕不是廢除資產階級常備軍而建立無產階級常備軍。《法蘭西內戰》的核心思想是無產階級不能「借用」而只能「摧毀」舊的國家機器。巴黎公社在人類歷史上做了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的第一次嘗試。
我和同班來牛、新華諸君「文革」派性鬥爭中不選邊，而是做第三勢力中間派取中庸之道（但非逍遙派），不採極端立場，看兩邊都不順眼。這一派不知誰匠心獨運取名曰「大海航行靠舵手」「聯合編輯部」。此乃「海派」的由來。我們臨時起意，叫了個「雲水怒」「戰鬥隊」。其實沒有戰鬥，沒有發過一槍一彈，完全是個子虛烏有。1967年紀念領袖誕辰，我們出壁報紀念，劉來牛畫了波濤洶湧激流飛湍巨輪朝日領袖揮手，隱喻大海航行靠舵手。
不堪回首的紅衛兵運動
紅衛兵運動肇端於北京中學生——清華、北大、北師大、人大附中。「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是其衍生物。北工大譚力夫們講話大罵「狗嵬（崽）子」，令吾輩灰溜溜，一時雪壓冬雲白絮飛，高天滾滾寒流急。中學生到北師大廣播站罵狗崽子。我心裡不爽。文化革命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觸及靈魂，批人性論，污染和玷污了人性。人變成了鬼。
文化革命中外語系批鬥黎浩智老師，大字報羅列罪狀之一是他們哥仨叫黎浩智、黎浩仁、黎浩勇，和蔣介石的智、仁、勇符合。西北樓內有人罵董輝是狗崽子，董輝機智地說，他是勞動人民的兒子。方義奎說，你也配做勞動人民的兒子？他說：「陳伯達同志說，我們都是勞動人民的兒子。」理科一位湯姓同學遭遇人格侮辱，被罵作是「湯二麻子」，他出身不好，自我革命改名為毛為民，但同班級同學站在凳子上用長把掃帚覆蓋：「你也配姓毛？！」不讓他革命。方義奎同學後來因為質疑林副統帥而蒙難。我覺得我們應該徹底走出「批評某某人就是反革命」的惡性循環。我們當然不必要把反對某某人的人奉為英雄，英雄崇拜的時代應該過去，我們是肉身凡胎，不是先知先覺。我們也不鼓勵激盪人們同權威同長上做鬥爭成為英雄。但我們的確應該避免製造罪犯，徹底走出揪鬥——平反——揪鬥的怪圈。
1966年8月一夜，北師大二附中紅衛兵用皮帶抽打老師，女孩子失去了應有的羞澀和文靜，慘烈的哀嚎聲從被厚布蒙蔽窗戶的教室傳出，耳不忍聞。文化革命北師大死於非命的有著名馬克思主義邏輯學家馬特、物理學家祁開智。我們系的教授何萬福、胡明跳樓斃命。學生縱身一躍千古恨者亦不在少數。
始料不及的是，運動的發展走向反面，宋彬彬、宋要武們的父輩首當其衝。於是1966年冬發生了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十二月黑風，北京大中學紅衛兵中部分高幹子弟迴光返照，中學生有所謂「首都中學生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這批高幹子弟——第一批老紅衛兵發祥地——走向中央「文革」初衷的反面，受到周、陶、江、康批評之後，乃組織「聯動」以圖東山再起，炮打中央「文革」（包括王關戚）。1966年冬的一個寒夜，我們奉命到北京站搜捕欲逃離京都南下的「聯動」分子。
1966年北師大革委會的幾個熱血青年委員樊、黃、李頭腦一熱不知道怎麼就宣布推翻革委會成立無產階級專政委員會，好像十月革命攻打冬宮臨時政府一般。被稱為「有保姆的左派」的譚厚蘭此前因為與林傑風雨同舟（反對派叫賊船）而被打倒在地，這時候革委會其他人痛哭流涕表示上了林傑的賊船如夢初醒，大批骨幹宣布立即退出井岡山。半夜時分中央「文革」和北京衛戍區三道金牌急急如律令，樊、黃、李從此落入法網。「九七事件」，樊、黃、李推翻了革委會，按照遊戲規則被捕吃八兩窩頭。
王頌平等當初井岡山的開山鼻祖為對抗譚厚蘭成立井岡山造反兵團，十來個人七八條槍，成為最大反對派，當時就叫派性，和黨性對立。
1968年春發生號稱為「二月逆流翻案」的右傾翻案風——倒謝。北京紅衛兵中一派打倒謝富治的標語貼滿京城大街。三軍造反派所向披靡。謝當然是江青一派的。北師大井岡山造反兵團衝鋒陷陣。後來楊余傅被當作倒謝主力軍的後台逮捕，算平息風波，稱「反擊右傾翻案風」。林彪講話，局勢得以掌控。參與倒謝的「造反兵團」樹倒猢猻散，於是有了打倒王頌平、李先華的一幕出現。包圍工五樓斷水斷電。北師大原武裝部長在革委會武鬥動員大會上叫嚷「踏平工五樓，不要啦」，說他心情沉重，中午只吃了五個餃子，引起鬨笑。革委董主任做誓師動員演說。攻堅戰，雲梯是木梯。強力彈弓，勁弩連發，不過強弩之末勢不能穿玻璃。小平車當戰車。食堂工人杜某打兵團學生當遊戲好玩！所以工宣隊進駐算解救了兵團。
外語系有個「鋼一連戰鬥隊」，「縛蒼龍」，「瓦西里」，有雅謔之士諷刺曰：「瓦西里·伊凡·諾維奇·臭龍·契卡夫」。《詩·衛風》「善戲謔兮，不為虐兮」，意思就是善於開玩笑，但不使人難受。
「揪劉火線」把劉少奇釘在十字架上，高喊「打死他」的人群中就有我的身影。在北師大召開批鬥彭德懷、余秋里、彭真、李雪峰大會，全市數萬民眾扔石頭，全民迷狂，愚蠢得可以。那些用巨手在大卡車上使勁摁住彭德懷光禿禿腦袋又不時掰起他的亮晶晶腦門的人，自己後來似乎也坐了「土飛機」。
進了調查組
1967年3月我被抽調到社科院和北師大的「中央各部聯合調查組」，那是中央「文革」為滲透到周恩來管轄地盤竊取動向，為了掌控中央各部大字報上有關李先念、陳毅的意見，反擊「二月逆流」。我被分到財貿口。然而其實沒有見到過一張關於他們的大字報，沒有任何文字批評過他們。雖是有聞必錄，但也乏「惡」可陳。我們當時的心態是巴不得捉到虱子，越多越好，可惜沒有。當時野心勃勃，希望能打活老虎。青年人容易被利用。人有虐待情結，希望別人倒霉。肉食者正利用人性的弱點從中漁利。
我在中央各部調查組結識了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牟鍾鑒、李富華、李興華諸位大哥哥。起初奇怪怎麼還有大學生研究宗教，問他們可不可以結婚，是否必須持齋食素，是不是打到宗教內部竊取情報。後來才知道毛澤東說過學點宗教，又知道同在一個調查組的人觀點不盡相同，也有維護李先念、李富春、陳毅、余秋里的。他們後來也分成兩派。
文化革命打破師生界限，我們連起碼師道尊嚴都拋棄了，對老師直呼其名甚至喊綽號。有一次下鄉插秧勞動總結，三結合革命幹部系革委副主任柳玲梅說「有的革命同學大腿被螞蟥叮咬」，大家大笑，結果傳成「革命的大腿被咬」，甚至「革命同學被反革命螞蟥咬了」。
清查516越來越擴大，越來越離奇！普通學生質疑過某人，就是516。「有思想、有言論、無須行動，同一時期受同一思潮影響的人，皆為516」的定理出籠。邏輯推理是這樣的：1959年彭、黃、張、周並沒有共同策劃於密室，但觀點一致，就是反黨集團。
要董連猛交待（代）「九二黑會」的車輪戰術，我參加了，坐在後排。但後來越來越覺得這案件離奇地虛假，於是消極怠工。當然積極開展鬥爭的大有人在。有一次我領著他放風去主樓旁邊葡萄架下喝涼開水，就大膽和他坐下閒聊。他傾訴衷腸。我表同情，鼓勵他大膽翻供！我是內奸！我於是失寵於工人叔叔。
後來工宣隊炮製的荒謬絕倫之說出台：造反兵團是九七事件樊、黃、李第二套班子，是第五縱隊，和譚厚蘭演雙簧。這荒謬理論叫人大跌破眼鏡。這是荒誕派戲劇。我大膽批評這一胡說，充其量是言論，奈何亦被罷官——那個九七事件是幾個娃娃頭腦一熱搞起來的，連譚厚蘭也懵了傻了。
珍貴的複課
我們得感恩劉寶英老師在戰馬倥傯歲月里複課鬧革命為我們上英語課（內容不外兩報一刊社論老三篇）。我和拙荊至今還能背誦《為人民服務》中「Our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Eighth Route and New Fourth Armies led by our party are battalions of the revolution. These battalions of ours are wholly dedicated to the liberation of the people and work entirely in the people's interests. Comrade Zhang Side was in the ranks of these battalions.」（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張思德同志就是我們這個隊伍中的一個同志。）可是不爭氣的我，卻沒好好學習，而是醉心於黨同伐異亂黨政治暴民運動。我還寫大字報提倡取消中小學英語課，真乃昏頭昏腦愚昧得可以。我後來研究英漢對比，讚美拼音文字，斥責象形文字之非。我也有些內疚，因為「文革」的關係，在「文革」中，有時候我們和楊芝嶺老師劉寶英老師陳達星老師竟然形同陌路——因為忌諱談論「文革」派別敏感話題。
「文革」中兩報一刊社論單行本，我幾乎每冊必買。「文革」小報傳單首長講話，我攢了一紙箱，畢業時精簡後裝訂兩冊，但1980年亦遺棄。北師大非法印製的未發表的毛主席文集八冊，在全國應是最齊備的。這當然沒有被控告侵權索取版稅。有一次開會，我活學活說：「現在十點，開會。」大家鬨笑，因為這話是毛主席主持中央會議說的。工宣隊進駐落實政策（實為解放幹部）開會發言稿常是我寫讓董、孔代表二班去念。
「文革」後期，有些書店書籍解禁，1970年代初北京東安市場處理舊書、西四書店內部發行學術書籍，我都徜徉其中。北京琉璃廠中國書店，也是我經常光顧之地。
我常說「英語26個字母我只學了24個，『文革』就開始了」。我從來不避諱說自己是69屆大學生。我也不迴避自己在「文革」中還算積極——就因為這，同學同事佩服我說，人家巴不得撇清自己在「文革」中的事情。大學畢業，大家的鑑定寫的都是積極參加文化革命，只有我沒有這一句。我找到都祖堯書記，他反問我：「你積極參加文化革命是幹什麼？」好像我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了。我問，你說我幹什麼。南京大學研究生畢業自傳，我寫的是：以理性態度積極參與文化革命。大家覺得我的自傳樸實自然得體。四人幫倒台，我是徹底否定「文革」派中人。
《天涯》201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