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井下石是中國文化的精髓。中央整高崗、整彭德懷、整劉少奇的時候，那些高幹，高高幹，他們的戰友，大多也是爭先恐後地扔石頭，批判徐邦治的時候，同學們都不見其然，不知其然，誰也沒有見到那個「反標」實物，所以，後來誰也說不準「案情」，但因為黨支部一號召也是紛紛砸石頭，人人添磚加瓦，把徐邦治日常的言語上綱上線加罪，更加證明徐邦治是「反革命」了。
那樣的時代，那樣的氛圍，人人都成為義務線人，人人都成為光榮的告密者！可怕不可怕？我們告別了那樣的時代嗎？「隔牆有耳」、「言多必失」、「禍從口出」、「知人知面不知心」這些古訓都壽終正寢了嗎？歷史的慣性是否喬裝打扮成了餐館裡西裝革履或袒胸露臂的貴客呢？
（四）年輕人，火熱的心
1956年，是我們記憶年輪上的一個重要的節點。黨中央諄諄告誡全國：隨著經濟建設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毛澤東提出了繁榮藝術科學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號召全國全黨「向現代科學進軍」！
大學要大發展，事所必然。1956年大學擴招，生源不足招生需要。我們這些解放後初期參加工作的青年知識分子，原來只有初中或高中文化，此時年齡還不算太大，以讀大學而言，耽誤只有幾年，遇到這麼好的機會怎麼不蠢蠢欲動躍躍欲試呢？這就是我們那個年級的108個同學中，有三分之二是調干生的原因。
我們108個同學來自華東地區五省一市，年齡從17歲到30歲，調干生來自黨政軍學，工農經文，各行各業都有，級別高低參差。這樣一個大雜燴的集體，各人的閱歷、知識、志趣差異很大，有的同學在入學之前就確定了做作家、詩人、戲劇家、文藝理論家、美學家的志向，而且做了較好的業務鋪墊，因此大家努力求知上進的大志願、大方向、大目的是大體一致的。如果處在一個包容性強的學習環境裡，不搞無窮無盡的階級鬥爭，同學們之間是不難建立互諒互容的和諧關係，而且產生互補效應，促進人才的良性成長。
那時山東的教育還比較落後，高中生更不夠高校招生的需要，因此有了大量南方同學。徐邦治原籍南京，在上海《青年報》當編輯，所以是從上海考來的，而我家在上海，卻是在南京軍區後勤部工作，因此是從南京考來的。
徐邦治是團支部書記，我是支部委員，所以和徐邦治在一起開會不少，我印象最深的是討論幾位來自農村的應屆高中畢業生經濟困難的補助申請，全額助學金是12元，生活補助最高4元，可以解決最低生活需要。我們總是懷著深深的同情，建議系裡給予最高的補助數額。
我們之所以報考山東大學中文系，除了嚮往避暑勝地青島和山東大學的歷史聲譽之外，是因為這裡出了兩位受到毛澤東誇獎的「小人物」李希凡、藍翎，他們因為批評一位北京大學老教授俞平伯寫的《紅樓夢研究》被偉大領袖賞識，一時之間成了全國的風雲人物。一文成名，風流雲散，惠及莘莘學子。許多青年成了他們的「粉絲」。中國人民大學的一位才華洋溢的女生程海果取筆名「林希翎」，就是合併了他們名字中的兩個字以及馬克思文藝理論家林默涵的姓氏。不幸的是林希翎後來成了大學生中最著名的右派，而藍翎自己也成了右派。這是後話。
雖然那時我們還不知道「不想當將軍計程車兵不是好士兵」這樣充滿資產階級個人奮鬥精神的經典名言，但進了山大中文系想當李希凡、想當藍翎的心願是隱然在胸。
那時，我們心中幾乎可以說，人人都有一個「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野心，就是成名成家的理想。所以入學以後，大家「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沒有時間，也沒有興趣，虛擲光陰，浪費時間。雖然我們之間有年齡、地域、出身、閱歷等等的差別，但這在求知方面反而具有互補的優點，形成為一個團結、友愛、寬容、和諧的團隊，互相之間絕無拉拉扯扯、說長道短的毛病。誰有心思去觀察、檢舉、揭發、構陷同班、同組、同室的同學呢？
徐邦治作為當時最受青年歡迎的《青年報》的「資深」編輯，已有較好的文字功底，進入中文系學習那是志得意滿，如魚得水，如願以償。
（五）人生得意須盡歡
徐邦治原來在華東團工委與上海市團工委的機關報《青年報》做編輯，是骨幹人員，因為執意要進修，領導不得不放行。入學後，正遇到調整工資。報社給他調高了一級，到20級，轉來學校。這說明領導和同事對他的器重，人已走，茶還熱。調干助學金是按照原級別的4個等級合併為一級。17—20為一個等級，21—24為一個等級。這一調使他的調干助學金提高了一級，每個月多了4元錢，為29元。我們班上能夠享受這一級助學金的調干生只有寥寥幾人，所以他忽然成了調干生中的「高幹」等級。那時買一部精裝本《紅樓夢》為4.7元，平裝本《關漢卿戲曲選》1.1元。徐邦治既有經濟條件，又有廣泛求知的興趣，因此遇到文學名著即買。他被逮捕的時候，藏書裝了好幾箱。
徐邦治原來的21級就比大學畢業生的工資高，20級比大學畢業生的工資高了兩三級，在當時就很令人羨慕了。我說你這是白讀了大學。他說：「錢這玩意，生不帶來，死不帶走。知識卻是買不來的。那兩級工資算個什麼。」
那個周末，我們幾個南方同學聚餐，菜錢依然AA制，每人1元，酒錢徐邦治掏。我們祝賀他晉升一級，互相祝酒，互相勉勵：千萬不能虛度光陰，要對得起這四年啊！一個同學舉杯，念誦了李白的詩句：「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
晚上我們沿著棧橋海濱踱步回校，霧靄充滿了天空，路燈在霧氣中閃爍，聽得見輕輕的浪花拍擊岩岸，在朦朧的膠州灣海水深處，傳來低沉而神秘的「海牛」嗚咽聲。雖然據說這是德國人建立的氣象裝置，但青島人卻把它當做了城市的特殊景觀，海牛叫，喜鵲鬧，財神到，象徵著吉祥。我們都沉浸在美好的遐想中。青島的海濱具有永恆的魅力，特別在此時此地！
（六）徐邦治具有新聞人的感悟力
因為徐邦治來自《青年報》，我有了別樣的親切感。
我於1949年11月入團，入團後就讀到《青年報》。《青年報》是4開小報，每周兩期。1950年初我偷偷地給《青年報》投了一稿，幸運地是我的「處女作」得到發表。對於一個初三學生來說，自己的一篇三四百字的習作，冠上自己的姓名，能夠變成鉛字，那是無上的安慰和激勵！
後來，1951年7月，我作為華東軍區後勤幹校的學員代表回上海做匯報宣傳工作，在記者招待會上，《青年報》的記者拍了我發言的照片，馬上就衝出給了我。大概因為我在上海和軍內，都做過報紙通訊員，說話比較符合新聞特點，所以記者對我特有好感。我的發言被刊登在第一條，加上醒目的提示。攝影記者也給我拍了照片，我一直保存至今。因為記者招待會是在上海大廈的22樓舉行，攝影記者在衛生間安設了暗房，所以很快就衝出膠捲、印出照片。因此，我心裡對《青年報》多了一分熟悉，多了一分親切。這樣和徐邦治的話題就多了一點。
再者，那時，華東團工委書記是李昌，李昌是「一二九」學生運動的主要領導人，四川人。他召集過我所在中學的團幹部去開會，因此我有機會近距離見到他。他是我參軍之前直接見到過的最高級別幹部，印象中，他是一位非常親切樸素、和藹熱情、精力充沛的幹部。徐邦治見到李昌的機會當然多了，我也聽到他對李昌的讚揚，說他很具有民主作風，凡事循循善誘，說理商量，不輕易批評下級。
那時，《青年報》報社只有十幾個人，是一個精幹的班子，在《解放日報》社的四樓辦公，吃一口鍋的飯。因此，徐邦治對於新聞界的內情知道較多，常常說一些內部故事給我們聽。
我呢，做過《解放日報》的學生通訊員，寫過豆腐塊的小文章，所以對於報社的事情，比起別的同學，可能更加關心，興趣更濃。據徐邦治說，《解放日報》每天印出的報紙，第一張第二張立刻要送到市委書記和總編輯的手上。他們首先審讀頭版頭條，如果出了政治錯誤，哪怕只是一字之差，卻謬以千里，那麼，他們會立刻電話指示停印，所有已經印出來的報紙全部作廢，發出去的立刻追回銷毀。這樣的事，幾十萬份報紙作廢的事，出過不止一回，說起來真是不可思議。說這些故事，我是第一聽眾，聽得幾乎目瞪口呆。
徐邦治就是在這樣的環境裡工作了六七年，以他特有的新聞職業敏感性，具有遠遠高出我們一籌的政治領悟力感悟力，有些新聞，他讀了能見我們之所未見，讀出弦外之意，畫外之音，而我只能照本宣讀。那年頭，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到我們入學，毛澤東卻一反常態，大肆鼓吹雙百方針，整風鳴放，我覺得一口怨氣可以發泄了。原來在肅反運動中，我成了華東軍區後勤部第一個點名的小集團頭目。我給我的小集團中的唯一成員顧和寶——所謂小集團，其實就是我們兩個人——寫了一封盡情發泄怨毒的私信。這位「活寶」老兄，又把我的信給他的朋友黃金科看了，黃金科又傳給別人看，造成了影響。結果，顧和寶做了轉業處理，黃金科打了右派，發配北大荒勞改。我主要也因為這封信打了右派。
徐邦治對我說：「你呀你，怎麼這麼糊塗呀！你以為胡風之後再不會拿信件整人了？你是聰明反被聰明誤。這下你一腔怨氣發泄完了，過癮了吧！你看，我們班上的某某，肅反被整，不叫冤，還要感謝黨，結果怎麼樣？小不忍，亂大謀。你還想成名成家。這真是自作自受！」在大鳴大放的日子裡，徐邦治任憑風浪起，專心讀書，除了隨大流，隨聲附和幾句，幾乎沒有發表什麼高見，引人注意，所以算是平安過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