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中，新聞界吊了一條一條的大魚，許多名記、報人打了右派，有的人他很熟悉，很敬佩，忽然一夜之間成了右派。他說，自己沒有打右派實在是僥倖，當初堅決離開報社倒沒有想得這麼深遠，只是想多讀點書，做個有學問的人，現在看來這條路沒有走錯。他最慶幸的是自己進了大學，逃避了一場大災大難，也因此他就麻痹大意，被人盯上了。
（七）徐邦治極為服膺高亨先生的才氣
山東大學中文系以教授實力雄厚著稱。在中國古代文學史方面有全國著名的學者陸侃如、馮沅君、高亨、蕭滌非、黃公渚等五位，被稱為「五嶽」。當時，陸馮是夫婦，二級教授，後三位是三級教授。對於我們來說，最最幸運的是趕上了末班車，聽這些大師級的教授給我們上基礎課，從此以後他們就只帶助教、研究生了。
當時好像沒有「大師」的稱謂，但我們確實視之為偶像。所謂「大師」是在學問或藝術上有很深的造詣，為大家所尊崇的人。我們幸運地聽了高亨和黃公渚兩位先生的授課，他們確實是不同凡響，是用語言文字難以描摹的傳道授業魅力。原來大師就是大師，不同凡響。如果你讀了大學，卻從來沒有聽過大師講課，那應當說是難以彌補的重大缺憾。陸侃如先是因為當副校長，後來打了右派，沒有上課。馮蕭二位，因為大煉鋼鐵勞動、學生編寫文學史等等原因，只給我們餵了幾塊壓縮餅乾。儘管如此，高黃二位的講課使我們受益匪淺，永遠銘記在心。聽他們的課，是一種享受！
我們第一學年學習先秦文學史，由高亨先生主講。開始我們並不知道高先生的來路，僅僅只憑了他那胸有成竹、氣勢澎湃的風格，就一下子被鎮住了。原來高亨先生畢業於清華大學吳宓做院長的國學研究院，師從梁啓超、王國維二位至今仍然空前絕後、不可再造的國學祖師爺。名師出高徒。高先生在先秦國學研究方面那是叫人拍案叫絕。他熟悉先秦典籍，可以倒背如流，再加上金文甲骨、說文段注、訓詁版本等等，叫我們目不暇接，如墜五里雲霧之中。他最拿手的絕活，就是講到要緊處，一句「據我考證」就暫停，鏡片後的兩眼一瞪，瞅著我們，右手拿著粉筆指向我們，設下幾秒鐘的懸念，之後，他就滔滔不絕地說起「據我考證」的結果。引起我們最最好奇的是《詩經·陳風·月出》這首愛情詩，古今已有定論是情詩。可是經過高夫子的「據我考證」，變成了奴隸主對奴隸的殘酷壓迫：在一個月黑風高之夜，火把熊熊映照之中，「陳國的統治者，殺害了一位英俊人物。作者目睹這幕慘劇，唱出這首短歌，來哀悼被害者。」
高先生承認，古往今來，注家都認為這是一首愛情詩，但「據我考證」，「佼人僚兮」、「佼人燎兮」的「僚」、「燎」字，不是形容女子的嬌美，而是假借為「繚」，束縛纏繞，一個奴隸被「五花大綁」，「燎」則是火燒「佼人」。他說，這首詩是奴隸社會階級壓迫的活生生證明。我們這些第一次學習《詩經》的學生，聽了這番高見，實在是佩服得五體投地。他說，你們想要登我之堂入我之室嗎？好，我給你開個書目，先讀10年再說。乖乖龍的龍！
徐邦治極為服膺高亨先生的才氣，但他並不盲從。有些同學對比了各家說法，議論紛紛。徐邦治卻能一言中的。他說，這是庸俗社會學。一句話把我們鎮住了。但是他說，高亨先生發表謬論也與眾不同。他太有才氣了。雖然穿鑿附會，但那種理未必直，氣卻雄壯的氣魄，誰能學得來？
《詩經》是我們入學之後第一學期的課。我們許多同學根本不知道何謂「庸俗社會學」。如果就知識準備來說，我們年級的同學可謂五湖四海，三教九流。調干生社會知識較強，如徐邦治者，一直從事新聞工作，文藝政治知識較多，就能說出什麼「庸俗社會學」這樣的專門術語。
徐邦治佩服黃公渚先生的文氣。他說，黃先生自己就是魏晉風度的化身。你到他家看看吧，詩詞歌賦、琴棋書畫無所不通，成天關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兩耳不聞窗外事，連（山東大學的）房副書記他都不認得，實在難得。他成了陶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大隱隱於市。藝術成了他的身家性命。徐邦治追求的嚮往的是那種超然、散淡、瀟灑、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生活。他好塗鴉也是源於這種性格。
（八）八千里路雲和月
徐邦治出獄後，在山大完成了最後一年學業，不是去了山西長治，而是去了河北邯鄲，在邯鄲二中做教師，那應當是1963年。三年後，爆發了文化大革命。
我現在保存著他1982—1986年給我的7封信。
從1982年6月5日給我的第一封來信看，應該是我先給他去信，他很快給我的回信。二十多年的分離，我們經歷了滄桑之變，感慨良多，不勝惆悵。我們「平反」、「改正」之後都急迫地希望離開原地。所以主題都是謀求調動，說了許多難以調動的情況。他說：「從報上得知，同窗中成才者比比皆是，（李）逸濤、（佘）樹森、朱迪、（潘）仁山、（牟）世金、（王）興志之輩均蜚聲文壇，著作豐盈，如今我已兩鬢斑白，過去的抱負已成過眼煙雲！真是『往事已成空，還如夢中』，確已不堪回首了。」
1983年6月5日的信道：「目前全國改革之風頗盛，知識分子處境日益改善，我輩可余時光不多，卻不能為國報效，下面關卡太多，實有寸步難行之感。」
1984年3月12日的信道：「我的處境誠如你所說，迄今毫無改變。對於我輩調動之控制封鎖極為嚴密，若非有關係，只能望洋興嘆。……我期待有機會能與你相唔，屆時暢談，亦一樂事！」
1985年1月22日信道：「昨天我從無錫回來，拿了無錫縣人事局調令，同意接受我去無錫縣報社報到。報社就在市內，人較少，規模是縣報，但由於離南京近，故我也就確定了。」
1985年5月6日信：「我和愛人及孩子於四月下旬來無錫，愛人分配在縣醫院工作，兩個孩子在市內中學讀書。我在報社新聞組工作，因情況不熟，目前主要是在家編輯稿子，很少下去採訪。……如你來山大，見到老同學均請代問好。蔣煒兄在常熟何處，亦盼告之，俾有機會去看望。你如南下亦望來找我。」
1986年1月1日信：「報紙工作比教育輕鬆些。半年來我對外發稿數篇，有五篇在中央一級報紙上刊出，只感筆力不健，寫了不少廢品。」
1986年6月2日信——這時我已調進山東大學附中——道：「我來無錫已近一年，工作尚可，惟系小報，僅限於一縣之內，加之住房尚未解決，故處境與兄相比，尚略遜一籌。……齊魯老友想來均無恙。時光匆匆，吾儕均入老境，再能聚首亦復不易，以我在錫之地，江蘇校友亦有十人之多，然亦未能見面。只有再看機緣吧！」
摘錄了徐邦治的信，叫我又回眸了幾十年的風雨人生。我們從十幾歲「參加革命」的翩翩少年，忽然變成了革命對象，不是右派，就是反革命，「經革命之風雨，見鬥爭之世面」，歷經坎坷，九死一生，總算成了倖存者。一句古詩湧上我的心頭：「八千里路雲和月。」
（九）三十功名塵與土
1986年夏天我和徐邦治邀約到常熟蔣煒家相聚了一次。我從上海去，徐邦治從無錫去，當天往返。入學開始，我們都在一個班，相處也比較融洽。我們三個人，大難不死，得以相聚，也算是人生不幸之中的大幸。
蔣煒這時已經成了縣政協委員，入了黨，工作上也是重點骨幹。常熟本來是魚米之鄉，沙家浜所在地，此時入全國百強縣前5名，老百姓富得一塌糊塗，普遍享受到改革的成果，蔣煒介紹起來眉飛色舞。蔣煒的一些老同事不少已身居縣裡高位，他本人在縣裡也可以屬於「元老輩」的幹部，所以人脈很通廣，辦點私事也很靈光。女兒在蘇州大學做團委書記。他有點志得意滿，心寬體胖。蔣煒已經不是那個精瘦精瘦的小伙子了。蔣煒對於回常熟甚為滿意，非常注意研究飲食，對於招待我們的菜餚每一道都有講究，魚蝦蟹肉，從選料到烹調，都能講得出名堂，夫人掌鍋也很有門道，他成了一位美食家，我們美美地享受了一頓地地道道的常熟風味的美食。
酒酣耳熱中，徐邦治徐徐述說了他的一些經歷。文革中他被學生鬥得死去活來，打折了手指，全家人被攆到教室樓梯的底下棲身。為了平反他到北京上訪，晚上就攤開報紙睡在火車站候車室里。平反後，幾經周折，終於調到《無錫縣報》。無錫是全國百強縣之首，經濟狀況較好，所以也還有施展新聞才能的餘地。但是，離開新聞工作已經30年了，社會情況，人際關係，大為改觀，縣報和《青年報》的對象任務也截然不同，所以這一年多也才熟悉過來。他後來去上海遇到早先的同事，已經做了《解放日報》《文匯報》的領導，自然歡迎他去，但是重新安排家屬工作，孩子上學，以及住房，也不容易，自己已經年過五十，所以也就放棄了再進上海的誘惑，庸庸碌碌，了此殘生算了。
提到庸庸碌碌，蔣煒說，我們從進山大到現在，30年了。你們那時想到了今天嗎？這30年，我們豈止是庸庸碌碌？我們學習保爾的話，人的一生要怎樣怎樣度過，可是真正安於庸庸碌碌的人倒是可以太平，就像文革中的逍遙派。不想庸碌的人，大多遭遇不幸，憑了幾句話，就把你戴上什麼帽子，打進地獄，這就叫革命？這樣的革命算什麼？這30年我從學習做牛鬼蛇神開始，一方面是人模狗樣地做老師，一方面是低三下四地做右派，雙重人格，雙重心理，慢慢地學會樂天安命，逆來順受，笑在臉上，痛在心裡。現在似乎回到了人世間，但是黃金時代已經付諸東流！
我說，蔣煒呀，你別不知足了。多少人打了右派之後，老婆離婚，戀人吹燈。王寅仙和你不吹不棄，也就難得了。
我請蔣嫂過來，共同為她和他們的幸福乾杯！
蔣煒說，你們二位也算幸福的了。多少人家破人亡之後，至今孑然一身。寅仙，來，我們也祝福他們！
徐邦治說，雖然三十功名塵與土，但是我們終於熬過來了，還有了一個家。大家共同祝福吧！
我說，蔣煒，你三十年前的一個許諾今天沒有兌現？
他睜大了紅絲絲的眼睛，問，什麼？我許諾過什麼？
我說，那時，你總是吹你們常熟有一家叫花雞，多麼有名，多麼味美，要請我來品嘗。忘了吧？
啊，啊，真是忘了，下一回，留有餘地吧。
吃完飯，我們還到照相館拍了照片紀念，然後高高興興地告別。但是遺憾的是我們沒有下一回。蔣煒也是死於心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