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9年秋季開學伊始，我們進入了大四，室友徐邦治同學突然以「反革命」罪被捕。
我們年級——山東大學中文系1956級——在1957、1958年打了8名右派之後，1959年又打了徐邦治同學的「反革命」。最近（2010年）聽北京的張毓熙同學說，徐邦治也走了，一年多了，急性心梗，在去銀行取款時猝倒。我感到突然。人在無災無難的時候，心理時間發生加速度快轉。這幾年我忙於照顧老伴，自己也得了肺癌，沒有顧得這位遭遇比我或許更加不幸的老同學好同學。大概在兩年前，我還受託，為一位同學探問他的電話，找到了，說了幾句話，知道他退休後還在無錫——無錫縣報，我想還有機會見見面，等南下的時候，到無錫下車，看看他，敘敘舊，哪裡知道他竟然走到我前頭了。人到了七老八十，想要做的事，例如旅遊、會友、寫文……，不能拖，要做就快做，否則後悔莫及。
我和徐邦治都是1956年考入山東大學中文系的同學。從入學開始，我和徐邦治就在一個小班（30餘人，年級的三分之一），一個小組，一個寢室，所以交往比較多，相處比較融洽。他從入學起就擔任小班的團支部書記，我起初擔任過支部委員。1958年，我打了右派，但和他仍然往來，只是有所避諱。進入大四，1959年秋季開學伊始，有一天我吃過早飯回到寢室，突然看到徐邦治的被褥書籍被幾個同學在急急地翻倒打捆。我驚訝地問：「怎麼？怎麼？」一個同學側身對我耳語道：「已經被保衛科帶走了。」雖然早幾天耳聞他出了事，還開過批判會，不過是塗鴉不小心，被牽強附會，加上了罪名，估計只要解釋清楚了，應該沒有事，但沒有料到這樣。我們8個右派中只有3個送去勞教，他怎麼會處理得這麼重呢？這真是晴天霹靂，但也不奇怪，幾年來這種故事即使在山大遇到聽到太多了，布告欄里，開除、逮捕、勞教、判刑的學生還不是隔三差五的家常便飯嗎？
（二）塗鴉塗成的「反革命」
五十年來，徐邦治的冤案成了同學們關心的話題。據我所知，關於此事，至少有三個文字版本的說法，情境細節各有不同，但共同之處都是說把他隨手塗鴉的文字串聯成反標「毛澤東豬」而定罪。
三個版本中，凌南申同學寫的《徐邦治同學的遭遇》（手稿）可能最接近事實，故錄之如下：
上世紀80年代初的一天，我與山大保衛處處長李文昌同志在校園偶遇，閒聊中談到徐邦治同學在1960年的遭遇。他說，徐邦治一案是他經手辦的，他當時是山大保衛處的科長。
他說，1959年，徐邦治在一次小組學習會上學習毛主席關於「大養其豬」的號召時，在一本《中國青年》雜誌的封面上亂寫亂畫。從他寫的字中，可以看出有「毛主席養豬」五個字，但後兩個字與前三個字不完全在一條直線上，其中「養」字略小，且有些模糊。山大將該雜誌送有關部門鑑定。鑑定結論認為「養」字是故意弄模糊的，以此造成一條「反革命」標語。我對李文昌同志說：我和徐邦治同學當時在一個學習小組，學習毛主席的號召時，老徐有些心不在焉，在一本雜誌上寫些什麼。我記得他用的是紅藍鉛筆，那種筆是沒有橡皮頭的。小組會一結束他一甩手就走了。他那時沒有所謂「作案」的條件，「故意弄模糊」字跡說純屬主觀臆斷。
原來，一字誤解造成了一起冤案，致使邦治學兄蒙冤受屈，令人痛惜。
1962年初夏，邦治學兄結束「勞改」，他回到山大要求解決工作問題。中文系章主任接見了他，讓他立即返校和應屆畢業生一起分配工作。據曾在山大校務處工作的侯善本學兄回憶，章主任的許諾是經教育部批准的。這實際上是為邦治學兄徹底「平反」了。老徐當時要求再讀一年書，故延至1963年被分配去了山西省，到山西長治當中學教師。他後來被調回江蘇工作，回到了他闊別多年的長江之濱。
這個版本的說法可能最接近事實，因為此說出自當時的全權經辦者、山東大學的保衛科長，雖然是相隔二十年後的回憶，但不致太離譜，也和我聽來的印象中的說法吻合。徐邦治的冤案，是因為隨手塗鴉，寫者無心，見者有意，把「毛主席」三個字和另外橫豎不相關的字「豬」牽強附會在一起，解讀成一條「反標」，於是以反革命罪鋃鐺入獄。
由於上學期間我徐邦治關係較近，文革後我獲得「改正」，他獲得平反，他從邯鄲二中和無錫縣報給我來信多封，我還保存了1982—86年間的來信7封，並且1986年我和他還到常熟蔣煒（也是右派同學）家小聚過一次，我可能是能夠較為準確說明他的若干情況的唯一知情人，因此我有責任與義務予以介紹。
關於徐邦治的復學，其原因可能是參照了處理右派的一種辦法「保留學籍，勞動教養」3年，我們年級的王長亭打了右派就是這種處理辦法，因而復讀。此外，不排除校方系裡也有同情他的人，對於那種穿鑿附會、構陷成罪的處理有所保留，而不是表明「章主任的許諾是經教育部批准的。這實際上是為邦治學兄徹底『平反』了」，因為他後來為平反還到北京上訪過，最後還是山大正式宣布平反的。再說，這件事未必需要經過教育部批准。
（三）偉大而可怕的歷史慣性
徐邦治有一個習慣：好塗鴉。他只要開會，就在手邊的報紙雜誌的邊邊角角上，信馬由韁地隨手亂塗亂抹，下意識地寫字，寫的大多是一些時下流行的熟字熟詞，寫過之後就隨手棄置，並不收拾保藏。我從來不以之為然，但是寫者無心，看者有意，看在眼裡，疑在心裡。發現並舉報徐邦治的人，據說是同寢室的一位已經去世的同學。作為歷史教訓，無論這位同學是否在世，我們總應該追究一點原因吧。
毛澤東的偉大歷史功勳就是創造了一種不同於蘇聯依靠專政機關肅反的中共特色：黨委領導與群眾運動相結合的肅反鎮反。這種廣泛發動群眾肅反鎮反的模式，草創於江西蘇區，繼承於延安「搶救運動」，發揚光大於解放後，形成了歷史慣性。從鎮反開始，經過反胡風、肅反、反右這些政治運動，人們的政治警惕性越來越高，越來越繃緊了階級鬥爭的神經之弦，眼之所見，耳之所聞，到處都可能敏銳地嗅出階級鬥爭的新動向，自己身邊的每一個人，都可能是潛在的階級敵人。不過真正達到這一境界的還是少數人。這位我們朝夕相處於宿舍的同學，自視出身好政治好，確實是一位左味很足的同學，具有高出一般同學的嗅覺聽覺視覺，儘管口齒訥訥，專業平平，但是批判別人的時候，卻是善於上綱上線，氣勢凌人。他成了有心人，竟然去檢查、辨識徐邦治留下的塗鴉字跡，從中拼接出一條「反標」，鍛鍊周納、羅織成罪。而接受了他的舉報的人員、部門，寧左無右，寧信其有，不信其無，即使其中可能也有正直的人，起碼也表示了某種懷疑，但是為「犯罪嫌疑人」辯白那是喪失無產階級立場的原則問題。再說，那時實行的是有罪推定，不存在什麼「犯罪嫌疑人」。先定罪，後收集整理材料。你整過來，我整過去，最後，我們年級的黨支部書記，一位整起人來心不慈不手軟的人，後來竟然也被整到勞改隊裡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