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來客」住進高級飯店「戰鬥小組」亮明真實身份
1月17日下午5點半，重慶大學紅衛兵三人，西南局機關造反派二人組成的「戰鬥小組」，押著向西南建委造反派「借」來的程子華及其秘書，帶著中央電報，乘飛機飛赴上海。
因為程子華當時還擔任著國家建委和國家計委的副主任，到達上海後，「戰鬥小組」成員便冒充國家計委工作人員，給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處打電話，謊稱程子華從北京開會回來路經上海，有事要找華東局書記魏文伯、韓哲一商量。
這時上海同全國各地一樣已經處於大動亂、大奪權的「一月風暴」之中，上海《文匯報》、《解放日報》和一些基層單位已經被造反派奪權。官方傳媒播發了得到毛澤東高度讚揚的上海造反派的《告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並且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名給上海造反派發出了《賀電》。在這《賀電》的鼓舞下，15日已發生了一起由上海紅衛兵第三司令部聯合上海工總司二兵團向市級黨政機關奪權的行動，但因造反派內部矛盾，加上張春橋、姚文元對這次奪權行動未事先徵求他們的意見大為不滿，拒不予以承認，使這次奪權流產了。因此，這時華東局的機關日常工作仍在艱難運轉，華東局辦公廳行政處得知「國家計委」來人後，便派來人員將他們安排到了錦江飯店住下。
在錦江飯店，「戰鬥小組」先找來了華東建委一位副主任，從他口裡打聽到，華東局的幾個當權派，曹荻秋已被打倒，正在監督勞動；魏文伯已經停止工作，在作檢查；韓哲一還在造反派監督下管一些事務工作。他們分析，只有找韓哲一才可能打聽到李井泉的下落。於是，他們便通知韓哲一前來。並向程子華規定了韓哲一來時的講話口徑。
電話打出後，他們在房間裡足足等了兩個小時。
直到深夜，韓哲一才在兩個工人造反隊員押送下趕到飯店。
韓哲一到來後，事情卻又沒有像「戰鬥小組」預定的那樣進行，而發生了意外。
重慶大學紅衛兵和西南局機關造反派事後發表的同樣題名為《智擒李井泉》的文章里，對此有不同說法。按西南局機關造反派的說法，是韓哲一剛進門，程子華就問：「李井泉在哪裡？」而重慶大學紅衛兵的文章卻說，因為程子華在聽說了華東局幾個當權派的情況後，顯得神情沮喪，「戰鬥小組」擔心他不會再按他們規定的口徑說話了，便當機立斷，先發制人，等韓哲一一進門，一個紅衛兵便厲聲喝問：「李井泉在哪裡？窩藏西南人民的罪犯該當何罪？」……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出入？估計是文章的寫作者各有不同的動機。西南局機關造反派大概是為了說明程子華經過他們的教育，已經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而重慶大學紅衛兵則多半是為了表現自己在「毛澤東思想」武裝下如何發揮了大智大勇。
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有關方面查證這一事件時，才弄清楚了真相。
原來，韓哲一進門後，程子華果然不按「戰鬥小組」規定好的口徑，而是開門見山向他說明了真實情況：他不是開什麼會路過這裡，而是被紅衛兵押著來抓李井泉的（筆者當年在重慶還看到過另一種說法的大字報，稱紅衛兵在「革命幹部程子華」的「幫助」下抓到了李井泉。其實，所謂「幫助」的真相就是如此）。
重慶大學紅衛兵一看假戲不能再演下去了，便馬上掏出紅衛兵袖章、胸章，公開了自己的身份，並讓西南局機關造反派拿出那份中央電報給韓哲一過目，說是必須交給李井泉。要李井泉按照中央電報要求，回四川接受群眾批判。
韓哲一自然也不敢「封鎖中央聲音」，「對抗文化大革命」，便如實說出了李井泉在上海的住處——中共上海市委瑞金街招待所。
「戰鬥小組」為了防止走漏消息，「以革命的名義」將韓哲一扣留在飯店裡。他們得知李井泉帶有秘書、醫生、護士、保衛幹部、警衛人員共7人，還有警衛武器，而這些紅衛兵、造反派人又少，又手無寸鐵，怎麼辦？這難不倒他們，因為他們有的是「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即毛澤東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
上海市委招待所門前有警衛崗哨，當時還是不能隨便進去的地方。怎麼辦？「戰鬥小組」便派出兩人，立即去找上海市警局造反派求援。這時已是凌晨4點，滿城的造反喧囂已經停息，上海街頭只有寒風在撕扯著滿牆的標語、大字報，但自認為是在為真理而鬥爭的紅衛兵、造反派卻只感到「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
上海警局仍然有造反派在「廢寢忘食、夜以繼日」地堅持「戰鬥」。剛好在17日，中共中央批轉了公安部給各級公安部門關於開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要求公安部門「堅決執行和保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堅決支持革命左派，支持左派的一切革命行動（包括奪權『接管』）」。上海警局造反派聽了四川造反「戰友」的介紹，當即決定，派三人配合他們的行動。
招待所闖進不速之客紅衛兵坐上特派專機
一切安排停當，已到了18日凌晨6時左右。「戰鬥小組」押著韓哲一的秘書，到了李井泉住宿的瑞金街招待所。有公安人員引路，他們順利進了大門。進去時，李井泉的隨行人員正在樓下餐廳里準備用早餐。「戰鬥小組」給這些工作人員「宣傳毛澤東思想」，「教育」他們「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來」，「同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劃清界限」。看到有墮胎露出牴觸情緒，便質問：「你是保衛毛主席還是保衛李井泉？」——這樣的問題，自然只能作一種回答，當年確實壓服過許多人。
隨後，「戰鬥小組」留下幾人繼續對李井泉的隨員作工作，其他人與上海警局的三個造反派一起直奔二樓房間，順利找到了李井泉。他們先對李井泉進行了搜查，然後拿出中央電報給他看，並向他宣布：要將他押回四川批判。
李井泉大概早已從傳媒中了解到了與這份電報相同的中央精神，未對電報表示任何懷疑，只是提出應等醫院體檢表拿到後再走，這自然被紅衛兵、造反派認為是「耍花招」而否決了。
早飯後，「戰鬥小組」負責人、重慶大學紅衛兵向李井泉一行宣布：從現在起，一切聽他們指揮。李井泉和秘書、警衛及醫生一人跟他們一起回四川，其他三名隨員，在他們走後24小時內不得離開招待所，不得向外打電報、電話，其後自行回川，到成都向駐四川大學的「重慶大學八一五戰鬥團赴蓉挺進縱隊」報到。並且警告：若有違抗，後果自負。
——其間，還發生了一個小插曲，據造反派傳單記載，李井泉的一位隨員，在聽了造反派宣傳後，為表明自己與李井泉劃清了界限和堅決站到毛主席一邊的革命決心，衝過去打了李井泉一記耳光。這樣的「革命行動」，在「文革」結束之後自然是不會有好果子吃的。
然後，「戰鬥小組」找華東局要了一架專機，專機落實後，他們向成都方面打去電話，十分興奮地告之「貨已到手」，請派車於當天下午到機場接人。
當天上午，「戰鬥小組」押著李井泉、程子華等一行，乘專機飛返成都。
李井泉被秘密押往四川大學內的重大八一五挺進縱隊駐地關押，第二天凌晨，「挺進縱隊」用汽車將李井泉押往重慶。
1967年2月19日，重慶造反派八一五派在駐軍支持下奪權後建立的「新生紅色政權」——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在長江邊珊瑚垻召開了數十萬人參加的聲勢浩大的批斗大會，李井泉被武裝押送到會場，掛上黑牌，批鬥後用卡車押著在城內主要街道遊街示眾。以後他又遭到過幾次批鬥。4月底，李井泉被押回成都交給紅衛兵成都部隊批判。
從這年4月初到5月初，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周恩來主持在北京召開了中央關於解決四川問題的一系列會議。5月7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作出《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正式點名批判了「以李井泉為首的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嚴厲申斥他們「長期以來，把四川省當做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獨立王國。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等人堅持執行劉少奇、鄧小平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宣布撤銷李井泉的黨內外一切職務。從此，李井泉遭到了更加猛烈的批判鬥爭。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他頭上的「走資派」罪名才被推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