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轟轟烈烈大躍進的1958年夏季，我們高中畢業的青年學生，在中學校長「農村具有廣闊天地、農業大有發展前途」的號召下，高高興興的考入了××農學院。那時在職業選擇上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只要是為人民服務，建設社會主義就行了。在報考志願的選擇上全由學校領導安排，如果過於看重選擇志願，懼怕學校領導給扣上思想落後的政治帽子，到那時什麼大學也考不上了。當時同學們也認為挑剔志願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只能是盲目服從，聽黨的話，做黨的馴服工具，黨指向那裡就打到那裡，一生交給黨安排。九月一日，我們這些大部分來自農村不足二十歲的小青年，背上極簡單的行囊，踏入了大學校門。
一、1958學年
在最高領袖「高等農林院校辦在城裡活見鬼」一言九鼎的鬼使神差下，將建校已50餘年，結構完整的高等農業教學體系打破，學校從濟南城裡遷到泰安鄉下。人還是那些人，天還是那塊天，但「鬼」卻是不見了。前人早知今日，何必當初。望一時頭腦發熱的最高領袖，不要輕易否定我們先輩的作為。
將泰安的山東省部隊轉業幹部速成中學、泰安農校、泰安牧校、泰安二中進行了更大規模的遷移，實行了至上而下全面的瞎折騰。我們踏進學校大門的第二天，即投入了遷校搬家工作。將學校課桌課椅、實驗設備、圖書期刊、生活用具等，肩扛人抬，運至濟南火車站，火車運到泰安後，我們再搬運到學校。全校學生、教職員工、老幼家屬全面投入戰鬥，形成了龐大的運輸團隊。白天黑夜歷時一個半月，精疲力竭。上述幾個泰安的學校當然也不會例外。最糟糕的是遇到連雨天，搬遷物資在風吹雨淋下，與老天爺一樣在那裡哭泣落淚，嘆息它們的命運！這正是「破字當頭，立在其中」了。在「史無前例」中的北京農業大學、北京林學院等就更加悲慘。
遷校後還沒來得及作任何安頓，我們即馬不停蹄的又投入到「全民動手」完成全國1070萬噸大煉鋼鐵的戰鬥行列。學校整個操場豎起了一座座土高爐，砌起了一排排煉焦窯，狼煙四起，遮天蓋地，馬達晝夜轟鳴。我們班的40位同學一半去運鐵礦石（實際上是兩人抬一筐回來。是不是鐵礦石，含鐵量多少，誰也說不清），一半煉焦炭。運鐵礦石的同學2~3天才能返回，正如有的同學私下說，走在路上就睡著了。煉焦炭的同學12小時兩班倒。同學們倒班後灰頭土臉的鑽進宿舍就睡覺，既不洗臉，也不洗手，更談不上洗澡了。有的同學連飯也不吃，只顧睡大覺。
一日，夜間12點鐘，全宿舍區沸騰起來，大呼小叫，震耳欲聾，睡夢中的全體同學被驚醒，說我們學校煉出了第一爐鐵水，全校教職員工，全體家屬去給市委報喜。月光下全校紅旗招展，高音喇叭歌聲嘹亮，全體擁向市委。到了市委大門口，還得排隊等候，因為那時放各種「衛星」的單位太多了，市委也應接不暇。一直激動到天亮，我們才返回學校。吃過早飯，同學們摩拳擦掌，又繼續「大煉」了，但昏昏欲睡的同學們從內心深處卻不願再煉出第二爐鐵水了。然而卻沒有一位同學講怪話，發牢騷，最大的本事只能是默不作聲，黯然無語。因為同學們在中學親歷了1957年的整團，目睹了如火如荼反右派的戰鬥洗禮，一旦有點「風吹草動」，輕者被拔白旗（實際上就是批鬥），重者被扣上「資產階級小右派」的帽子，列為專政對象，那就更慘了。我們一直干到12月上旬，已是天寒地凍，屋裡屋外同樣結冰，凍得難忍。最後的結果是煉了一堆連煉鋼廠都不要的廢鐵渣，消耗了大量煤炭，投入的人力、財力無法計算，實在是得不償失，最後只能是不了了之，偃旗息鼓。前無古人的全民大煉鋼鐵在全國人民心目中卻成了永遠抹不掉的記憶。
接踵而來學校厲行「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教育方針，「知識分子必須與工農相結合，否則將一事無成」。「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我們不懂，但「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我們略知一二，就是天天拼體力勞動唄！這正是領導怕我們剛剛踏進學校大門的青年學生會變成「知識越多越反動」，「書讀得越多越愚蠢」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我們剛剛踏進大學校門，連一天課還未上，便戴上了「知識分子」這頂大帽子，真是一大幸事。於是我們背著小鋪蓋卷，步行下放到距學校30公里之外的山區勞動鍛鍊。任務是在大山里栽蘋果樹。每天均進行每人完成勞動量統計、質量檢查、思想總結、開展紅旗競賽……熱火朝天。那時我們是小孩子，年幼無知，思想十分天真無邪，用一種極幼稚的心態，熱愛我們年輕的社會主義，我們每天只管拼命勞動。我一天曾挖過1米見方的7個蘋果穴，折合一天要挖刨1萬6千公斤土石方，每天還要借著月光夜戰到晚上10點鐘，將白天挖好的樹穴栽上蘋果樹，澆足底水。過著披星戴月的生活，這話一點也不過分。
在這樣高強度的體力勞動下，我們每天吃的又是什麼呢？一天三頓蹲在地上吃煮地瓜，喝的是麵粉湯水，菜是腥臊難咽的蘿蔔鹹菜。乾的是牛馬活，吃的是豬狗食，睡的是鋪著一張薄席的土地。我們是在乘大躍進的浩蕩東風前進！真是「一天等於二十年」。
其中有來自城市的女同學，她們從來未吃過這樣的苦，幹過這種強體力勞動活。一天下午在山上刨樹穴時，一位來自城市的女同學對她的同伴說肚子疼，醫生給她吃了點藥，隊長讓她回宿舍休息。我們收工回來後，她疼痛得更加劇烈，隊長請示大隊部後，讓我們幾個男同學用小木板抬她去距城30公里的醫院，我們連夜兼程，連一分鐘也不忍心怠慢。初冬季節，到達縣城醫院後，我們的衣服被汗水全部濕透。剛到醫院她就停止了呼吸。
1959年春天，我們在山上植樹時，山上的巨石滾落下來，將下面植樹的同學砸死。它給人們留下太多的思考，他（她）們的死誰之過，連蒼天也難以回答。由於說不明的原因，這兩位同學變成了人間無形的冤鬼，溘然長逝，成了「活見鬼」的殉葬品。他們的家人沒有得到1分錢的撫恤金。來世一生，僅帶走了一口薄板小棺材。回想起來，實在使人無限的悲痛、傷感、惋惜、崇敬。有的同學在背後發牢騷說，我們拿著錢是來上學的，怎麼讓我們天天勞動啊！我們常想，無論國家怎麼發展都不能放棄讀書，任何時代都需要有知識的人。靠知識改變命運，在那個年代，雖然是幻想說夢，但有夢總比絕望強。在反右傾，鼓幹勁的社會主義建設中，上山勞動沒有幾點鐘之說，天天是天一亮我們就上山刨樹穴，剛吃完早飯就盼望著中午飯。中午飯送到山上，我們用沾滿黃泥的雙手，接過4兩重的地瓜面窩窩頭和一碗菜湯，狼吞虎咽，幾分鐘就吃完了，然後躺在山坡上閉目養神，連閒聊的力氣也沒有了。傍晚，夕陽西下後，我們才摸黑下山。
