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好漢囚禁軼事（四）：楊柏揆
北明
選自《告別陽光•八九囚禁紀實》
「牛頓說他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我認為這挺危險，還是立足事實的大地上最牢靠。「
——楊柏揆，引自《中國青年》1989年4期，」楊百揆：立足於事實的大地上——我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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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認識他，我是說，八九前，我不知道這個人。不過有一個類似連前塵影事的錯位：他是八十年代中國啟蒙思潮中著名的《走向未來》叢書的作者之一，我是這套叢書「被人擠掉」的一個作者；他在這套叢書中出版的書是政治學專著，叫做《西方文官系統》（1985），我被擠掉的書是文化人類學專著，叫做《史前意識的回聲》（1988）。還有一個錯位：他78年高考上大學的夢想是當個記者，結果沒當成，命運領著他做了學者；我78年高考上大學的夢想是做人文學者，結果八九六四學術生涯夭折，鬼使神差當了記者。但與我他是名副其實的八九難友。而且在那些囚禁受審的日子裡，他一定知道我，就像我知道他一樣。
我們大約在同一時間囚中歸來。他與許多參與八九民運的學界、新聞界、出版界知識人一樣，被迫離職：他以春華秋實的40歲年齡，從政治學所退休。我則因為陪同全國通緝要犯「八九黑手」鄭義潛入中國地下，從此與精神連體的難友們相忘於江湖。後來我知道，囚中歸來的楊柏揆與這一撥北京政保一處審理的大部分難友走了同一條路，人退原職，但志堅意猛，他奮力研究中國社會、經濟、文化傳統、民族特性、國際政治、中外法律比較等問題，後兼職北大中國國情研究中心研究員等職務。編著譯著甚豐，都是與人合作，其中廣為人知的一部是1999年年出版的與後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克強和原中央編譯出版社副社長劉庸安合作的譯著《法律的正當程序》。
——楊百揆是一個在政治打壓中拒絕放棄獨立思考並堅持曲線救國的良心知識人。
我是從警察手中一封信的落款上知道楊百揆這個名字的，同時也知道了此人的供職單位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
那是過年前夕，審訊結束，等候發落的時期。看守們實行人道主義，要我們每人寫一封家信，由他們寄出。看守老宋手拿寫著」楊柏揆「這個名字的一封信來到我房間，等我也交上一封家信。
「這人是誰？」我指著那信上的名字問老宋。
老宋所答非所問，他指指我的隔壁說：「就住那邊。」
如果有一架攝影機同時錄製三二四房間和三二二房間，那麼屏幕上出現的情形一定十分有趣——
這兩個房間裡各自隔絕封閉著的兩個人，總是在同一時刻作同一件事情。七點鐘了，同時起床。八點鐘了，同時從敲開的門遞出碗碟，又接進飯來，端著走到桌邊就餐。同時吃完飯，到洗手間洗碗，頭對頭，手對手，從同一個水管的兩個龍頭裡接水。然後，到了九點鐘，幾乎同時打開電視機，看早間新聞、電視節目（張汨走後，我立刻恢復了看電視的權利）。同時午餐，同時午休。頭對頭，或者腳對腳。同時起來，看書或電視。同時晚餐。同時在房中走來走去地活動肢體，趁看守不在，在屋裡跑來跑去。然後，差不多同時洗漱，就寢。日復一日，月復一月。說不定，同樣失眠，思緒萬千。
從窗戶探出頭去，看得見隔壁敞開的窗戶和窗里射出的黃色燈光；甚至聞得到從窗里飄出的煙味。
不知是哪一位。覺得好神秘。
哪一位呢？
如果用一隻碗扣在洗手間瓷磚牆上，將耳朵貼在碗底，聽得見隔壁嗡嗡說話聲。不過更多時候是了無聲息。
了無聲息時，越發覺得神秘。這人在幹嘛呢？怎樣一個人？什麼時候抓的？為了什麼？當然有一點亳無疑問，這人肯定參與了民運，沒有逃走，或逃亡計劃失敗。
後來就知道了政治學所和楊百揆這兩個寫在信皮上的概念。
再後來，又知道政治學所叫做楊百揆的這人，性情沉穩，寡言。還知道，他整日裡和夜不成寐時，想他的孩子。我也想孩子。想尚未出生，也沒著落，根本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擁有的那個孩子。
事情不大一樣，但意思是一樣的。
隔離審查的好處之一，就是讓你們這些共犯不能相互「串供」，讓你們在孤立無援的狀態下，反抗意識降到最低限度，從而乖乖地聽任擺布。儘管在押的每個人可能產生同樣的感想，但視聽的隔絕，不可能讓同樣的感想相互碰撞，迸發出力量的火花。
所以，楊百睽在我的腦子裡繼續神秘著。直到有一天，他變得越發神秘。
那一天去昌平縣醫院看牙後，回到招待所。下車的當兒，我無意間往樓上一瞥。我想看見我那窗簾緊閉的窗戶，看看那窗簾是怎樣遮住了燦爛的陽光。不料卻看見了我隔壁的窗戶，看見了敞開的窗簾旁佇立著的半個人。那人著便裝，正從窗簾後往下看我們這輛車和車中出來的人。他幾乎是在我抬頭的同時，立即縮回了窗簾後邊。只感覺這人年輕、瘦、靈敏。
這就是楊百睽了，是我隔壁那人。我捂著腮幫子這麼想：楊百睽式的神秘。
從此便知道，電視機屏幕中那兩個相互隔絕的人，除了差不多同時做每一件事外，還有一件秘密的事，必也是同時做的：每逢聽到樓下有汽車聲時，走向窗邊，向樓下悄悄張望。不同的只是，我透過窗簾邊縫紉機扎過的針眼，而他則半隱在窗簾後邊。
楊百睽其人在我的腦海中一直神秘著，直到流亡多年之後，我從大陸傳來信息中再度與他相遇，竟是他的死訊。早在一九八九年之前，他已經出版了四部政治學專著、三部譯著、十二篇論文，卻在八九六四受審歸來十年後，突然離世。他的靈魂離開軀體四天後，人們才發現他在自己的宅子裡不辭而別了。
待續：（不知名的體改所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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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八九六四後，我被北京政保一處收容審查，關押在北京昌平縣招待所。與我關押在一處受審的，是參加八九民運的北京知名知識人：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走向未來叢書》主編，八九期間我任編輯的中國當代第一份獨立報紙《新聞快訊》主編包遵信；原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副局長、原福建省社會科學院院長，中國大陸知名的改革派理論家李洪林；中國著名法學家、憲法學者、中國首部《企業破產法》起草人曹思源；前北京『四通集團』公司綜合計劃部部長，六四事件天安門廣場四君子之一周舵；《河殤》總撰搞人、中國文化學者、後來的鳳凰衛視高級策劃、主持人王魯湘；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行政學研究室主任、與李克強同窗共同完成譯著《法律的正當正序》的楊百揆；以及一位的國家體改所女士（不知名）等。八九六四距今三十七年了，包遵信、李洪林、曹思源、楊百揆已先後辭世。我把當年逃亡中寫的有關他們關押期間的故事放在這裡，謹示緬懷和紀念。選自《告別陽光•八九囚禁紀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