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北京隻身南返，一路不順，無數煩惱，心情糟透了。
一、南京到上海
第一站到了南京在某國防工廠工作的大舅舅家，那是一個上午。往常對我極為熱情的大舅媽一見面就表現得十分驚恐。她一把將我拉進灶披間說：「大外甥，你怎麼這時候來了，你得趕快走！這兒不能留你！」原來當工程師的大舅舅已被造反派揪出來了，此刻正關押在「牛棚」里被群眾專政著，罪名是現行反革命、階級異已分子等等。我想細問根由，大舅媽說：「你什麼都別問，你只是得趕快走，你這次來對我們不好，對你也不一好！」於是我行李也沒放下，茶水也沒喝一口，站著就被轟走了。
八十年代末，我曾問過大舅舅，說你是階級異己分子還可以，怎麼會說你是「現行反革命」呢？我問這話時，大舅舅這個地主家庭的大兒子居然已經光榮入了黨，當上了這個萬人大廠的總工程師，工藝室副主任，正對共產黨恢復了無限熱愛的感情。他笑嘻嘻地說那是因為在車間讀報紙，我將江青的名字念成江渭清了。我也問過大舅媽，她說你大舅舅的檔案中有一條關於你父親的調查材料，說你的父親歷史不清楚，有兩個小學同學解放後不見了，懷疑他們是國民黨特務，逃到台灣去了。所以懷疑你父親是潛伏下來的特務。那時為什麼趕你走呢？就怕讓造反派看見了，還以為是你父親派你來搞特務聯絡的。
當時，我離開大舅舅家，外面已經下起了細雨，雨天中我站在南京的逸仙橋上茫然四顧，不知往何處而去？於是就去了玄武湖，找了一個亭子睡了一上午，中午吃了一碗雪菜肉絲麵，想到南京醫學院還有一個高中女同學，只好冒昧地投奔她。她將我安排在男生宿舍住了一晚。
我本來也可以從南京乘輪船直接返鄉，無奈心情落寞得連家也不想回。於是又乘火車到了上海，百無聊賴地走在南京路上。當我走到南京東路第十百貨公司門前時，有一輪大巴在身旁停下來。一隊阿爾巴尼亞人從車上走下來，個個身高馬大，有幾個人拎著籃球，於是知道這是阿國籃球隊的。轉瞬間就有就有一大群中國人蜂湧而至，像蒼蠅聞見臭肉一般，越來越多，一會兒交通就堵塞了。這群來自亞平寧山脈的洋人金髮碧眼，皮膚白白的，臉色紅紅的，圍觀的同胞個個菜色，連一個胖子也沒有。同胞們個個頭抬嘴開著，一個平視的也沒有，全是木然的表情。我也被裹挾在人群中。中國人啊，這是怎麼啦？果真是劣等人種嗎？這些外國人有他媽的什麼好看的？阿爾巴尼亞！屁股大的國家，上帝咬餅子時抖落下的一粒芝麻，吃我們的大米和白面，用我們的化肥和拖拉機，可我們的同胞在他們面前竟是這般的畏瑣！
二、回到家又離開家
從上海回到家中，父母弟妹們都抱熱烈歡迎的態度。我說錢包在清華西飯廳看演出時被小偷扒了，丟了20元錢（這在當時是很大的數目），母親說：「丟了就丟了，破財消災，回來就好」；我還告訴母親大舅舅送給我的「幸福牌」金筆（記得當時的價格是7元8角）被人在清華大禮堂前搶了。母親還是說：「搶了就搶了，破財消災，回來就好」。
這是怎麼啦？如果在平時，丟了這麼多的錢物，父母不得埋怨我好多天，可那天父母親全都不關心這些細節。母親望著我，喃喃地重複著：「回來就好，破財消災！」「回來就好，破財消災」。
我意識到她還有別的話要說。
半天，母親說你最好到城裡哪個同學或老師家中躲幾天吧，這幾天鎮上風聲緊，有人要貼你父親的大字報。我說那我就更不能走了，也好在家與他們講講理。父親原先坐在一旁抽菸不說話，這時說：「幼稚！哪能講什麼理呀，越講越糟，會連累你的。鄉下不比你們學校，只要一有大字報貼出來，就危險了。」我的父親是在政治風浪中見過世面的人，解放前就給新四軍辦過不少事，解放後成為共產黨政府在這個小鎮上信用的民主人士，一直是這個小鎮上的工商聯主任，三屆縣人民代表，縣工商聯執委，歷次運動如公私合營、大煉鋼鐵，都是緊跟共產黨的，從沒有走錯步，對於政治運動一向有一種閒庭信步的從容。可是這一次，父親的神色是那麼的凝重，我的心也無比沉重起來，意識到家庭正面臨著一場未知的劫難。我說：那我也不能走啊，多一個人在家總可以出幫忙拿拿主意。父親說不行，你必須得走。可是我往哪兒走啊？父親說城裡雖然也有親戚，但你一處也不能去，你不是有很多要好的同學、老師嗎！你就找一處落落腳。
在父母的堅持下，我算是喝了茶也吃了午飯，飯後步行20里去了城裡的一個中學班主任老師家。一路上自嘲著：「我好比，喪家犬，無路喔，可去哪啊！」「四郎探母」的調兒。
三、中學班主任
我的這位老師姓田，是個女的，教化學，高二時的班主任。田老師其實只比我大五歲，一向像姐姐對弟弟一樣的喜歡我關心我。我在她們家受到了很好的接待，內心溫暖了些些。
我對田老師最深刻的回憶就是高中晚自習後還常常將我叫到她的辦公室，將《中國青年》雜誌上的敢峰、白夜的文章介紹給我看。
高中畢業時，她在我的留言簿上寫道：
活著，
應該是火，
是烈火，
在燃燒，
用戰鬥的青春跟著紅旗跑！
我至今也不知道這首詩出自何處，但有點像馬雅可夫斯基的。它的漸進、跳動、激越的韻律最容易激動像我這樣一種入世不深，響往革命的少年的心。我後來將她的贈言多次運用，也轉贈給他人，還寫在照相薄自己的照片的下面，作為座右銘勉勵自己，幾十年來我一天也沒有忘記過這首詩。
回想起我的「思想革命化」歷程，正是從1961年那許許多多的看敢峰、白夜文章的夜晚開始的，漸漸地完成了從「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白專道路」到「又紅又專」的轉變。在這個過程中，「九評學習」達到一個高峰，65年參加「四清」又達到一個新高峰，但在整個文革期間，我似乎再也沒有過更新的高峰，總是不理解，總是跟不上步子邁不開腿，但直至1971年「九一三事件」暴發前，總的說來仍然可以算是「真誠革命」的。
這個長達整整十年的「真誠革命期」，田老師是我最早的啟蒙人。我後來反思這個經歷也從來沒有埋怨過田老師，這個虔誠的黨化教育工作者，自己一生連黨也沒有入得了。因為她有一個叔叔在台灣，但她自己從來也不知道，她甚至不知道自己還有過一個叔叔。但是黨知道，黨知道了也不告訴她，只是一次一次地將她的「入黨申請」不予理睬。
四、眾生如蟻不如蟻？
我在田老師家住了一個多星期後，大妹妹進城來通報說「沒事了」，才又回到家中。至於當時為什麼「可能要出事」，後來怎麼又「沒事了」，箇中的緣由，我始終沒有搞明白。
居家的日子是無聊透頂的，除了讀了一些馬列及魯迅的書，就常常在街面上看熱鬧。過了幾日，恰逢公社召開婦女代表大會，然後就是遊行。一隊一隊的婦女從家門前走過，全都是一隻手舉著一面寫有標語口號的三角形的彩色小紙旗兒，另一隻胳膊里夾著一疊衛生紙。那是公社領導為了慶祝婦女大會的勝利召開，特別組織的計劃外的物資供應。於是婦女們全都很高興，興高采烈地喊著口號，背誦最新最高指示，也在大街上扭腰扭屁股地跳怪誕的「忠字舞」，嘴裡唱著「千萬顆紅心在熱烈的跳動，千萬張笑臉迎著紅太陽——」她們確實扭得很瘋狂，笑得很陽光。
我站在自家的門口，看著上千人的隊伍浩浩蕩蕩地開過去，幾十分鐘後又浩浩蕩蕩地返回來，清一色的蘭衣蘭褲短頭髮，清一色傻B傻樂的傻表情，我的心沉到了海底。一疊例假用的，擦屁股用的衛生紙，就把我們的姐姐妹妹、大嬸大媽們高興成這個樣子！太諷刺了！太悲哀了！
最悲哀的是她們似乎全都高興得很自然。
跌足長吁：眾生如蟻！眾生不如蟻！
2014-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